非常之笔会

简翁

非常之笔会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上太阳升。 …… 这是我们少儿时期常唱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那时，人人都向往着能到北京去看一看。二十年后，真的美梦成真了。 那是公元1992年4月间，我接到北京一家刊物编辑部的来函，邀请我去京参加“全国首届哲理诗人”笔会。这一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那些年间，我经常从报刊上、电视上了解到，在北京举行的笔会，接二连三，我只是无缘。这次有了机会，我当然不想放过，况且又是在北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地方。我找到县文化局，试探着问他们是否能提供经费，回答是没有先例；再则经费紧张，自行解决。我又找到教育局，口径同文化局居然一致。最后，我把希望又寄托在学校，校长温洪如算是“仁慈”，同意报销来往的车费。我想：算了，不管自己贴多少，反正我一定得去。 一 5月24日上午8时，我从灌南启程，乘坐长途客车去徐州。下午2时许到站，经人介绍，我买了5时直快硬座票前往北京。 八十年代里，我无数次乘坐过灌南至南京（或南京至灌南）的长途客车，同现在是无法比拟的。乘坐火车，次数不多。那天，车厢里拥挤不堪，人满为患，空气龌龊，几乎令人窒息，到处都是乱糟糟的。不仅走道上挤满了人，转个身都很困难；甚至座位底下也躺着人。幸好我有个座位。 火车次日上午10时许到达北京南站。北京南站不大，有点类似六十年代的南京南站，或者是南京西站，并不宏伟。后几次转乘公交，在公交上，街道两旁，渐渐靓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窗外的一切，异常兴奋，甚至忘却了乘车的疲惫。当公交车路经长安街时，我觉得一路特别的清爽，两边的绿化特别得美，倍感幸福，空气中都是甜蜜的。 直到下午2时许，我才到达报到地点——《农民日报》社的招待所。来到所住的旅社，绿色植被爬满了山墙和屋顶。人们里里外外，三三两两，南腔北调都有，但都充满着幸福的喜悦。 随后，我拿了“会议日程表”。这次会议的日程共安排了7天，其中有2天的讲座，2天半的交流，1天半的观光旅游，以及开幕式、闭幕式、作品分析会等。 二 笔会开幕那天（5月25日），安排在《农民日报》社的会议室，场面很大，相当隆重。参加笔会的有二三百人。我一个小县城来的，哪见过这种场面？ 台上，就坐着著名诗人朱子奇，还有《农民日报》《诗刊》《中国工人报》的编辑，“鲁院”的教师等。笔会召集人之一——李青松宣读了《宣言》，朱子奇讲了话，无非是给《哲理诗》捧场的一些溢美之词。 后来，还搞了个签名仪式。当时，有很多学员纷纷和台上的人拍照、请他们签名……我呢，似乎没有那么狂热，自己把自己冷落在一边，搞得相当孤独、冷漠…… “嘭、嘭、嘭——”主持人发话了，“下午，我们在各个住所分组交流、分组讨论……”与会者，顿时感到一片漠然。 随后，各种议论在与会者中炸开了锅： “鲁迅文学院咫尺之间，为何笔会不在那里举办，却在《农民日报》社？” “在《农民日报》社的招待所报名，却住宿在附近的旅社里？” “按照通知，开幕式上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好多名人，为何未到场？” “开幕式内容，为何如此单调、松垮？” “下午的日程，为何被改动？” “……” 笔会的第二天早上，会址迁到红领巾公园旁边（棉纺厂招待所），所有与会者也“迁居”住到附近的另外两家旅社。据说，《农民日报》社的领导以为我们搞非法集会。 后来，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现、当代几位著名诗人，并聆听了他们的讲座，其中有朱子奇、牛汉、张志民、刘湛秋、李小雨及孙津、黄以明等，还有李小雨——李瑛之女、《诗刊》社的编辑。给我印象极深的是牛汉与刘湛秋。 牛汉，大个子，有着公牛的个头和公牛般的性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七月诗社”的成员，后因胡风一案而跟着倒霉。我最喜欢他的《华南虎》。此诗以华南虎作为象征，被囚在牢笼中的华南虎，代表着不屈的生命、执著的灵魂，与之相对的是禁锢自由、代表邪恶的铁笼，通过两者之间的激烈冲突，表现了诗人对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极度渴望。全诗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以物写心，对话、叙述和想象相结合，写得活灵活现，波澜起伏。 刘湛秋，个头不高，脑门一片开阔，四周“茅草”旺盛。原是《诗刊》社的副主编，著名翻译家。据说因“六•四”风波而被撤职、检查。他是我喜爱的诗人之一。我的诗《江南、江南》就模仿了他的风格。后来，我还知道他曾跟顾城谢烨之外的一个叫“李英”的女人有情感瓜葛。 总之，通过他们的讲座，我对他们的身世、创作经历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加深了对他们作品的理解。 