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长鞭（四）

翰墨散人

图片均来自网络 　　父亲的长鞭（四） 父亲生长在旧社会，经过前中华民国，东北易帜，伪满洲国，东北光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事变；给地主扛过活，上过日本鬼子的“勤劳奉事”队，也遭受过“胡子”的勒索恐吓(hè)；十二岁没了娘，二十四岁没了爹，经受过许多苦难，也曾经流离失所，但他从来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过，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也磨练出坚忍、耐劳、节俭、朴实、慈爱、厚道的品格。 父亲的一生从来不挑吃穿，从来不浪费哪怕一粒粮食。在我的记忆中，他吃饭的碗里从不剩下一个饭粒，别人掉在桌子上的，孩子碗里落下的他都捡起来吃掉；哪怕家里的饭菜糊了，生了，馊了，霉了他也舍不得倒掉，非得想办法处理一下再亲自吃了不可。记得小的时候每到农忙季节，家里都要做一种叫黄面饼子的主食，是用粘的黄米面（粘的小米或糜子磨成的米面）经发酵后包上红豆馅，用油锅烙制而成。这种食物抗饿又好吃，很受欢迎。在制作过程中，由于刚开始时，锅热的不均匀，油也给的不均匀，锅不受用，所以烙的头几张饼就容易出现里生外糊的现象，通常被叫做“黑锅底”。每当这时“黑锅底”一定会是父亲的盘中餐。我和二姐年纪小，不懂事，还没开饭就先嚷嚷着：我不要黑锅底，我不要黑锅底！而父亲却总是笑呵呵地把黑锅底拿到自己的碗里，还边夹边打趣地说：我来这个“黑老包”（即黑脸包公之意）。长大后我才渐渐懂得了，这不只是父亲节俭，更是他对妻子儿女一份深沉和朴实的爱呀！ 说到父亲的爱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有一年秋霜来的特别早，庄稼还没上成就被霜打死了，因而大部分减了产，当年队里的分值也仅勾到五毛二分钱，是往年的一半左右。当时家里共六口人，除了父母，二姐和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妹妹，是家里人口最多的阶段。虽然父亲在队里挣得工分最多，但还是没够全家的口粮钱。眼看着快过年了，家里却没钱买过年的猪肉，父亲母亲都很着急，总不能让孩子们跟着过个“素年”吧！恰在这时队里决定春节前往县城去卖谷草，于是父亲觉得机会来了。那时队里规定赶车外出当天不能返回的，每人每天补助一元钱的伙食费，去县城来回要三天时间，这样，每去一次就能挣到三块钱的伙食补助。每天一块钱在当时是够吃三顿饭的，但父亲为了省下钱来给家里买肉，是舍不得花掉的。于是他就叫妈妈准备一些苞米面大饼子和咸菜，用书包装好带上，到了大车店，他借口喂牲口晚上就不出去吃饭，而是借着大车店灶坑的灰火把大饼子烤热，就着咸菜喝几口白开水就算把晚饭吃了。这样一趟下来就可省下一半的补助费，三、四趟以后，父亲终于省下了买肉的钱。到年根儿的时候，父亲高兴的买回了一块猪肉，有六七斤的样子，一家人总算有了猪肉过年。我记事儿以来，那是家里过年买肉最少的一次，其他年份至少也要买上二三十斤，多的时候一般要买上一脚子（白条猪的四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家里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约有六七年的时间，每年自家都要杀年猪，不仅猪肉够吃，而且头蹄下水，血肠猪油一应俱全，全部自己享用。那段生活曾让我好是幸福过一阵子，但父亲用吃烤大饼子而省下钱来买六斤猪肉的那个年，却令我终生难忘，每每忆起都会心中酸楚，眼睛湿润。这就叫父爱如山吧！ 父亲十七岁时同母亲结婚，母亲十九岁。刚结婚时日子过得比较艰难，特别是爷爷去世时，家里还拉下不少“饥荒”，但父亲凭借他的勤劳节俭和对农活的内行，及母亲的精心筹划仔细打理，逐步摆脱了困境，养大了儿女，一步步过上了正常的日子。 父母亲共生育八个子女，但有四个都不幸夭折了，仅剩下大姐二姐我和妹妹四个得以长大成人。大姐长我十五岁在我小的时候就出嫁了。二姐长我四岁，妹妹小我七岁。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基本上没有打骂过我们，而在生活上都尽可能的给予我们关怀和疼爱，尤其是对我这个唯一的“男子汉”更是呵护有加。记得刚上小学那会儿，一到冬天，屋里就特别的冷，墙上会挂上厚厚的一层霜，水缸也会结冰，到了早晨棉袄棉裤冻得都不敢着身，又没有衬衣裤穿，小孩子都不愿意起床。为了不影响我上学，父亲就每天先起来，帮我把棉衣棉裤在火盆上烤一下再穿。怕我冻伤脚，就专门为我买了牛皮靰鞡，由于我太小，既不会续靰鞡草，也不会绑靰鞡，父亲就每天早晨亲自为我穿好，还为我制备了，棉大衣，棉手闷子，皮帽子，使我在地中间虽然生了火炉子仍然很冷的教室里得以安全过冬，安心学习。