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20世纪 献给21世纪的 扛鼎之作

刘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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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年前本人作为责任编辑写就的一篇书稿审读意见，算得是一篇书评。成稿后被作家马昭看好而置于124万言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世纪之门》（三卷本）的书前作代前言。

此事说来算得是一桩文坛佳话 : 在我们作出出版《世纪之门》的决定以后，马昭再三希望我们给他写个序言。我们说不，这么个耗时五年写就的、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的大作，还是请名家写序最好。马昭也说不，说谁也不可能像责任编辑那样熟悉书稿，舍得在书稿上反反复复、出入来去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盛情终于难却，有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有了这篇读后感，终被马昭作为"代前言"置于书前，与其精心写就的"跋"呈交相辉映之态而行于世。

事实是，《世纪之门》问世以后，先后有蔡葵、朱暉、何镇邦、张文勋等几位名家给予赏识，都分别写有书评发表。本人这篇书评也跟这几位名家的评文一道，收录于《1950—2000云南人民出版社50年书评集》中。

在赋闲多年的今天，忆及此事，颇有温馨之感。现将其作旧文重发，乃属敝帚自珍使然——这是本人写就的百余篇书评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字数在12000字左右，既有温故知新之义，还有纪念意义。君不知，当年成稿时，还没有微信和美篇为可供使用，以致分享手段单一，导致阅读量很有限，而今以美篇形式载出，相信可补历史之缺憾是也。

《世纪之门》还是一部两度获奖的作品，曾先后荣获"第四届东北文学长篇小说一等奖"和"吉林省第七届长白山文艺奖·作品奖"。

《世纪之门》三卷本 总计124万字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写给20世纪 献给21世纪的

扛鼎之作

刘存沛

20世纪行将走完它轰轰烈烈的百年路程，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我们有幸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

世纪之末，回眸百年，抚今追昔：这是一个荆棘丛生，路途坎坷，风雨阴晴频仍，苦难与光荣同在的百年。

世纪之末，回眸百年，继往开来：这是中国人告别血与火、哀与痛、贫与弱，从饥寒交迫走向温饱和小康，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百年。

世纪之末，确实是一个最让人生发世纪情结的大季节。这不，远在大东北的历史小说作家马昭，千里迢迢，情有独钟，给远在大西南搞文学出版的我们，挂号寄来了他满怀世纪情结的扛鼎之作——《世纪之门》的打印稿及其软盘，还有让人有不胜苍凉之感的一些历史图片。在我们作出出版《世纪之门》的决定以后，他又再三希望我们给他写个序言。我们说不，这么个耗时五年写就的、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的大作，还是请名家写序最好。马昭也说不，说谁也不可能像责任编辑那样熟悉书稿，舍得在书稿上反反复复、出入来去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盛情终于难却，有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有了这篇读后感，充其量算做代前言。因非名家之序，读者诸君可不必在此停留，可径直跳到故事中去。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很有看头的作品。

读罢《世纪之门》，虽不说使人产生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超级感受，但确能给人一种大江东去的感受，一种大气磅礴的冲击。确也教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思绪万端。作品写的是辛亥的大事和大势，这是伟大的20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伟大事件。它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着现代中国。一位伟人在六十年前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另一位伟人在难忘的1997年指出，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我认为，《世纪之门》的创作主旨和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正好符合了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只不过，伟人们做的是高度抽象的概括，高屋建瓴；而作家则运用丰富的史料，剪裁成艺术性的画面来说话，形象而生动。也就是说，《世纪之门》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进步和局限、先进和落后，以及错误、失误等等，让我们面对这份历史遗产时，有一种鲜明生动的启示和感受。包括那种既给人生命快活、发出会心的微笑，又使人心为之一再沉降，慨叹人生、人性困惑的感受。因此可以说，《世纪之门》是一部写给20世纪的长篇新著。

