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趣考帖文选（20）Ⅱ鸿鹄方志馆

李昌杰

总觉得二轮《杭州市志》的《人物卷》中某些人的“小传”是传主生前“自撰”或者是家属代为撰写的，不象是地方志的编纂者组织专业人士撰写的。比如这样的句子：①大学期间，接触革命，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小队长。②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③偕妻子×××回到祖国。④1990年7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以上这几句，象是专业文字工作者的手笔吗？什么叫“接触革命”呢？尤其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事，不止一人的小传里提到，提法还不一样。比如：①1990年7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③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这事，是应该在小传中显摆的吗？突然想起来，2014年12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享受岂能是头衔》，文章写的很有意思，现摘录两小节如下：

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常见报刊上或会议上介绍某人时，或在名片上印头衔时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甚至追悼会上也不忘加这一条。这个"津贴"施行于20多年前，那时知识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据，于是为一部分精英人才发津贴，有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之意，后延续下来。不想这倒使一些人用来做了终身夸耀的资本。动不动就"我享受国务院津贴"（类似提法还有"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之类）。事情虽小，却关乎价值导向和社会风气。津贴是什么？就是生活补助。正常情况下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补助，如果真拿了别人或政府给的补助也会心怀忐忑，低调处事，加倍工作。现在反过来了，把"津贴"挂在嘴边，印之名片，显于报章，足见其浅。此现象文科多于理科，而犹以书画界为最。媒体也无知，跟着捧。就像某一级首长，在单位吃小灶，出门坐小车，这本是一种生活、工作待遇。如果每开会或印名片，都要称：享受小灶、小车者某，这成何体统，他还算个首长吗？

记得当年我在基层当记者，跑乡村学校。那些最基层的乡间知识分子生活困难，窘迫拮据。县里重才，就特批给一些老教师每逢重大节日可享受二斤猪肉的供应。但我从未听到过哪个教师自我介绍：享受猪肉二斤。居里夫人是唯一得过两次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但她从不拿这个奖说事，还把金质奖章送给小女儿，在地上踢着玩。无论大的还是小的知识分子，无论做事还是学问，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脚踏实地，不欺世盗名。

打开《杭州市志》，哪哪都是西湖！天津方志专家郭凤岐在为二轮《杭州市志》撰写的评论文章中说“西湖是杭州的根与魂，没有西湖，杭州的兴衰就失去了依托，人间天堂的美誉就失去了内涵。”

比起西部的长河饮马，西湖当然属于婉约，比起长城的莽荡回环，江南当然属于阴柔。然而，假如我们不只是面对西湖，而是面对文化，我们面前就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景观。西湖是巧小的，西湖文化却是博大的，博大得厚重，博大得浩淼，博大得涌动着风云之气。如果说西湖只是一个点位，它的确不算大，但就是这样一个点位，却牵连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版图。

世间所有珍贵的器物，都附着有曲折动人、神奇浪漫的故事。大到江河湖海山川峡谷，小到笔墨纸砚金银珠宝，无一不是如此。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没有故事吗？有！兰亭序元青花鸡缸杯茅台酒没有故事吗？有！包括我们杭州的西湖也是这样！放眼全国，无论水量、面积，西湖算是独一无二天下第一吗？绝对不是！但西湖有“苏堤”有“断桥”有许仙白娘子有苏轼范仲淹，其他湖泊有吗？没有！茅台酒比二锅头好喝吗？喝多了不醉吗？多喝能长寿吗？都不是！但为什么茅台酒可以价值连城而二锅头就只能与白菜萝卜为伍呢？茅台酒有数不胜数的美丽故事和动人传说，而二锅头只是酒！[呲牙]

我们的地方志缺什么？一缺故事，二缺会讲故事的人！[偷笑][呲牙]

赵朴初的字，无论是大众审美还是专业视角，在中国书坛都不遑多让！首轮《杭州市志》的封面书名由赵朴初题写，每每拿起，爱不释手。二轮《杭州市志》的封面书名改用了印刷体，每每看到，扼腕叹息！

