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居旅居(2)：探访栗峰山庄中央研究院旧址

天行健

　　一早，一行六人包了一辆面包车，从李庄出发前往栗峰山庄史语所旧址。

“ 史语所”，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时期，除了史语所外，北大文科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突所筹备处也迁于栗峰山庄。 栗峰山庄位于距李庄镇西南约5公里的板栗坳，属永胜村。因此处有一座状似犀牛望月的小山,山上原来有一株数百年之大板栗树，故名板栗坳。 李庄到板栗坳没有公交车，徒步又远了点，只好租车。

　　乡间公路弯弯曲曲，满眼是初冬的田野跟光，在与女司机的絮叨 中，很快就到了板栗坳。

女司机将车停下，打望四周，停车场上没有别的车，也没看到别的游人。与熙来攘往的李庄比起来，这里少有人问津。

　　

　　

一下车家看见导览图，我们就像拿到了一把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 栗峰山庄曾是李庄望族张家所建的私家大院，座西向东，占地8000平方。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宅子，由7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整个山庄共计108道门，据说是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梁思成将其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盛赞其为“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 抗战时期，张家腾出这个院子给国民政府，作为南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文科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突所筹备处办公住址，此后便是群星荟萃，大师云集。全国历史、考古、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顶尖学者都聚集在这里，带来了最完整的书籍和资料。

栗峰山庄安静地藏在山谷中。如今，深宅大院的雄风与雅韵不在，绿竹阴里的石板路上一片静悄悄。我们看到的多是散落在山坡上和水塘边的破房子。 中央研究院旧址赫然眼前。 如今，修复了栗峰山庄的牌坊头院落，作为陈列室。

　　穿过牌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山高水长》碑帖， 这是1946年5月1日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李庄前，由傅斯年、李方桂、李济、董作宾、梁思成等50多位学者所立。

《山高水长》“留别李庄栗峰碑铭”：拜谢张氏族人收留之恩，陈槃撰写碑文，劳榦书写，董作宾用甲骨文题写了“山高水长”碑铭。 碑铭云：“尔来五年……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对这座古镇的人民，对史语所所在地板栗坳表示了最真诚的谢意。 铭曰：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煎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亦，峨峨学府。我曰东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碑铭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人忍不住想要探寻更多。

　　

由于游人少，陈列屋没有开门。女司机是当地人，打电话联系，开了门。

　　

天上飘着小雨，沿着石阶缓缓而上，两旁的竹子随风摇曳，形成了一条幽静的小径。这里仿佛与世隔绝，只有竹叶沙沙作响的声音。

　　

牌坊头陈列室，展示着史语所、社会所、营造学社等单位在李庄的历史，我们由此一窥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师，在这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艰苦卓绝地进行文化抗战。

　　

　　

走进这个院落，穿越时空的隧道，探寻在那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年代，得以一窥学者们在此的工作与生活，得以一窥大师们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 1941年6月13日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中研院的研究员与地方要员合影。

　　

　　

　　

　　探寻史语所，傅斯年不可缺失。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的民国时期，由蔡元培提议，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最初在广州成立，傅斯年担任首任所长。 次年，史语所迁至北京。 九一八事变（1931）后迁上海，1934年迁至南京。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史语所先迁湖南长沙，继迁云南昆明，1940年来到李庄之板栗坳。

学者胡适说，他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史语所人口众多，拖儿带口，全凭着傅斯年在重庆四处求人、八方联络取得款项，这些学者们才得以在一张张简陋的书桌前潜心做学问