《世纪之门》还是一部献给21世纪的长篇新著。21世纪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中华民族无疑将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世纪之交的关头，处理好自己的事对扮演好这个角色十分重要。而处理好自己的事中，借鉴近代中国人推开20世纪之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将有助于现代中国人推开21世纪之门。可以说，在这方面，《世纪之门》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它更为直接地参与了对本世纪初叶中国整体社会的考察与纪实工作，参与对领袖和将领，对精英和民众，对人生、政治、军事、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与反思。而这种探讨和反思，是辛亥的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经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百年风雨洗涤、尘埃落定之后的当今进行的，因而具有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有着活泼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世纪初的中国人可以使世纪末的中国人拥有一个高起点而高瞻远瞩；可以给我们的参照系增加一个新的储备，以利彰往察来；可以让我们通过对世纪初整个中国社会的鉴、势、理、道的理解、领悟和体察，提高聪明才智，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多一些进退裕如的底气。由此，我认为，《世纪之门》对辛亥大事和大势的领悟、体察及其鉴、势、理、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家一方面满怀激情地写了辛亥革命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写了这种"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的精神力量，表现了孙中山先生席不及暖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而毕生奔走呼号，四海筹集资金，亲手创建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壮举；表现了革命将领黄兴亲临战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拼搏气概；表现了武昌首义热血青年们甘洒热血、视死如归以及革命党人舍身除凶顽的果敢行动；表现了世纪初中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笔，利用先驱的思想启发民众的精明之举等等；而另一方面，作家冷静客观地写了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诸多革命举措后面露出的浮躁和盲目，显现出领导层整体素质不高，不是缺谋少略、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明，就是每谋不成、每战不胜仍自以为是，包括诸多在今人看来简直形同儿戏的处事和决断的难堪，不得不叫人叹息：这就是既高明又不高明的世纪初中国人啊！接下来会追问：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到底比世纪初的中国人高明多少？有哪些心智不同？又有哪些秉性相同？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扬弃？等等。

二是作家怀着对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人中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笔杆子、学者们的深深敬意，写出了革命党大造革命舆论以争取民心、震慑清廷的举措，同时揭示出在这种有意制造革命舆论之后却无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问题。《世纪之门》让我们看到，世纪初，卷入革命浪潮的人们，除了革命党人外，叱咤风云的，就是各省的都督、领军人物，而普通民众除掉一次次欢呼革命军的胜利、做些犒劳之举外，更多扮演的是羔羊的角色。问题出在哪儿？先进的理论（包括口号）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千万人自觉的革命行动。这是现代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而世纪初提出过的那些革命口号，就连在清廷中供职的良弼和在北洋集团中率兵的"士官三杰"等这些有进步思想、善于思辩的人都看出了问题，都看出其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史鉴，即一套理论的形成，一个口号的提出，能否行得远、走得实，全在于要符合实际、符合国情，否则，不能真正武装群众。联想到当今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是在一整套成熟理论的指导下奔向21世纪，比世纪初的中国人明白多了，有力多了，也幸运多了。这是辛亥革命党人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三是团结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民族性的"窝里斗"的问题。《世纪之门》本着历史无所忌讳的精神，在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将革命党的问题原原本本的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思索。它让我们看到，世纪初，在复杂纷繁的历史环境中，革命党人竟然一天也没有紧密团结过！（在世纪初的几大政治势力中，惟北洋集团相对稳定和团结一些。）先是在武昌起事时，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市宣讲革命，黄兴在香港同盟会总部，宋教仁在上海，陶成章在南洋，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接下来我们看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合为同盟会后，表面统一了，其实，除在推翻清朝上是一致外，内部仍各立门户，派别重重，真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后又发生了同盟会、光复会的分裂。再就是陶成章被暗杀，导致光复会瓦解；宋教仁被刺死，华兴会便走向衰微。在与袁世凯的抗争中，同盟会三巨头也只有宋教仁承担起责任。而在汉口、汉阳的争战中，面对强敌，面对不利形势，革命军内部的重重矛盾依然不能化解，文学社和共进会、旧军官和新将领、立宪派与革命党、湖北军人和黄兴带来的指挥中心，种种意见和积怨都在汉口、汉阳失守、黄兴下令枪决临阵办婚礼的杨选青以后爆发了。接下来，是张振武、方维两颗明星死于非命，林述庆、黎天才两位良将终不得好结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从《世纪之门》对这一系列史实的描述中，我们又一次认识到，团结对一个革命党、对一项革命事业的至关重要。真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在走向21世纪的征途中，那种"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当应不断地扬弃，我们民族将大有希望。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四是腐败和贪贿问题。这可能是一种"世纪病"了。读过《世纪之门》，我们会惊叹，腐败和贪贿，不是现代中国官场的新生物，早在世纪初的革命党人中就滋生蔓延了。孔方兄对世纪初的中国官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是对清廷一方，还是对袁世凯一方，不论是对康梁诸公，还是对革命党人、革命军官，以及对国会议员，都能相机附身。袁世凯就深谙此道，知道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小妾、婢女、杀手、田庄、房产、官位、选票等等。因此他能大把地花钱，收买清廷的重臣，收买议员，收买死党，用钱铺路夺权。吴禄贞的脑袋不就是用钱买掉的吗，割下他脑袋的就是他的卫队长。试想，他要是不被买掉脑袋，率兵打入北京，格局又将怎样改写？黎元洪从协统成为都督，从都督变成副总统，其"革命"经历仅仅一年，却已成为家资百万的新暴发大户。而革命党人向海外爱国华侨募捐，从中吃回扣的事也不少见。在后来的国民革命政府中，此等贪和贿的问题，也不是很干净。话说到这里，并非是主张革命者都对孔方兄来个敬鬼神而远之。而是说，对革命事业来讲，孔方兄确实起着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关键是谁能很好地驾驭它。本世纪40年代，一位伟人就说过，节约每个铜板，为着革命和战争的需要。革命、战争、建设都需要钱，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世纪之门》让我们生出这样的惆怅，要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从海外 来时，不单只带来革命精神，还带来众人翘首以盼的一大笔巨资的话，那么，辛亥的历史又该怎样演变、推进？