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方志界的许多做法都不符合“两个确立”、“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偷笑]中央的大部分报刊的刊名都使用“个人题签”，地方志的书名却禁止使用“个人题签”；中央的报纸既记述事实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地方志却坚持“述而不论”；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活人传记，地方志却坚持“生不立传”；新华社每天都在“一稿多投”，地方志的所有期刊都反对“一稿多投”！[偷笑][呲牙]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下去就有人站出来给你红脸了！生活中开不起玩笑的人多的是，幽默并不适用于所有人，一天到晚吊着脸等着呛你的人到处都有。[偷笑]

首轮志的时候，大部分都使用“个人题签”，二轮志就基本不见了，也有，很少，比如《绍兴市志》《大同市志》。《绍兴市志》集的是鲁迅字，这算是打了个擦边吧，谁也不好说什么。《大同市志》可是用的当代书家，那字，真有功夫，怎么看怎么舒服。[强][呲牙]忽然想起，中国地方志办公室里是不是没有书法家啊？怎么觉得话里话外透着一种酸酸的味道啊！哈哈，不说了不说了，下题了下题了，抱歉抱歉！[偷笑][握手][合十]

就象任何人都避免不了害病一样，任何一套地方志都避免不了出错，尤其是在字词和数据方面的错误，任何一套志书都在所难免，无非错误的大小和是否关键的问题。比如二轮《杭州市志》的《编纂始末》，时间落款为“2015年10日。”这算是个错误吗？肯定算。算是个“大错误”或者“关键错误”吗？肯定不算。这和某年《兰州年鉴》的汉拼弄成了“lanzhouniaojian”、《九寨沟志》的汉拼弄成了“jiuzhaiguozhi”一样，算是个错，但在可以容忍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有些错误，就让人难以权衡了，比如姓名错误，你说事大事小？[偷笑]

某卷《深圳市志》把“冀祥德”弄成了“翼祥德”，这书还恰好是“方志出版社”出版的，你说这事算大算小？这要是在“WG期间”，再碰上个喜欢上纲上线的人，结局会怎么样呢？2010年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上，时任总理温家宝的名字被弄成了“温家室”，这个错误算大算小呢？这个事后来被“传说”无限放大，说是有十几个人受到了处理，其实没有，一个人也没被处理，总理一个电话，大家一切如常。总理都对此“云淡风轻”了，其他人还好意思计较吗？[呲牙]还有数据方面的错误，这个在新编志书中太多了，不用举例了。古代的史志就没有这方面的错误吗？肯定也有。比如《史记》中说白起“坑杀赵军40万”，一直有人对此“颇有微词”，40万人啊，说活埋就能活埋？是不是太史公老眼昏花手颤抖所致呢？[呲牙][偷笑]

首轮《杭州市志》的主编叫任振泰，我看过任先生两篇文章，一个是发表在2001年第五期《浙江方志》上的一篇体会文章，另一篇就是附在首轮《杭州市志》后面的《后记》，这篇《后记》落款是任先生个人的名字，文风朴实无华，言语恳切真诚。二轮《杭州市志》的“后记”叫《编纂始末》，落款为“编者”，文章最后一句为“由于我们编纂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许多不足，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这种口气的句子，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比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等。[偷笑]

九本《杭州市志》中有一本叫《杭州市志（志余）》，原以为这会是一本有趣有味有料的“杭州版”《聊斋志异》，看到书以后才知道，里面主要是“口述”，也可以说是“访谈录”。我发现江浙一带的地方志编纂者格外喜欢弄这玩意，《萧山市志》专门弄了一本，300万字，全是这东西。《杭州市志（志余）》中的“访谈录”占比也不小，全书486页，“访谈录”占去101页，也够可以了。“访谈录”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面之词”，其可信度、真实性都是要打折口的。《蒋介石日记》都知道吧，按说日记这东西的可信度应该很高，至少比“访谈录”高，但即便是这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专家杨天右在谈到蒋介石和他的日记时仍然说：蒋介石中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且复杂的一个人物，有大功也有大过。他的日记对认识蒋介石本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有重要的意义，不看，会是一大损失，但如果看了全都信，那就上当了。