傅斯年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长达二十多年，组织出版了70多种学术著作，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方面的专门人才。他组织了十五次殷墟甲骨发掘，极大推动了商代历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此外，他还组织了对明清大库档案资料的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他是一位伟大的史学专家，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理论观点至今仍然影响着学术界。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他们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学家的照片墙和他们的著作，就像是一群智者的集合。每一位历史学家都为学术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著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印象深刻的有董作宾，因为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和董先生的甲骨文书法。1928年至1934年，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抗战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甲骨文研究成果。1940年，董作宾与18000余片甲骨文一起“逃难”到了板栗坳。 墙上的甲骨文，那些奇怪的图案和文字，就像是来自远古的密码。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神秘礼物，它隐藏着无数的秘密，董作宾就是揭开密码的大师。 在这里，董作宾和助手完成了“凿破鸿蒙”的《殷历谱》——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借甲骨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录，破解了殷商的年代问题。主张学术研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胡适，认为《殷历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表示“佩服佩服”；陈寅恪则认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

　　人类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同行六人有历史学人。他一直在介绍李济。李济被业界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抗战时期，他的女儿相继在昆明和李庄患病去世。面对接连痛失亲人的悲痛打击，李济也身患重病，但他依然坚持在李庄俯身书案，潜心对前期发掘的研究进行整理，并写成著作《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

　　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

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

“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

　　汤用彤先生

　　

　　

　　

多位学者的照片墙，就像是一群智者的集合。每一位学者都为学术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那块写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录”的牌子，就像是一份荣誉的象征。吴定良等人的名字被永远地镌刻在这里。 栗峰山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梁思成的拍下珍贵的照片 瞻仰当年“中研院”众多“大家”的存照。 众多“大师”各领风骚， 荟聚李庄，在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环境下，他们研究甲骨，考察殷墟；汉简整理汉简、校勘并研究清代内阁档案；研究语言，传承文化。史语所学者坚持学术研究，保存了中华文化遗产（如甲骨、汉简、明清档案），避免了珍贵史料湮灭，堪称“文化抗战”的典范。究成果（如殷墟考古、汉简释读）。

　　史语所的成果，通过国际学术网络传播，确立了中国学者在甲骨学、汉学等领域的话语权，改变了“中国材料、西方解释”的被动局面。
　　

大师们各领风骚。 诸多图文展示史语所人的生活情形。 栗峰山庄仅有牌坊头修复了，有的院落正在修缮，有的已经坍塌。

　　傅斯年旧居在桂花坳，桂花坳住着农家，抗战期间,傅斯年在此居住长达六年”。

史语所图书馆在桂花坳。现在细想起来，史语所图书馆，重视收罗各种新材料，如殷墟发掘的甲骨文、陶器、青铜器，故宫接手的明清档案和南京存放的古籍善本，以及一大批西文书。这样一座宝藏般的图书馆随着史语所一路西迁到栗峰山庄，才使大批学者千里迢迢来投奔史语所，坚持学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离去时，再读《山高水长》，致敬栗峰山庄乡绅，致敬大师们！

　　史语所在李庄的六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困顿中的辉煌”。其成果不仅奠定了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基础框架，更以学术报国的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的文化担当。

返回李庄途中，见到旋螺殿。

　　旋螺殿位于李庄镇南约2.5公里的石牛山上，它独立在一大片绿树丛中，一边临水田，一边依山坡。殿外有新建的停车场。

旋螺殿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是一座具有400多年历史的明代古建筑。‌由张氏族人修建而成，此建筑最初供奉的是文昌大帝。 原名文昌宫，因形似旋螺而得名。‌

殿名“旋螺殿”几个字由晚清书法大家包弼臣的后人包寿铭所题，他在当时已经70多高龄，行动不便再加上这里没有公路，所以是用滑竿把他抬到了这里，请他题名。“包”体字，被慈禧太后称为“字妖” 旋螺殿没有开放，可以欣赏外观。

　　旋螺殿为全木穿斗结构，外形是一个三重檐八角攒尖顶，高约25米，进深、面阔均约8米，每一个角上有一个走兽，即代表道家八个方位。

梁思成先生在李庄时，把它列为“李庄四绝”之一，并写入了他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称赞旋螺殿“其梁柱结构之优，颇足傲于当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