五是改革和建设的问题。《世纪之门》写出了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的历史事实，这是尤为值得肯定的方面。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外开放的思想，比如关于借外国资本、用外国人才的主张，关于在全中国修建20万里铁路的抱负，关于购买外国飞机、大炮和兵舰以武装革命的计划等，说明改革开放的思想，在本世纪初中国先进人物观念中也已经初步产生了。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和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放到一个档次上。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即世纪初叶民族精英们对外开放的观念中，就有不少误区，《世纪之门》如实写到了。比如，在对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认识上，就有些离谱。就日本讲，近代中国人对其的了解、把握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们往往忘记了日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可是最多的这一历史。就战争赔款讲，1874年的琉球事件赔款及其后的甲午战后赔款、庚子赔款等，总计近代中国对日本历次战争赔款折合银元70232万元，在所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从中国获得的最多。民初的中国人却只讲中日"同文同种"、"文化同宗"等，完全陷入了一种认识的误区。就对西方列强美、英、法讲，也不切实际地抱有幻想，寄希望于三国政府会帮助中国革命。共和草创之初，又机械地效仿西方民主，搞众议院、参议院、立法院，无视中国国情，尝试三权分立，终以失败告终。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认识价值。

六是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世纪之门》用了相当多的史料和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说从辛亥起到民国建立间的战争，对惨烈的多起战争场面作了具体的描写和评说，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国情、民情、历史很有用处。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描写和评说，均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说到这里，让我摘要一篇而今已届94岁高龄的舒同先生写于七十多年前的《中华民国之真面目》的段落（全文载于1997年11月2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供读者参照《世纪之门》阅读，将有所裨益。这位当年仅20岁的舒同先生写道:

"自改革以还，战争迭起，杀伐相寻，弹林枪雨，狼烟瘴气，暴骨如莽，积尸成山，南北之吟域既明，党派之争尤烈，共和政体固是乎？！数载以来，专尚纷争，只有强权并无公理，强者存而弱者灭，大盗胜而小盗亡，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啻为今日之道也。而其治下之严峻，徵收之横暴，尤为痛苦难堪，平等国家固是乎？！战争既剧，流毒靡穷，非特有帛被剥，有粟被夺，而大军所及，十室九虚，至其惨无人理之行为，虽以主持公道之报章，犹不敢遽加直笔，自由主义固如是乎？！嗟嗟满清退位，民国成立，人人倾心欢声遍野，以为此后共和之可成，平等可冀，自由可得，孰意迄至于今，国家之争乱如故，政体之专横如故，民之束缚如故，共和安在乎？！平等安在乎？！自由安在乎？！然则所谓共和者名焉而已，所谓平等者名焉而已，所谓自由者名焉而已，即所谓中华民国者，亦不过名焉而已耳。"接下来，舒同先生在文中与友人展开了一场观点交锋的论战之后，继续写道："余之所以恶民国者，非恶民国之不善，恶其不能实践民国之宗旨耳。向使我国早息兵戈，无分南北，合五大民族而为国，并四万万同胞而治，居上者以惠下为怀，为民者以爱国存心，选贤任能，去邪除奸，则真正之共和可得，真正之平等可至，真正之自由可期，而中华民国之真正精神，亦在是矣。若此岂不熙熙然为亚洲第一大文明共和之国家也哉？!"舒同先生最后叹道："第此兴盛之时期，不知经若干年后始可得而实现。"无须说，耄耋之年的舒同先生早就亲眼得见了"第此兴盛之时期"的到来。