《杭州市志（志余）》中的访谈录有好几篇的当事人都是曾任市长，这些人一生接受过无数次媒体访谈，应对媒体的技能已不仅仅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而是炉火纯青驾轻就熟，谈笑风生间尽显套路，看上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一副谦卑姿态，但张驰有度的字斟句酌尽显“舍我其谁”的不可一世！其中有个官员说，我在位时间不长，只干了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几乎囊括了杭州市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我一生干了两件事。”这口气何其耳熟，谁才配如此云淡风轻呢？让我们共同来看看原版：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知道这是谁说的了吧？[呲牙][强]

正在电影院里看《哪吒》时手机收到快递短信，知道是购买的《临安市志》回来了。临安原来是个县，还编纂有《临安县志》。后来撤县改市，又编纂出版了《临安市志》，再后来，临安成了杭州市下面的一个区，市改区是2017 的事，至今才刚刚七八年，所以没有《临安区志》。

春节前上网搜集关于临安的资料时发现，2024年11月28日，临安区就举办了关于第三轮修志的培训班。现在的培训班大都一个模式：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官员按照讲稿讲几句（领导在这种会议上一般不脱稿发挥[偷笑]），然后是史志办公室主任讲几句，再然后，外请的和尚开始念经。讲课人也不顾下面的听众构成，一上来就开始“科普”，从《越绝书》开始滔滔不绝。忽然想到林彪讲课的故事：延安时期，林彪被邀请到中央党校讲马列课，大家都备了纸笔，准备记录下这位名震天下的抗日英雄之教导。可是林彪上来后只说了一句话：“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讲完了”，说完走下讲台，众人目瞪口呆。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南领导人向林彪请教如何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林彪从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熬”。

第三轮志书该怎么修，随便谁都能出来指点江山？我有点怀疑。电影《哪吒》上有句话，我认为应该打在所有培训班的背景墙上：“父王只是想用自己的经验为你谋个幸福，但现在看来，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你的路还需要你去闯。今后，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吧！”[呲牙][强]

偶然看到，《杭州市志》主编任振泰说，参与《杭州市志》“编纂工作的先后有2054人。”任主编真是个有心人，把参与市志编纂的人员精确到个位数！[强]真想知道：他是怎么统计的？怎么做才算是参与了市志的编纂工作？谁确认才算数？前些日子研读《南京市志》的时候发现，市志办公室主任说“上万名编写人员参与其中。”南京和杭州都是省会城市，都是方志文化大省的省会城市，参与编纂市志的人数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吗？南京方面有没有精确到个位数的人数统计呢？

几十年前的乡镇，定期都要向县里汇报生产数字，其中经常听到的就是“抗旱浇麦多少多少亩”之类，其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某某秘书的脑子，无论县里什么时候打电话要数字，他总能张口就来，不但张口就来，而且每次都能把全乡“抗旱浇麦的亩数”精确到个位，并且还能随口举出有名有姓的例子。比如某某村的某某人，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几口井几台抽水机等等，还说自己下午刚刚才从这家人的地里实地看过。一个乡几万亩麦子，一个乡几十个村子，以前又没手机又没小车，秘书怎么会随时随地说出全乡的抗旱进度并且精确到个位数的呢？当年为这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偷笑]

上一次在地方志中看到一个稀见的精确数字还是在五年以前。那时候正在写关于甘肃地方志的读书笔记《甘“志”如饴》。有一天正在翻阅《嘉峪关市志》，偶然发现他的印数为3257本。地方志的印数精确到个位，之前还没碰到过，瞬间觉得新奇怪异。打那以后就落下一个毛病，每看一本志书都会不自觉的去看一下他的版权页，看看有没有精确到个位数的印数，并顺便扫一眼字数，生怕突然出现的精确到个位的字数被我漏掉了！地方志的字数真的会出现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吗？世界上有许多事，越想越无聊，可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想。[偷笑][呲牙]