笔会即将结束时，大会组织了一次联欢，在联欢会上，见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赵子岳老人。他个头不高，相当风趣。 纵观整个笔会，很多人认为“笔会是一个骗局”。疑点有四： 疑点之一——此次笔会不正规。大家都是到会后得知，此次笔会是非官方组织的，在当时属非法集会； 疑点之二——内容空洞、贫乏。日程安排不错，有条不紊，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重要人物没有出场； 疑点之三——组织不力。对评奖结果，很多人感觉不是以质论价，而是以订购《哲理诗》刊物的多少来给作品打等第； 疑点之四——《哲理诗》社名存实亡。充其量仅两三人而已，一是主编李青松——湖南小子，二是副主编黄以明——地头蛇——某刊物的编辑。 为此，很多人大呼上当，笔会中途便有人“打道回府”。 现在，再看《哲理诗》（1993年第一期），质量不容乐观，作品参差不齐，乃至印刷、版式等都有很多毛病。 三 正因为会议安排松散，借此游览了北京几处名胜，算是我到北京的一大收获。 5月26日下午讨论，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约了住在一起的张世江老师去亚运村看看。张世江，江苏六合人，市区一所中学语文教师，五十来岁，高个子，秃顶，也是第一次来北京。我们午觉没睡，就急急忙忙地出来，一路问询线路，一路转乘公交。到了亚运村，四处高楼林立，街道繁华，商铺琳琅满目，……我们也只能在亚运村的外围看看场馆，的确气派非凡，也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庞大的建筑群。随后，我们又匆匆忙忙地朝回赶车，生怕误了晚饭。 到北京的第三天，我的兴趣仍不在会上。5月27日吃个早饭，我便独自一人去了天安门。 我先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前，自觉地跟着人群，排着队，很快地从北门进入。北大厅是瞻仰参观入口和举行纪念仪式的地方，大厅正中安放着汉白玉毛泽东坐像，背景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巨幅绒绣壁画《祖国大地》。随后步入瞻仰厅，是停放毛泽东遗容的地方，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安卧在晶莹剔透的水晶棺里；水晶棺的基座四周，分别镶嵌着党徽、国徽、军徽和毛泽东生卒年份。接着，来到南大厅，北侧汉白玉墙面镌刻着鎏金的毛泽东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迹，抒发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坚定决心和豪迈气概。 从南门出来后，我去了人民大会堂。再次跟着人群排着队，按照规定好的线路，缓慢地依次地前行着，万人大礼堂一二楼、宴会厅、部分省市的会议厅及休息室……这时，我想起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孙世恺写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一文：“在天安门右前方，巍然耸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大厦，这就是人民大会堂。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在这里共商国策。……” 穿过宽阔的广场，越过长安街，走上金水桥，仰望天安门，我伫立良久，思绪万千……再转过身，回望广场，仿佛人头攒动，红旗如海，欢呼声不断…… 然后，我缓缓地迈进天安门的券门，继续向前行进，来到端门，又很快地进了故宫。初中语文课本中还有一篇文章《故宫博物院》：“在北京的中心，有一座城中之城，这就是紫禁城。现在人们叫它故宫，也叫故宫博物院。这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我在头脑中快速地释放故宫的信息。我按照浏览线路的提示，逐一地观赏着。每到一处，无不感慨万端。 从北门出来时，已是下午2时。之前，我在御花园，草草地吃了点垫垫肚子。我不顾疲劳，又上了景山。当来到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身亡在一棵歪脖老槐树前，我又伫立良久，思考着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靠的是什么呢？最后，我走向景山的制高点，俯瞰故宫，远眺天安门广场，一览京城轴线，领略整齐对称的布局神韵，品读气势恢宏的宫廷建筑…… 离开景山公园，一看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此时，我已感觉疲惫不堪，一步都不想挪动。无奈，只好一步一步地挪，寻找返程的公交。遗憾的是，我带的照相机虽是半自动的，但还是不太会用，不知为何老是卡机。没有一张留影。 5月29日那天，大会组委会组织全体学员游览长城和明陵。