需要指出的是，《世纪之门》与舒同先生这篇《中华民国之真面目》虽然两者成文相距七十余年，但都殊途同归，殊时同归，即都写出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这一历史事实。由此使我想到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或者说不一定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幸福这个话题，继而又想到两位生活在与辛亥同期经历过一战的外国作家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他们分别是两个交战国的伟大作家，却能走向一起，联合反战。罗曼·罗兰呼吁人们要保持警惕，他指出，煽起仇恨的人"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茨威格亲眼目睹了战争初起时人们的亢奋状态后，写道："说实在的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这种诱人之处在于战争这类突发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即"，使"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使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令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人。但茨威格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停止思索，他很快意识到"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为此，茨威格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起而反战，他写道："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茨威格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为何那么清醒？就在于他恪守住"作家的真正使命 : 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

读一读茨威格的这些话，再读一读《世纪之门》对战争的描写，特别是那种"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民众感叹，就会体悟到他们之间的心灵是多么相通，他们的良知感受是多么相似，这可能就是作家之间的通感吧。这种通感明确地表达了对血腥暴力和专制迷信的深刻思索与批判，饱含着驱除黑暗、鞭笞愚昧、痛斥落后的悲愤激情，以及竭力唤起人们的理性、良知、人性和判断力，改善生存状态，强化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强烈愿望。今天，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主题下向21世纪前进，回顾这个世纪中国人从苦难与光荣中走过来的历史，我们该是多么感慨！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世纪之门》作为包容性很强的历史纪实作品，对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细小事物，也随笔带出，略加叙说，更增添了作品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种历史知识和趣味。如对武昌革命军在街头给群众剪辫子的描写。这种事在今人看来，会有一种历史的滑稽感、无奈感、幼稚感，当年可是作为一件革命大事来抓的。本世纪历史上，我们中国人以革命的名义在头发上作文章就两次，一次是辛亥，一次是"文革"，相隔仅半个世纪，你能说历史的进程是快了还是慢了？作品还写到了几起属于本世纪初叶的"首创"，如身居庙堂的大人物在国外银行存款，原来是伴随着民国就出现了，而不是现代才有；又如，开大会改一人上台主讲为设主席台让众官员上台陪座亮相，以示威仪和团结一致的中国式会例，当属辛亥革命军首创；再如，处决犯人前后，在布告宣传栏中出示犯人画像，也属世纪初叶的湖广总督首创，等等。审视和寻味对这些历史缝隙中小事、小节的描写，同对大事件大风云的描写一样，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文化的觉醒和现代人格的建立。这又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接下来，我要简略地谈一谈《世纪之门》对人物的把握描写方面的几个特点:

一是注意凸现历史群体，塑造群雕式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广阔的、多层次的、光怪陆离的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生活面貌。作品写了大大小小百十余个人物，从清宫小皇帝、朝廷重臣到太监，从总统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卒，从各省都督到文化精英，以及洋人、外交官，还有马弁、仆人、丫环、使女各色人等，都有描写。透过各种人物的活动，使读者看到世纪初叶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人生：磅礴的人生、动荡的人生、传奇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滞涩的人生、昏聩的人生、浑噩的人生、恣睢的人生等等，从中获得一种生活的体味和生命的体验，从而丰富自己。

二是注重写人物的复杂性，使人物显出深刻的历史烙印，突出了个性。这种人物的复杂性是由历史的复杂性决定的。辛亥的历史复杂性正像本书所描写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斗争交相舛错，大大小小的宗派、团体、组织伴随着野鸡司令、草头将军等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同利益的群体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中，各自放手悍斗，在踢打之中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一方面是，整个上层社会处于紧张和分裂状态。庙堂之内，风雨飘摇，官官相斗之间往往没有善恶而只有利害；另方面是，下层社会有着日积月深的痛苦和怨怒；再一方面是，新知识群体、知识分子中部分富有活力的人们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而革命党人中，也是派别多起，新旧杂陈。这一切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作品写到的人物都没有那种平面涂抹的感觉，没有脸谱化的感受，一般都显得实在、饱满和生动。所谓朝秦暮楚、婊子与牌坊并立、白脸和红脸同构一类的人物，在作品中多的是。