扒拉了大半天，也没从《杭州市志》中找到关于“风波亭”的条目。杭州真的有一个风波亭吗？岳飞真的是在风波亭中遇害的吗？风波亭杭州真有，但要说岳飞是在风波亭里被人杀害的，就有点想当然了。有专家说，人们只是用“风波亭”代指南宋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并非是说岳飞就是死在风波亭。就象北京的天安门，人们常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并非是表示自己喜欢这个古建筑，而是用“天安门”代指毛主席或者党和国家。

为什么说“岳飞在风波亭遇害”这个传说不靠谱呢？首先，作为南宋最高法院的大理寺位于当年的临安城北边的余杭门内，离钱塘江甚远，即便是真的有一个所谓的亭子也断不会以“风波”命名；退一万步讲，即便是真有这么一个亭子，宣旨杀人，毒酒赐死，有必要放在一个四面没有遮挡的亭子里进行吗？是为了显示风雅还是为了让岳飞凭栏抒怀呢？显然不合情理。作家夏坚勇认为：所谓风波亭，其实只是后人在戏剧舞台上为了“表演”需要而设置的，是渲染忠良无端被祸的一种隐喻和符号。

中国传统戏剧中以亭为戏的剧目很多，随口可以说出来的就有牡丹亭、望江亭、拜月亭、风仪亭等，有时候尽管剧情与亭子没有任何关系，也硬是要在舞台上放置一个亭子，那是为了视觉上的审美需要，让舞台看上去更有感觉。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亭子，再多一个又何妨？大众之所以欣赏这样的无中生有，是因为他体现了一种民心向背和历史审判，从此以后，风波亭就以其锋利的存在感固化在一个民族的心灵创口上，用疼痛和愤慨警示我们的千秋万代……

情绪归情绪，逻辑归逻辑，当情绪取代逻辑，真相就无从谈起。首轮《杭州市志》在《城乡人民生活》一节说：“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又比如，在《大田作物》这一章说：“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市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形成了又一个产量低谷期。”这些表述不对吗？有错吗？当然对，当然没错，如果是机关写材料，这几句没一点问题，但如果是地方志，这样的表述就值得探讨了。[呲牙]

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劳动人民”，什么是“极端贫困”，什么是“巨大变化”，什么是“受到影响”，什么是“低谷期”，这都需要数据而不是情绪和形容词。一个人有50万算不算“极端贫困”呢？如果这个人是上市公司老板，账上仅剩50万了，那这公司就是破产了，老板离跳楼只差一个“心态”！如果这个人是小县城的普通居民，无车贷无房贷无外债手里还有50万闲钱，那他就会哼着小曲弄二两喝喝。再说这“旧社会”和“劳动人民”，都需要有个定义，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巨大变化”也需要有数据支撑，不是你说“巨大”就“巨大”的。

严格来说，资料性的东西就得是扎扎实实的资料，数据和事实之外的情绪一丁点儿都不能有。但人家说了，这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也是崇尚真善美的，没一点立场观点是不行的啊！想想也是，连字典这样的纯工具书，也有带“观点”的解释。比如“玩”，字典上竟有“玩弄女性”的解释；“纍”，竟然有“小孩是累赘”的解释；“倭”，竟然有“指日本”的解释！现在连地方志都不让称日本人为“倭”，你字典这么搞是几个意思？哈哈，听说杭州已经有人控告字典了，不知一审结果如何！[偷笑][强]

时常想，地方志中的《大事记》就不该叫《大事记》，而应该叫《杂录》或者《鸡零狗碎大杂烩》，尤其是古代部分，根本谈不上是“大事”，而是知道什么记什么，搜集到什么记什么，旧志中有什么记什么，至于算不算是个“大事”，顾不了那么多了。[偷笑]

