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老故事：我当“赤脚医生”那些年

祝天来

上世纪60年代，全国85%的医疗集中在县以上城区，服务10%左右人口；剩下15%左右的医疗力量服务农村人口，医疗结构和服务对象出现“显著倒挂”。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看病远的矛盾极其突出，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毛主席高瞻远瞩，心系百姓疾苦，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英明决策。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广大农村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系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他们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1966年6月，我高小毕业后，回村在生产队分别干过放牛、放羊、放猪，常混在妇女堆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这一干就是5年啊！1971年7月我时来运转，成为大队里的第三任“赤脚医生”。前两任分别被推荐上大学和改为民办教师。刚接任时，真是赶着鸭子上架，看着药品说明书，头痛治头，脚头医脚，硬着头皮上。所幸没过几天，就参加了公社卫生院举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经3个月的培训，学到了常规的医学常识，如打针、静脉注射、针灸、外伤包扎等，尤其是对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掌握了一些对症治疗的方法，学了些“看家本领”。

记得那时村里有位刚从公社卫生院退休返乡的老中医叫牟桂林，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也学了些中医知识，像中医的“望、闻、问、切”，“寸、关、尺”三脉的位置、分别代表的脏腑，对三者脉象的区别也有所了解。那时年轻，记忆力好，背了许多中药汤头歌，需要时了然于胸，信手拈来。老人家做了一辈子中医，在方圆十里八乡里，颇有名气。尤其是对妇女不孕不育，小儿疑难杂症最为善长。每每来就诊者，他开药方，我司药，一老一小配合默契，联手行医。

那时我们公社48个大队都实行合作医疗。合作医疗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大队集体经济，像俺村就有养猪场，公社兽医站专门配名兽医定期来指导防病治病；养了50多只绵羊，靠每年剪一茬羊毛卖钱；果园种植有苹果树、梨树、桃树和葡萄树等，适时采摘水果赶集出售；还有个刺绣厂，大姑娘小媳妇心灵手巧，精心刺绣，绣的产品出口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

为节约合作医疗资金，在公社卫生院的支持下，由周边6个大队出资，经3名老中医“赤脚医生”的牵头，我们在李家泊大队，利用闲置房屋筹建了制药厂。为节约成本，7名同行结伴，自带干粮，骑自行车，行程近百来，到栖霞县艾山深山老林去挖中药材，住在当地社员家中，连续挖了3天，收获颇丰，满载而归。药厂以药典为依据，主要生产“膏、旦、丸、散”中成药为主；还将中药煎熬后过滤，再高温蒸馏，开发了大青叶、柴胡、连翘、蛤蟆草等中药成分的注射液。由于制药成本低，疗效好，深受患者欢迎，也为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给予强有力的支撑，为社员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做出突出的贡献。

说实在的，那时纯属现学现卖，乡亲们有个头痛脑热的到卫生室拿几片药就药到病除。那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抗生素，最好的药是青梅素、氯梅素针剂和四环素和土梅素药片。社员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辛劳作，个个身体倍棒，很少患病；防病治病的重点是学前儿童，需为他们按时注射脑炎、天花、寻麻疹等疫苗；因农村卫生条件差，还要定期为他们服用驱蛔虫的药。乡亲们来卫生室一般拿3天用量的药，也就几毛钱，即便是这样，都不带现金，手头上也没有钱，那时是真的穷啊！尽管根据当时的报销额度，合作医疗报销50%，个人承担50%。但个人承担的部分都是赊账，待年终分红时，再挨家挨户统计好，一次性结清，从没有赖账的，可见厚道纯朴的民风。那时我还兼任大队的兽医，社员各家都养一至两头猪。这可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都将其视为家中“宝贝”，格外用心呵护。一旦遇到家中猪食欲不振或哮喘肺炎，需立即灌中药或注射抗生素。到了秋天，地瓜、花生收获后，各生产队将社员家中的猪集中起来，由两名社员负责赶到地里放养，猪经过3个多月的拱食地瓜和花生，个个长得膘肥体壮，使社员看到了收获的希望。我走街串巷，始终热情地为乡亲们服务。没有病号时，就与大队的会计、保管员到果园里干些零活，享受生产队壮劳力的平均工分。我当了一年半的“赤脚医生”，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从不敢懈怠，没有误过诊，更没有发生医疗事故，总是随叫随到，从不厌烦，更赚了个好人缘。我1972年底入伍，服役4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正值过春节，乡亲们没有忘记当年我对他们的好，念着这份乡情，左邻右舍的街坊，昔日要好的玩伴，以及当年患慢性气管炎的几位老病号，念我曾用药厂开发的蛤蟆草注射液，免费为其治了多个疗程的善事，使他们病情大有好转，都竞相邀请我到家里吃饭。用当年老母亲的话说，你这10天探亲假在家里没吃几顿饭啊！可见乡亲们对我的认可。也更坚定了我回部队后，更加努力的工作，干出个样来以实际行动报答乡亲们的殷切期望与厚爱的信念。

“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当“赤脚医生”距今已54年了。抚今追昔，颇有感慨。入伍后一门心思想继续行医。当年我们公社有四位战友从事过医务工作，最终两位高中毕业的战友如愿以偿地分配到卫生队，重操旧业。而只有小学文化的我自叹不如，曾抱怨过，自叹命运不济。但是当年当卫生员的两位战友服役期满皆退伍了。而我始终坚守"跳出农门”的初心，加倍努力，甘愿奉献，乐于吃苦，实观了人生的蜕变。由此使我明白了，成功者，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要想改变自已的命运，必须靠自己，要知不足，自我加压，有所作为。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以及“赤脚医生”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重要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地区开始，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逐渐失去基础，最终解体。而以“赤脚医生”著称的中国模式，也逐渐被历史遗忘。

尽管如此，“赤脚医生”制度，是一个服务体系，它覆盖了数亿人，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认可，被称为“在最小的投入下，实现了最大的健康效益”的中国模式。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称赞中国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问题的唯一榜样”。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此网络除了51万正式医生外，还拥有146万不脱产的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63万多农村接生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隨着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赤脚医生”经过培训大都获得乡医执业资格，并早已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办理职工医疗保险，享受资薪和退休待遇。诚然看病难、看病贵，过度医疗等顽疾尚未根除，全民免费医疗更是任重道远。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振兴乡村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时机日趋成熟，国家对农民医疗保险投入的不断加大，如今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已建立，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式筹集资金，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和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必将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更是广大农民兄弟的最大幸事啊！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25年2月·济南

编后语

去年12月，受老战友徐合亲同志之托，在美篇官网编制发布了其佳作《难以忘怀的老故事：由“三转一响”想到的》后，反响热烈！美文获得1.4万多人的阅读量，有上百人的点赞和不少令人感动的留言评论及转发等。今儿个编发老战友的又一新作《难以忘怀的老故事：我当“赤脚医生”的那些年》以飨读者。真诚感谢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