三是平等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不搞完人式的认识模式，无论对时代伟人还是对元凶大猾，都不卑不亢地写来。比如对孙中山的描写，作品在凸现他率众推翻清朝、亲手创建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巨大勋绩的前提下，写了他深孚众望但在许多关键时刻又经常历史性"缺席"，徒令众人空盼；胸怀韬略而经常靠过时的信息作出判断；谋有所出但不是那么游刃有余；日理万机却又那么会追逐爱情、拥抱生活等等。作品还写了同时代人、革命党人、清廷重臣以及袁世凯对他的成熟臧否，同时，也写了党人热烈欢迎他归国的情景和万众争相一睹领袖风采的场面等等，这种完整的形象在同类作品中很少读到，这是很有认识价值的。又如对袁世凯的描写，作者也不用那种"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悠闲方式，也不随兴调侃，不用漫画化的手法，这就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负责态度。作品对袁世凯的方方面面写了很多，写得很是平稳，文字很有张力，其情节很耐人寻味，如写到他对章太炎的态度，在左右幕僚皆曰章太炎可杀之时，袁止住了，说是要为中国保留一颗读书的种子，保留一个学人，中国就是因为读书人太少，才把许多事弄乱了云云。此等识见，任凭怎么说，客观上讲，确是难能可贵的。

四是以文化的眼光写人，使人物的气质、秉性活脱脱呈现出来。如对章太炎、王阁运、杨度这一类学者型人物的描写，其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很充实，人物精神风貌和思辩能力、言语中饱含的机锋，都给人阅读的快感、丰富感。又如对"士官三杰"的描写，于报国之志、忧国忧民的大同中，又分别写出了性格气质上的各各不同：吴禄贞的热烈而沉猛、刚蛰而机敏；蓝天蔚的运筹帷幄，不可拂逆，常使人不辩而屈的大气；张绍曾的见识强明而不自以为是。这都是辛亥时期进步军人中的英才，令人敬佩。再比如对朝中重臣良弼人品的描写，特别是写他对时势的评说，给人一种高屋建瓴的感受，这是一个廉洁的又十分有头脑的人物，他的行止和命运，很令人叹息和深思。而对宋教仁、陶成章的描写，涉笔较全面、丰厚，这两位辛亥时期独立特行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业绩和命运，更是令人扼腕、欲欧，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获取很多历史智慧。

五是给小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世纪之门》所描写的百余人物中，除掉名高累世的大人物占了主要地位以外，小人物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她）们的言行举止和贡献，最终的命运，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如起义前夕不慎失事被湖广总督府逮捕杀害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都是湖北文学社成员，都尚不及而立之年，成为辛亥革命中最早用自己的头颅和鲜唤醒民众的勇士。又如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定国，是武昌工程营战士，文学社成员，是他开枪打死前来劝阻革命的排长，从而使这一枪成为辛亥革命第一枪、划破世纪的第一枪。再如廖克玉，一介女流，因容貌娇美，嫁给湖广总督瑞徵，实际是一种革命的需要和巧妙安排，起义当日，是她以夫人身份劝瑞徵弃官府而逃，使起义士兵得以顺利攻占总督府，给清廷极大震慑。还有小战士周荣棠，为通报起义消息，通知战友去攻击总督署而死于黎元洪刀下，是活生生被黎元洪给劈死的，咽气之前，还喊着"众同志，革命胜利……快去攻……"，此外，在阳夏之战中，被黄兴下令枪杀的萧叟一家五口，更是极普通的百姓，这一家人的冤死，似更具有耐人寻味的涵义。总之，作品在不忘写小人物这一点上是很值得赞赏的，作家的民众意识是应该欢迎的。

下面，我再简要地谈谈本书的写作特点:

第一，全景式的纪实。作家以一个个特定的时空为单元来结构作品，用时间、地点作为第一章题和节题，用事件、人物作为第二题和节题，共同组成一个章节题。这种手法带有创新意识，不同于日记体，也不同编年体，或可称之为"纪时体"。而所谓历史，实际是一种时空，是这种时空中发生的事件。因此，以年、月、日、时为单位构作章、节标题，是可取的。《世纪之门》这样做了，一章章、一节节排下来，并不显出单调、沉闷，可能就是因为"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缘故吧。本书所标示的全景纪实，记的就是辛亥这个大时空，由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构成的这个时空。虚写的日子不算，全书实写的子计91个，实写的钟点100个，全部构成辛亥革命的主要时间都写了。谁都知道，时间，往往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抢先一步，也许就占据了一个可导致成功的制高点，滞后一步，也许就永远失去了主动。辛亥时期，这一点就显得格外突出。这是其一。其二，就地点讲，武昌、汉口、汉阳、北京、南京、广州、上海、东北、西北、浙江、云南、四川、山东、湖南、山西等举凡辛亥时期有关的城市都一一写到，国外有关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神户、大阪等都有相当篇幅的文字照应。其三，就人物讲，方方面面的人物和由人物引发的全部大事全部都到位，是一个辛亥"全家福"。此前已有所述，这里不再赘言。

第二，用史实说话。有关辛亥史实的正式出版物，林林总总，十分繁富，使《世纪之门》得以持之有据，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使作者得以把主要的功力放在史料的取舍、裁剪上。从书后的附录来看，作家使用的史料有87种，其中有50年代的，更多的是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正式出版物，带有新意。作家在跋语中说："钩沉辑佚，摭拾遮掩，洗掉埋没泥沙，尽能力还归原事原貌原始原人，现真详明确史实，尤其近百年来教训更为深刻的至痛史事，似乎很有必要。所以本书在时间、地点、人物的行为上，绝不敢擅加妄撰妄断，加叶添枝，以供共同的掂量、体味。"这就颇有些太史公开创的优秀传统的风采了，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第三，叙事与议论相结合。这是《世纪之门》很亮丽的一个艺术闪光点，也是作品的思想魅力所在的一个方面。要害在于，作家坚守的是论从史出，论有所依，论有所据，而不是突发奇想，空穴来风。作品的许多议论文字写得相当美，有张力，有穿透力和震撼力，有如短篇精致的散文。这样的议论文字在书中俯拾皆是，如关于清廷向全国诏告的议论等等，都带着权利和正义的声音，带着公正雄辩。又如写孙中山在海外漂泊终了准备归国时的心境和写他归来上岸时的情景，都很抒情。在这些或歌咏、或抒情、或悲鸣的议论后面，让人读出的是一种人的觉醒、文化的觉醒，新时代的必将来临。可以说，这样的议论是成功的，是这部纪实之作不可或缺的机体构成。

第四，人物描写和人物对话相结合。这是常规手法，但《世纪之门》中的人物对话，一串串、一段段是那么富有神采、有个性，带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印记，虎虎有生气。如"士官三杰"秋操中的对话，杨度与丁土源的对话，袁世凯与徐世昌的对话等，这些看似作家的虚构之物，仔细量察之下，又都有史可依。这显然是得力于作家对史料的驾驭、调度和剪裁。这里至少有两种情形：一是有的对话是史料文章中就有，可顺手拈来；二是有的对话是从史料的叙说文字中顺势抽出，略加整理改造，形成对话，但却不会改变原文的所指和能指，反而把原文所包含的内容生动化、形象化了。我认为《世纪之门》这两种情形都有，才会写得那么色彩纷呈。

第五，将一些现代小说手法引入纪实作品之中，而又不伤纪实本质和本色，这是《世纪之门》的又一成功之处。比如跳跃式的叙述和描写，就很利于展开共时性中不同人物在不同地域的活动。作品第一章就用这种手法写出了首义第一枪打响之日中国社会几个方面代表人物的共时性活动；第七章写汉口争夺战关键时刻，同时写袁世凯、孙中山各自的行止；第二十一章写宋教仁遇刺及抢救，同时写出这一过程中革命党要员在国内外的共时性活动，用心机巧，内涵深刻。心理描写手法在这部作品中也多有运用，如第四章第四节写载沣在宫内巡逡时的凄凉心情，将大清国气数将尽的大势通过载沣的思虑一一道来，既是史实，又是人物内心活动描写，是有机结合；第五章第五节写黎元洪绵密的心理活动，让读者从中读出了此公于革命三心二意，心怀异图，心存怯惧的拙劣秉性，可谓一举两得，而这其中也是以史为依托。