举例：宋度宗赵禥死于1274年8月12日，再准确点说是咸淳十年七月癸未日。南宋的皇帝死了，这事无论是国家还是临安，都不算是个小事吧？即便是这个皇帝才活了三十来岁，但他毕竟是南宋的皇帝呀，史也好，志也好，不能没有这一笔呀！可是，贯通古今的《杭州市志》楞是没把这事当个事，《大事记》根本就没有1274年这年的记录，一个字也没有。哦，对了，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因为有这样一条记录：南宋年间（1127～1276），南宋画家以画点景，绘成杭州“西湖十景”，即苏堤春晓、麯院荷风、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落照、两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看到没有，皇帝驾崩这事记不记无所谓，风花雪月花鸟虫鱼这事，不记可不行！活脱脱“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偷笑]

钟鸣鼎食的一代帝王才三十多岁就驾鹤西去了？这孩子咋弄哩？夏坚勇在他的名作《庆历四年秋》中说：“南宋末年，国势倾颓，风雨飘摇，朝政腐败得一塌糊涂。”“宋度宗本来就是个天生的智障儿，这时候索性一门心事享乐，把王朝苟延残喘的希望都寄托在贾似道身上。”并披露：“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閤门谢恩，以便记录在案。在当今皇宫的閤门之下，最多的时候一个早上竟然有三十多名谢恩者。”一个早上有三十多个嫔妃过来报备，这皇帝不早死才怪呢！[呲牙]

世界上所有的灾难都是突如其来，而所有的美好都是缓慢而悄无声息的，浑然不觉暗香盈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开”，比如太阳慢慢升起，气温慢慢回升，花儿慢慢绽放。查阅《杭州市志》时查到了龚自闳，觉得旁边应该是龚自珍，但前翻后翻上看下看，横竖都找不到龚自珍！于是就觉得这是《杭州市志》的失误，怎么会错失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呢？又一转念：不应该呀！以南方人的细致与缜密，不可能会有此失误！于是就慢慢翻慢慢翻，终于在160页之后，找到了“龚丽正龚自珍”的条目，原来，《杭州市志》的编纂者把龚氏父子放在了《家世人物》这一章，与《人物传略》隔开了！[呲牙]

龚自珍的太爷爷叫龚斌，爷爷叫龚敬身，父亲叫龚丽正。按这个辈分排，龚丽正的父亲应该是龚敬身，其实不对，龚丽正的父亲叫龚禔身，龚丽正是龚禔身的次子，他过继给了龚敬身，也就是说，龚自珍的爷爷实际上是龚禔身。

很多人知道龚自珍都是因为他那首“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杭州市志》在介绍龚自珍的时候也提了提这首诗，毕竟太有名了，不提提说不过去。但可能是也觉得有点老套了，只是说了说题目，没再照搬原诗。地方志最大的毛病就是记录了众所周知的东西，少见有人所不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招人待见，这是原因之一。还拿龚自珍说吧，任何一种介绍龚自珍的文章都不能再提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材”了，因为大多数人知道他就是因为这个，你再叨叨有什么意思呢？你应该传达一些有人还不知道的信息。比如，龚自珍还说过：今日之中国，朝廷中见不到有才华的官员，街头见不到有才华的小偷，民间连有才华的强盗都没有！[呲牙]

首轮《杭州市志》第四卷的彩版中有四五个整版刊载的都是以前的票证，包括我们这些六O后所熟知的布证粮票等。我是一九七九年参加的高考，当年去学校报道时，身上携带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书本，而是全国粮票。现在的年轻人都没见过布证粮票，也理解不了这东西当年为什么会那么珍贵。

纸品收藏向来有“百年无废纸、千年纸成金” 的说法， 这是因为纸张作为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文献价值，今人要考察几百年几千年之前的事，纸品不失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旁证，纸张中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仍然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成为了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依据。宋版书一页万金，堪称收藏界最贵的纸品，也是“百年无废纸、千年纸成金”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纸品收藏是指收集各种类型的纸制品，其范围非常宽广，常见的纸品类藏品主要有：图书、报刊、家谱、宣传画、年画、海报、藏书票、地图、照片、邮票、烟标、名人字画（书法、绘画等）、碑帖、剪纸、纸币、挂历、明信片、信札、信封、日记、旅游参观券（景区门票）粮票等各种票证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纸币、纸质身份证、报纸等，都会逐渐消失，并且为时不会太久。现在的幼儿园孩子长大以后再看见纸质百元大钞时，已经是收藏品了！对人有害的烟酒没有消失并不是政府害怕失去税收，而是因为大众需求，大众有需求的东西，想消失也难！纸币消失是因为有更便捷的存贮和支付手段，报刊消失是因为人们有更便捷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胶卷消失不是胶卷的错，但历史并不会因为你“无辜”就网开一面，“方便”永远是人们喜新厌旧的最佳理由，所有让人们“可费事可麻烦”的东西，都得退出历史舞台，迟早的事。