那时候父亲也会经常赶车外出，只要是去了稍远一点的城镇，就会给我带回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每年大车送公粮的时候，送一次会给两角钱的补助，一天送两次就可以到饭馆吃一顿。当时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好东西，一般是每人吃五个卷子（刀切的馒头），一碗豆腐汤，但在那个清苦的年代，这已经是难得的好吃喝了。而每当这时父亲总会少吃一个卷子，留下揣在棉袄怀里，拿回家给我吃。偶尔还会带我去饭馆一起吃饭，这让我得以在那样一个年代优于别的孩子多享了不少口福。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已经被调到公社中学去赶车，后来又到供销社去赶车。在供销社的时候，每天都要出车进一次货，到了冬天，为了出车方便，就住在那里（一周回家一次）但要自己做饭吃。正赶上那年冬季我初中毕业，要考高中，为了晚上到学校复习方便，就住到了父亲那里，这样他既要每天起早出车，又要为我准备吃喝，很是忙活。为了给我补充营养，就不能像平时糊弄自己那样，而是每餐都动些心思，调剂些花样，就这样大约度过一个冬季。还好我总算没有辜负他的辛劳和苦心，顺利的考上了高中。 我的家距学校约有五华里，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跟着同学一起走着来去，也一直很习惯，但上高中后课程紧，中午若回家吃饭时间就有些不够，若是中午带饭盒，又怕吃不好。这时父亲看到有的同学骑自行车上学觉得很不错，于是就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毅然为我买了一辆崭新的红旗牌的自行车。骑上这样的车子上学，不仅中午可以回家吃饭，节约了不少学习时间，增加了自信心，更让我体会到了父亲那深深的爱！但那辆车却几乎花掉了他三个月的工资呀！ 由于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除了得到父亲的一些特殊关照外，也有更多机会参与他的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如平常没事儿和小伙伴经常搭父亲的“蹭车”坐；有时会跟他去骑马放牧；也有时会让父亲给剪点马鬃马尾（yǐ）儿用来扎毽子或套鸟；也会经常看他修理车马用具；及跟他一起侍弄庄稼干杂活；偶尔也还会跟他出趟“远门”长长见识等。这些过程使我逐渐加深了对父亲的职业、技能、习惯、以及情感等方面的了解和理解，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劳动技能和生活知识，在我心中完整的树立起了父亲，亲切、慈爱、宽厚、朴实、节俭、鲜活的高大形象，影响着我的成长，使我受益匪浅。 父亲虽然从来不挑吃穿但对他冬天赶车时穿戴的那套“行头”却是非常讲究的。那时的东北冬天十分寒冷，进了腊月一般最低气温，都在零下三十摄氏度上下，有时甚至能达到零下三十四、五度，这对赶车人的装束是极大的考验。因为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天气，你都得坐在车上，眼睛始终得盯着前方的路，顶风冒雪是常有的事。如果要出远门，还得起早贪黑，经常要在早晨气温最低的时候出发。那时民间有句话叫：老爷儿（太阳）帽嘴儿，冻死“小鬼儿”，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记得父亲每次去县城卖谷草都是鸡叫头遍烧火做饭，鸡叫三遍出发，正是最冷的时候，如果没有过硬的“行头”是断断不行的。为了保证在那样极端的环境完成出车任务又不会被冻坏，父亲一直备着一套十分可靠的保暖装束，包括一个长毛貉（háo）子壳大皮帽，一个老绵羊皮大衣，一双净重一斤半的牛皮靰鞡，及大棉裤，皮手闷子，绑腿等物件。这些装束都是选的上等好料，经过精心加工制作的，质地、保暖性、样式等都堪为上乘。正是这些好装备保证了父亲能在那样的恶劣的条件下，从容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顺利地完成了每一次任务，而身体也从来没有被冻伤过。 我十几岁的时候常常羡慕父亲的这身“行头”，找机会总想往身上套一套，但帽子戴在头上还算勉强，皮大衣我就舞不起来了，又长又厚又重，压得我挺不直腰杆；牛皮靰鞡更是像只船在我脚上逛荡，只好比划一下作罢。而每当看到父亲穿上这身“行头”坐在装满谷草的马车上，挥起那杆长长的红缨大鞭时，就觉得非常威武、神气，简直就是一位出征的大将军。