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害民之术”，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剥民兴利”。这也是自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这其中就涉及在国家财政方面如何开源与节流的问题。<div>当时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贫的表现是宋朝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但开支太大，入不敷出，国库年年赤字。在加上岁岁输出钱帛与辽夏，又让脆弱的财政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可以说人人都能看到，并无异议，但如何解决问题就见人见智，纷纭不一了。王安石的办法就是“理财。他认为财用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理财未得其道”，而理财的主要途径是开源而不是节流。他批评宋仁宗，“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所以“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div> 司马光与王安石激烈争吵 司马光并不认同王安石的观点。1068年底，司马光与王安石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之所以亏空，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反驳说：“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说：“不是这样的。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赋税却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则不以为然：“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赋税还要坏！” 当时政府向农民提供贷款，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资金困难的问题同时大兴农田水利，以增加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些措施都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国家也可在不加重民众赋税负担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官僚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肯接受王安石的理财之道，也弄不明白王安石“只要善于经营，可以不加赋税而使国家富裕”的观点。只是认为天下的财富都是固定的，不在民间，就在朝廷，所谓理财就是聚敛，就是搜刮民间。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的劳动是能够创造财富的，破除垄断，增加流通也是能够促进财富增长的。这就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同之处，也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