毛主席在1958年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市志》会这么认为吗？会把他收入《人物卷》吗？《杭州市志》显示：“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来杭州。在杭期间，主持起草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单看这一句，有点平淡无奇。但仔细一想，前一天就是主席60大寿生日啊！1953年12月26日这一天，他是在火车上度过的。他的专列12月24日离开北京，经南京、过上海，于28日零点抵达杭州，一直到1954年3月17日夜才回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来浙江杭州，也是住得最久的一次，但这个背景，志书中不显示。

官方权威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6年27年间，毛泽东到各地巡视、开会、休息、养病约2851天，按每年365天计，在外地有近8年时间。其中，毛主席生前曾53次亲临浙江，其中52次在建国后，在浙江度过了785个日日夜夜，其中784天是建国后。两组数据相对照，意味着毛主席建国后每在北京以外呆的3.6天中，就有一天在浙江。建国后，毛主席钟爱两座城市，一座是拥有东湖的武汉，另一座是拥有西湖的杭州，他习惯在东、西两湖畔生活、工作。一直以来，有关主席来湖北多一些，还是来浙江多一些，是有争议的，而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主席在西湖边工作、生活的日子略多过东湖。毛主席第一次踏上浙江的土地是一场意外。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会场被警察搜查。8月1日，部分代表先到嘉兴，订好开会的游船，次日，毛泽东等乘火车抵达嘉兴，会议从上午11点开到下午6点，毛泽东没有留宿，连夜转道杭州返回湖南。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来浙江，主要住在杭州，短时住几天，长则两三个月。辞世一年前，1975年2月8日，主席最后一次来浙江，在杭州住了两个多月，直至4月13日。他曾动情地说过，浙江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高规格的全国性会议基本都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时代，他在杭州至少主持召开27次重要会议，其中5次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后32次会见来自28个国家的40批重要外宾。他在杭州完成名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解放后的340首诗作，有十多首作于杭州。工作之余，他几乎登临了杭州附近所有大小山头，北高峰就上去过3次，还3次畅游钱塘江。

假如我是《杭州市志》主编或者编纂委员会主任，我一定专设一编叫《毛泽东与杭州》或《毛泽东的杭州岁月》！可惜我不是，所以只能是说说。[偷笑]

《杭州市志》不止一处说杭州是“七大故都之一”。以前总见人说古都古都啥的，突然见有人刻意改“古”为“故”，就觉得有些怪怪的。到底是“古都”呢还是“故都”呢？郁达夫有一篇散文叫《故都的秋》，很有名，但他说的不是杭州是北京。郁达夫也写过关于杭州的文章，比如《杭州的八月》，但仔细掰扯半天，也没看见“故都”二字。

中国最早论述“古都”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第一次提出“四大古都”的概念，这“四大古都”是西安、洛阳、南京和开封。后来加上北京成“五大”，加上杭州成“六大”，加上安阳成“七大”，再后来，郑州也挤进来了，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八大古都”，媒体上也都使用的是“古都”二字，没见有使用“故都”的。国际上原来有个“七国集团”，后来把俄罗斯也弄进来了，叫“八国集团”，再后来，老毛子实力不行了，再加上人也操蛋，大伙一合计就把他开了，还叫“七国集团”，这次美国总统一换成特朗普，风向又变了，又想拉拢俄罗斯了，特朗普对普京说：还进来吧兄弟？普京笑笑，说：爬鸭子吧，你说进就进？[呲牙]

