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开创皇帝制度的秦始皇，在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后，果断否决了丞相王绾的分封提议，全面接受廷尉李斯建议的郡县制度设计，把全国划分成36个郡，郡县制也正式登上封建王朝的历史舞台。那么，为什么否决王绾提议的分封制度？先秦时期，诸侯列国普遍采用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和有功之臣，被分封者称为诸侯王，分封的土地则称诸侯国，诸侯国又在领地内进行接续分封，依次分封卿大夫、士。也就是说，周天子只要管理好诸侯王，就可以管理好整个国家。那时候，面对落后的生产力，分封制的设计原理无疑是科学的，初衷也是进步的，甚至治理军队也都非常成功，但是治理国家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譬如周天子可以管理诸侯王，但却无法管理卿大夫，更无法管理最底层的士和戍卒。从而使天子极易被架空，也必然会架空，无法保证时刻都拥有足够威慑诸侯的军事力量。同时，分封制也无法有效集中力量，周天子虽然能制约诸侯王，诸侯王也有听命天子的义务，但诸侯王掌握着实际的军权，不仅天子无法高效调度诸侯，而且一旦外部力量强行插入，打破既有的政治平衡，诸侯就会“人心思动”，做出拂逆天子的事情。战国时代之所以群雄逐鹿、民不聊生，强者生存，弱者灭亡，其根源就是分封制度。诸侯国只有想方设法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生存下来，但终因权力难以集中而步履维艰。只有权力高度集中，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增加自己实力，保证自己生存，也使分封制改革迫在眉睫，更在诸侯列国的改革中，孕育了权力高度集中的郡县制。目睹诸侯割据乱象的秦始皇自然会想尽办法，使自己的权力不被架空，从而执掌天下权力，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百姓也自然希望天下永久太平，永无战乱，意味着分封制改革势在必行。所以，实现大一统的秦始皇，果断放弃了分封制，普遍推行商鞅创立的郡县制，设置郡守、郡尉、监御史等地方官员，由皇帝直接管理，是古代行政制度演变的进步，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都有力增强了中央集权。</p><p class="ql-block">那么，郡县制就一定比分封制更好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为什么推行郡县制的秦国反倒成为二世而亡的短命王朝？其实，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最根本的原因是用力过劲，求治过速，下药过猛，国家运转速度超过了百姓的承受底线，未等郡县制的优势体现出来，秦朝便自行走向了灭亡。多年后，缔造汉朝的刘邦分封七大异姓王，很快就发现分封制的弊端，后半生更是围绕解决这些弊端而劳神费脑，立即对那些功高盖主的异姓王大开杀戒，等到杀完了异姓王又转而大杀同姓王，最终在汉武帝时期全部改为郡县制。因为，皇帝一旦丧失了绝对威信，割据势力便会相互讨伐，角逐天下，天下大乱，而郡县制有利于皇权的集中，分封制有碍于皇权集中，郡县制全面替代分封制是客观必然。所以说，分封制不再符合国家治理的客观规律，郡县制才是众望所归的制度创新。</p><p class="ql-block">在全面推行郡县制的同时，为了稳固秦朝的长期统治，秦始皇极力推进国家治理的全方位大一统，不仅“六王毕、四海一”的政治体制大一统，还要“书同文、车同轨”的经济文化大一统，甚至追求“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的精神信仰大一统。譬如，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普遍认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神灵只保佑当地的人民，也没必要祭祀那些不属自己地域的神灵，诸侯国因此建立了各自的祭祀和信仰。秦统六国后，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祭祀秩序，确定了国家祭祀的基本格局，以关中秦国故地的神祗祭祀为主，同时兼顾六国神祗祭祀，努力把其整合成统一的祭祀体系。虽然秦朝国祚太短，精神信仰的大一统并没彻底完成，但也为中华民族统一的精神信仰奠定了基础。再譬如，把关东地区的豪杰全部搬迁到咸阳。那些被迫搬迁的所谓豪杰，类似当地的意见领袖，说话有人听，遇事有威望，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土地，也能直接支配依附土地的无数佃农，进而能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政策，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官府，甚至凌驾官府之上，所以朝廷任命的地方官想要坐稳，必须依靠这些所谓豪杰，甚至沦为这些人的政治傀儡。强行把这些地方豪杰迁往咸阳，刚刚占领的关东地区就会出现权力真空，可以扶持亲秦势力填补原有的权力结构，完成自己对基层的深度控制，同时大幅减少了这些地方豪杰的监控成本，也把大量的财富顺带带到了经济中心的咸阳，沦落成被秦朝连番收割的韭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