我认为，《世纪之门》的写作特点，还不止于上述这些。它们都涉及到一个纪实作品文学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剖析《世纪之门》这个标本，我倒是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文学性，不是什么附加的虚构，而是在对确凿史实的描述中焕发出文学的光彩"（韩石山语）,"在忠于现实、忠于历史的基础上，可以允许某些纪实作品有适当的、合理的艺术加工，使真实性和文学性统一起来。"(《百年潮》纪实作品座谈会语）我更同意这样的看法："纪实作品也是有倾向的。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有他复杂的经历，也有他的个性特点，长处和短处，作者在选择和评论材料时会有不同态度，也许有人偏写他的长处，而有人则偏写他的短处。况且，撰写者也有自身的局限……在开放的环境中，我认为应当允许各种各样的写法。出现失实现象，就批评、讨论、纠正。总之，属于文化学术研究范围。"（陈丹晨语，见于《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月17日，上述另两段引文也出自1997年11月间的该报。）

末了，还想说一个问题，也是《世纪之门》蕴含的一个问题，即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个性问题，但我这里要图个方便，借用乌拉圭作家罗多的话来说，因为他说得好，我想说而一时说不出的话，被这位拉美作家说出来了：

"如果在一代代人的延续过程中，某种遗传因素不仅在体貌上，而且在精神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从而使得绵绵相袭的上下几代人被一个崇高的意念联系起来，那么这个民族必然具有坚定和

持久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她的圣坛，她的法宝，她的活力，她的保障，是比称之为祖国的那块土地更为至关要紧的东西。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个性，才使她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独一无二，必不可少的成员；她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是大自然给予她的恩赐，是无法转让给别人的，而且一旦失去，必将万劫不复，除非潜人民族性的最深层去挖掘，是无法使之重见天日的……保持和维护自己的个性，从来都是各国人民悲壮宏伟的理想。"（引文见《拉丁美洲散文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又见《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1页。)

《世纪之门》的写成和出版，无疑是对世纪之交的献礼。这份礼品，庄重，隆重，厚重，牛气，棒。献给敲响世纪之门的人们以作助力，值；献给居庙堂之高的人士以作资治之鉴，绝；献给处江湖之远的民众以供温故知新，妙。

因此，这份礼品的制作人马昭，使我格外敬重。

因此，这份礼品的制作人马昭，我得炒炒他。

是在许多文人下海去捞鱼捕虾捉金娃娃的年月里，马昭笃守住自己的岸头，孤灯黄卷，苦心孤诣，披阅五载，增删四次，最终完成了这部长篇。其间阅读过的史料逾三千多万言，制作成的资料卡片达一千多张。单就由这些数字形成的"数理逻辑"，就证明着马昭的文化人格确实高着哩。

马昭又是一位有血性的历史小说作家。他对历史小说情有独钟，自1978年闯入这个领域后，新作不断，硕果频增，至今已推出长篇历史小说、纪实文学、传记作品计7部，历史专著2部，总计五百余万言。1978年，描绘诗人李白的《醉卧长安》刊出后，即引起广泛注意，作品避开了那时期一窝蜂写农民起义、帝王宫妃、才子佳人的热潮而另辟一径，揭开了专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页。该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辽宁省1981年优秀图书奖、吉林省小说奖。接下来是《草堂春秋》，这部专写诗圣杜甫的长篇一出版，就为海内外读者所注目，获得广泛好评。再后来又推出《浪荡子》和《真男子》，分别写的是徐渭和海瑞。对用小说形式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其文化政治作为有了新的尝试，对知识分子命运作了深层揭示。此外还有《李白传》、《杜甫传》以及专著《明代历史故事》和《外交用兵》，皆独具特色，有新意。

马昭还是一位既钟情于历史，又拥抱现实的作家。他是为今人和后人写历史，旨在提供可供咀嚼和玩味的东西，提供一种参照系，一种清醒剂。为此，有人称他得鲁迅之风骨，不媚俗，不阿世，不顺风。实际上，他就是一位学鲁、崇鲁、敬鲁、护鲁的铁杆分子，一"哥们"。

谢谢马昭！

1998年3月

附:

作为一部文学巨著，《世纪之门》还做到了图文并茂，作者马昭在其中安排了百余幅民国人物及其活动的照片，为作品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考虑到篇幅过长，我的这个美篇仅选其中部分与读者分享。

《世纪之门》封4，与封1一样，设计师西里用的是同一图案，以强调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