只可惜那时没有现在的照相手段，以至于这么多年竟没有留下一张那样的照片，但他那威武的英姿却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的底片上并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 父亲对生活的要求一向比较简单，没有什么高远的大目标，也从不讲大道理，只是本本份份地尽着他作为一个社员，一个车老板儿，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的责任，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认认真真的过好眼前的日子。父亲小的时候曾经上过两次私塾，加起来有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但他却很快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启蒙课本，还先后读完了《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等经典。其学习之快，记忆之好，曾深受先生爱惜。但因为奶奶去世，他也不得不放下学业，回家里劳动。他当初识的字比我上四五年级识的都多，一直到老他还都认得，就是到了九十岁，他还能看报纸。母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就你父亲这点文化解放后到外面找个工作是蛮够用的，当时有多少人一个大字不识出去后都当了干部？但父亲就是父亲，他没有那么高的追求，曾经有过的去外地工作的机会，也因为舍不得离开乡土，放不下妻子儿女而被放弃了。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一生活得简单、本份、踏实。这也可能是他得以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吧！ 父亲的一生除了爱劳动，基本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从不抽烟，平时也不喝酒。记得小时候，家里虽然也有一个酒瓶子，里面会有半下白酒，但那基本是拿来当药用的，只是偶尔会看到父亲在外面赶车着了凉，回来用个小铝杯倒上一点儿，在火上烫一烫喝上两口而已。当年家里所处的东北山区，自然资源也很丰富，村子南面一里多地就是一条大河，鱼虾很多，农闲时一些人会到河里弄鱼；后来村里种了水稻，稻田地里，路边的水沟里经常可以抓到鱼；每到冬季，一些人还会到山上打野鸡，逮兔子什么的，但这些事父亲从来都不去做，他怕耽误了正事儿。我同小伙伴们到路边的水沟抓鱼时，有的小伙伴家长给弄了一个端网，很管用，我也很羡慕，就跟父亲说也想弄一个，可父亲不同意，他说：打鱼摸虾耽误庄稼，那不是正经行当。也难怪，其实父亲一年四季基本没有闲着的时候，除了队里的活计，还有家里的那些农活，杂活都要他去做，哪里有心思去做那些闲事呢？ 我把父亲接到工厂后，他也闲不下来，一边种园子和山上的小片地一边收废品。我有了孩子后，有一段时间又同妈妈帮我一起照顾孩子。由于妈妈眼睛不好，有时候还要帮妈妈为我们做饭，给了我生活上的重大帮助，也为我更好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说到做饭，那是父亲的又一项拿手活儿，尤其是做几十人上百人的大锅饭（不包括烧菜）。父亲的手艺在村里那是首屈一指的。那时每当生产队年终会餐或谁家办喜事儿都要请父亲去做饭，不管是单纯的闷大米饭、高粱米饭，大馇子饭还是闷混合米的下豆儿的饭，他都能准确掌握搭配的比例、用水量、下锅的先后顺序，以及灶火的大小、时间的长短等，总是会做出一锅软硬适中、香甜可口、老少皆宜、深受欢迎的米饭来，做到客人满意，东家满意。说起来父亲的这门手艺，还是在伪满洲国时，在“勤劳奉事”队学的。所谓“勤劳奉事”是日本鬼子在伪满时期，统治和奴役中国人的又一种形式。其基本方法是：先在青壮年中征召所谓的“国兵”，合格的即参军入伍被迫成为其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而那些没被选上的则被编入一种预备役性质的准军事组织——“勤劳奉事”队。对“勤劳奉事”队人员实行每年半年的集中强制训练和劳役，一共要三年的时间。服劳役多半是参加矿山、水利、森林开发等大型基建劳动。军训和劳动时，不给报酬，只管吃住，有时也发一身外套。父亲就是在上“勤劳奉事”队被分派到食堂做饭而学会了这门“手艺”的。搬到城里居住时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还是闲不住，总要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做。后来做别的不方便了，就每天负责帮我们按电饭锅（那时电饭锅没有定时功能），这样我们中午下班回来直接做菜就可以了，有时简单点的菜也会直接做好，使我们在上班的阶段每天中午回家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菜。这种情况一直到他近九十岁才放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