大家起了个早，然后上了一辆大巴，接着大巴一路狂奔，直向八达岭。途中，大巴车在一处山间停下休憩。附近有一处“阴曹地府”“十八层地狱”展馆，不少人买票进去。我跟着大家也进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西洋镜”，一片阴森，一片恐怖，前言中说“只是想要劝人为善,不要作恶,传递的是真善美的因果报应观念”。 车子继续向前开，到达八达岭长城的入口处停下，导游向我们作了要求后，我们一行人很快都上了长城，朝上手（向东）奔去，人人都有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势。我们一路上去，不知经过了几个烽火台。那时，我好在年轻，腿力不错。在时间过了一半时，我们便往回走。 在回程中，我们还先后路径努尔哈赤行宫、十三陵、圆明园，并一一作了短暂的停留。 5月30日上午，我和徐州的鲁为（笔名，在枣庄工作）去了颐和园。鲁为，高个子，岁数比我小，人很精明。那天，我们从东门进去，在湖的北岸，沿着游览的线路向西走，一直走到石舫，便折回头，然后从北门出来。颐和园的一趟真不冤枉，太美了！ 在北京游览的几天里，每次回来，我都是精疲力竭。刚到的那天，乘车路经天安门，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北京的绿化太美。后来，住在旅社里感觉还是如此。不知为何，每到一处，一切都不陌生。遗憾的是还有几处著名的景点未去。一是没有时间，二是钱带得不足。 会议期间，会址迁到红领巾公园旁边（棉纺厂招待所）。我们住在二楼，较之上一家招待所要干净利索些。奇怪的是早上出去，中午回来的时候，桌上满是风沙，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北京的风沙较大”。附近有一座“红领巾公园”，挺不错，很有特色。傍晚时分，园中人很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三三两两，也很静谧。我对公园中的“红领巾之歌”主题广场更感兴趣。北端矗立着“红领巾之歌”主题雕塑，五根放射形钢柱上镶有金光闪闪的火炬，背景环绕一个半圆型的浮雕，展现出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前程似锦。用花岗岩铺装的地面，勾画出一幅五星红旗迎着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霞光万道的画面，和平鸽在空中翱翔、青少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和平美好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广场两侧青松翠柏前，依次矗立着雷锋、刘胡兰、王璞、刘文学、卓娅、小萝卜头、张锦辉、罗志群与邓金娣八组英烈塑像，塑像周围鲜花环绕，绿草如茵，整座广场庄严、凝重。每个塑像周围，都有一片小小的开阔地。这些落成的少年英雄雕塑群像，将中国革命不同历史时期的杰出少年英雄人物的故事，展现在红领巾游客面前，激励当今儿童奋发向上。 不远处，还有一组雕塑是十二生肖，每个雕塑不足五十公分高，很适宜幼童玩耍。 四 回程时，我去火车站（比较有些气派的那个）买完票出来，走到公交站台，发现自己被盗了。可恶，在北京居然也有如此现象。幸好，我有先天之明，身上的钱虽然不多，总是分开放着。 在火车上，我坐在某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靠窗口的位置，随后来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她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想何来这艳福，聊了几句，口音如此亲切，一询问，竟是同事加邻居徐海涛的小姨子，车道那边坐着她的父亲和哥哥。此次车厢，比去时要利索的多了，也觉得很快。天刚亮就到徐州，我立马买了去港城的火车票，随后乘坐长途汽车回到县城。 此次行程全部结束。 无论是在北京的日子，还是回校以后，一种被蛇咬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果不其然，不久，《青春》杂志1992年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披露了文坛上类似这一套的骗局，他们借笔会名义，大发横财。尽管如此，笔会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我又接连收到好几家文学编辑部的邀请，这时的我却不屑一顾。 后来，参加这次集会的一些诗友，根据会上留下的通讯地址，给我寄来诗集，如张平安的《路在脚下延伸》、张晓平的《青青橄榄果》、孙建军的《善良的孩子》、李青松的《灵魂的家园》，以及《哲理诗》（1993年第一期）。 我参加这次笔会的作品是一组《〇的断想曲》（五首），后来刊登在《哲理诗》（1993年第一期）上，并在此次笔会上获得一等奖。这些对我已无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