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天山，缘系人间事，杯酒话当年

文心--840128

酝酿了好几年的“重走天山”计划终于成行了， 2024年8月29日下午15：05时，我们一行10人乘坐南航CZ6306航班，从西安飞往乌鲁木齐，18：25时顺利到达地窝铺机场。开启了我们的“重走天山”之行。

从乌鲁木齐到南疆、北疆，马不停蹄地跑了差不多一个月，9月27日下午回到乌鲁木齐。谢光秦大哥为我们在“楼兰牧歌”巴里坤厅预订了9月29日的私宴。无奈妹妹们归家心切，早早就定了28日的返程票，辜负了大哥大嫂的一片盛情。

29日中午，大哥大嫂、亚萍、郝静和爱人、我和爱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上世纪六十年代，亚萍的爸爸王伯伯是训练大队大队长，我爸爸是训练大队政委。他们搭档多年，配合默契，堪称黄金组合。郝静的爸爸郝孝发叔叔是训练大队的政治教员。谢光秦大哥68年入伍就在训练大队。

训练大队68年兵是西安兵，全部是老三届学生，是当时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批兵。谢大哥说，大队长和政委对我们特别重视，重点培养，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我当兵一年多就提干了，这在当时的部队几乎没有先例。我们10个68年兵之后有7个都提了干。

1969 年5月，青海独立师与新疆独立师换防。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下面这张照片是训练大队指战员在西宁老营房前的合影。

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加上境外势力（主要是苏联、英国）的渗透插足，那个年代新疆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突显。对于执政党来讲，边疆的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稳定压倒一切——更何况又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是这个时期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爸爸1967年的时候就在青海省参加“支左”工作，到新疆以后奉命带领训练大队的指战员在乌鲁木齐厂矿企事业单位“支左”。他们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段特殊时期的特殊工作，对于这些年轻的干部和战士们是非常大的锻炼，这批年轻人之后不论是继续在部队服务还是在地方工作，都成为各自单位和部门的中坚力量和翘楚先锋。

1975年，部队精简整编，新疆军区独立师机关建制撤销。一部分干部参与组建吐鲁番军分区，一部分干部到乌鲁木齐警备区。师长刘恒臣任吐鲁番军分区司令员。谢光秦大哥也到了吐鲁番军分区，之后又参与东疆军区的组建工作。后来又到新疆军区总医院任副院长。

郝静讲了一段我们以前不曾听过的小故事。郝叔叔是个知识分子，入伍后一直在训练大队任政治教员。好多年过去，入党问题都没有解决，原因是政审过不了关。一个讲马列主义的政治教员，却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我爸爸决定彻底了解一下问题所在。于是爸爸带上张振汉叔叔到郝叔叔的老家搞调查，了解到是郝叔叔的哥哥在反右斗争扩大化时期被戴了帽子。事情了解清楚以后，爸爸亲自做了郝叔叔的入党介绍人。郝叔叔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后来成为乌鲁木齐陆军学院的政委。说到爸爸和叔叔们的关系，郝静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弟兄们”。

亚萍和我大妹媛媛是同学，她讲到她们在学校和独立师师部幼儿园的一些趣事，讲那个时候张九林大哥是训练大队的上士，后来是事务长，每个周末，她们坐着张九林大哥的马车回家，她们在马车上迎着风唱着歌，快乐得不要不要的。童年生活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憧憬。童年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件好玩的事，常常让我们忍俊不禁。

亚萍也是我的战友。那一年我们一起从父亲的军营走进我们的军营。她在电话站，我在卫生队。新疆军区通信总站的大院里到处都响彻我们嘹亮的歌声，到处都印有我们坚定的足迹，到处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身影。那是一段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过往，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也是回不去的青春岁月。

我们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爸爸的所有战友们，或者说我们见到的所有军人，我们一直都是叫伯伯，叫叔叔，叫阿姨的。只有到了训练大队的这批68年兵时，他们才成了兵哥哥，只有见到了他们时，我们才长大，我们结成了兄妹一般的情谊。当兵以后，这些兵哥哥也会时不时地来看我，给我带好吃的大白兔奶糖，带脆甜脆甜的大苹果。我妹妹当兵在南疆叶城152医院，那么偏僻那么遥远，光秦大哥曾经千里迢迢去看她。那些消逝的旧时光啊，有我们最怀念的过去。

我们坐着，说着，不觉时间的流逝，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蓦然发现，原来完美已渐渐老去。怀旧，是因为那是个最好的年代，那里有最好的我们……

让我们举杯，为那些即将逝去的，也为了那些永远留在心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