有些文字的使用很难判定对错。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梅花，究竟是应该说“腊梅”呢还是该说“蜡梅”呢？唐代以前，未见“蜡梅”的用例，“蜡梅”之名应是北宋京洛一带的人所起，经苏东坡、黄庭坚的阐释定名而流传至今。《全宋词》中“蜡梅”出现50例，而“腊梅”仅8例。但在宋代以后，“蜡梅”的用例远不如“腊梅”普遍，如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水浒传》没有“腊梅/蜡梅”的用例，《西游记》《红楼梦》中只有“腊梅”。考察现代用例也是如此，如1946年至2017年2月的《人民日报》中，“腊梅”314例，“蜡梅”仅22例。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巧不成书”，所有的“巧合”背后，不是“天意”就是人为的运作！而所有的“运作”，都是需要“成本”的。[偷笑]

首轮《杭州市志》的相关评论，网上几乎空白，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太长早已“淹没”还是压根就没有。二轮《杭州市志》的相关评论文章，明显有人操作，不然的话，以《中国地方志》贯有的“傲慢与偏见”，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连续刊登关于二轮《杭州市志》的评论文章？又怎么可能是诸葛计郭凤岐这样早已淡出视野的业界大佬重出江湖为其摇旗呐喊？

其实，首轮《杭州市志》出版以后，相关的推介和评论并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大腕发声，之所以没有最终形成一定的声势，估计原因有二，一是声音有些微弱，二是相关大腕“颇有微词”。举例：主编写了一篇关于《杭州市志》的推介文章，可惜字数太少，且是发表在地方期刊上，现在的地方史志期刊都只印刷千把本且是内部发行，影响力自然微不足道；另，业界大佬仓修良先生曾就《杭州市志》发过声，可惜这声音有人听起来不怎么顺耳，所以就少见传播，也因此或多或少影响了其他发声。

仓先生的原话如下：《杭州市志》的重点与特点是什么?我虽然住在杭州，也并不知道，因为直到他们全部志书出版，我还是不大清楚。因为他们是出一本送一本给我，直到最后一卷的《后记》中我才看到，在“分卷时把‘文物’、‘风景名胜’、‘旅游’、‘民情风俗’列为第二卷，突出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城市的地位”。我认为单靠这个篇目，所写的内容来突出杭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旅游城市的地位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几个内容即使那些非历史文化名城也照样都可以列出，如果不看内容，只看篇章名称，无论如何也反映不出杭州的特色。

2024年冬，我们没有遇到一场象样的大雪，现在“雨水”已过，估计“桃花雪”也没指望了。

因为在《杭州市志》的《凡例》中看到了“不受籍贯和居住地限制”的表述，以为《人物编》中一定会有张岱，即便是首轮没有收录，二轮也会补录。但实际上，首轮也没有，二轮也没有。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张岱住在西湖边。一个下了三天大雪之后的晚上，湖上一片寂静，没有一点人和鸟的声音。他乘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往湖心亭看雪，并将这次独特的西湖之行写成一篇精美的小品文《湖心亭看雪》。

好的旅游景点，需要选择一个好的时候过去看，不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过去看的。“秋北京，夜上海，雾重庆，雨桂林。”这都是分时候的。西湖也是这样。“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而能够真正领悟雪湖之美的，是张岱，是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看景和看人一样，再漂亮的人，也不是二十四小时都赏心悦目，他是有窗口期的，不在状态的时候，也是目不忍睹。[偷笑]

文化人赏雪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同，我们半夜起床尿尿看见窗外下雪，顶多来一句“我操，下真大！”文化人不一样，“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看看人家这气势！还有一个人叫王子猷，传说是王羲之的儿子。有一夜下大雪，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叫家人拿酒来喝。眺望四方，一片皎洁，于是起身徘徊，朗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戴安道，当时戴安道住在剡县，他立即连夜坐小船到戴家去。船行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没有进去，就原路返回。别人问他什么原因，王徽之说：“本就是趁着一时兴致去的，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呲牙][强]

冯唐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戴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