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首博，聆听北京的前世今生

雷雨虹（王洪）

　　踏上北京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如果你走进首都博物馆，邂逅那场波澜壮阔的北京通史展览，便开启了一场与古都的浪漫对话。每一件展品都是时光的使者，它们轻声诉说着北京的前世今生，带你穿越岁月长河，领略这座城市的传奇。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鲜活可触的记忆。相信这段奇妙之旅，定会让你沉醉其中，深感不虚此行。

　　蛇年春节刚过，节庆装饰未撤的首都博物馆大厅内，矗立着原位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历代帝王庙前、1954年因道路拓宽迁移至此的景德街牌坊，其为四柱三楼庑殿顶式，木雕精美，承载着老北京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

　　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完整展示北京悠久的七十万年人居史、辉煌的三千年建城史、璀璨的八百余年建都史、七十余年的新中国首都发展史。本次展览是2024年首都博物馆基本展览的全新布展。筹备团队精心遴选出首都博物馆历年珍藏与北京地区新近出土的各类文物，作为展览基本素材。展览紧扣北京市发展脉络，着重突显关键历史节点，巧妙融合声光电与数字技术，为观众生动铺展北京源远流长的历史画卷，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

　　文明曙光：展示了史前北京地区70万年人居史、1万余年文化史。有消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复制品，其原物于1941年在转移过程中下落不明，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地区的人类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各种陶器和打磨过的石器开始出现，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发展。

依据北京人头盖骨复原而成的北京人头像。

　　史前，约70万年前一公元前21世纪。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在房山周口店一带生活，开启了北京地区70多万年的人居史。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陶器出现，原始农业产生并日益发展，迎来了文明的初曙；在此期间，北京发挥着周边文化南下北上的纽带作用，形成了北京最初的多元文化融汇局面，奠定了北京在早期中国文化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克盉和克罍：出土于房山区琉璃河遗址，是北京建城的“名片”。两件器物铸刻着相同的43字铭文，为北京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也为完善早期燕侯的世系提供了文字证据，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

　　堇鼎：1974年出土于琉璃河遗址253号墓，是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重达40余公斤。鼎口微敛、鼓腹、兽蹄形足，两耳外侧装饰有两头相对的龙纹，口沿下方装饰一周以扉棱为底的六组兽面纹。鼎内铭文记录了堇远赴周王都所在地奉献食物一事，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矿冶与铸造行业规模大，生产技术高度发达。

　　燕蓟屏周。周代实行分封制，封邦建国，以拱卫周王室。周武王克商后，褒封先圣之后于蓟，封其弟召公奭（shi ）于燕。燕、蓟遵循周朝的礼制文化，是周朝北部的坚强屏障。燕国于西周晚期吞并了蓟国，至战国时期拓土开疆，发展成"地广两千里"的大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其疆域内不同的文化在融合中继续发展。

　　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头纹带盖伯矩鬲”，别称“牛头鬲”，是西周早期器物，铸造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1975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251号墓。有平盖，盖顶中央半环形钮连接两侧两只小的圆雕牛首，盖面其余位置满饰两只浮雕牛首纹。敞口，折沿，立耳，束颈，鼓腹，分裆，三兽蹄足。颈部为夔龙纹，三瓣袋足外侧各有一只浮雕牛首纹，牛角尖锐上扬，饰鳞纹。全器以牛首为主要装饰，共装饰立体与浮雕的牛首7个。

铭文内容：盖内及器身颈内壁各铸有相同的阴文铭文15字，大意是在戊辰日，燕侯赐给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纪念其父。

文物价值：是中国最美青铜器之一，艺术构思与铸造工艺均达到极高水平，是商周青铜礼器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具有很高的审美艺术价值。其铭文证实了西周初年燕国的封地位于琉璃河，是北京“诞生”于西周的实证，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

　　2号文物是平谷刘家河商墓也出土铁刃铜钺。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用陨铁制作的器物之一，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还没有冶铁技术，古人就利用陨铁来制作工具或武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材料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车马器：包括青铜銮铃、车轭、马衔、马镳、当卢、节钺、车辖等青铜构件。青铜銮铃造型类似手持小电扇，里面装着弹丸，安装在马车的车轭或车衡上，一晃就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车轭是车辕前端用以扼住马颈的部件；马衔和马镳环扣在一起，放置在马脸颊两侧。这些车马器还原了3000年前古人御马的场景。

　　北方重镇：主要展示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北京地区的历史，秦汉时期：秦统一全国后，北京处在居庸关大道、太行山东麓大道等的交汇点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渔猎文明的交往愈加频繁，北京凭借地理优势成为北方军事重镇。

图为长城敌楼模型。

　　西晋骨尺基本信息：制作年代为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由骨质制成，呈淡黄色。长24.2厘米，尺身两侧均刻有十个单位的尺寸标记，其中一侧还细致地划分了每个单位内的小尺度，刻度清晰精确、易于辨识。

发现与意义：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华芳墓被发现。它为研究古代计量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证实了当时“尺”的长度约为现今的24.2厘米，度量衡标准至少自汉末延续至西晋时期。此外，通过华芳墓志与骨尺的相互印证，帮助考古学家确定了古都蓟城的西墙位置在今天的会城门附近，为研究北京古代城市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京现存最早的石佛造像太和造像，其下方有“太和廿三年三月十五日阎惠端为皇帝、皇太后造像”字样，与山西云冈石窟属同一时代，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文化等。

　　大葆台汉墓位于北京丰台区，是西汉晚期的两座大型木椁墓。黄肠题凑是古代帝王陵墓中特有的一种葬具和葬制。以大葆台汉墓为例，对使用约15880根百年柏木条的黄肠题凑。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是用长约90厘米、截面宽和高都为10厘米的柏木枋紧密堆垒而成。在一号主墓室的内外回廊之间，形成了一道南北长15米左右、东西宽10米左右、高达3米、厚度达1.8米的木墙。

材质选择：采用的是中国独有的黄心柏木，柏树生长缓慢，需百年才能成才，柏木质地坚密，富含油脂，耐腐蚀性强，能够长久地保护墓葬。

　　《幽州胡马客歌》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乐府诗。天宝十年（751年）冬，李白到幽燕之地去一探虚实，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形势危急，却无能为力。在此背景下，李白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初在幽州写下了《幽州胡马客歌》，向朝廷和世人发出战争预警，表达了对国家安危的担忧和对和平的渴望。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确实是李白对当时外来民族相貌等特征的生动描写，体现了唐朝与外来民族的交往。“绿眼”直接点明了幽州胡马客眼睛的颜色，与中原人常见的黑色眼睛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他们独特的外貌特征，给人一种异域之感，增添了神秘色彩。“虎皮冠”则是对其服饰装扮的描写，展现了胡马客的勇猛与野性，暗示他们可能来自游牧或尚武的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唐朝时期，疆域辽阔，国力强盛，与周边各民族交流频繁。幽州作为边疆重镇，是胡汉交融的前沿阵地。李白能对幽州胡马客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说明当时唐朝与外来民族有广泛的接触和了解。

　　史思明墓出土的铜坐龙。1981年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村西的史思明墓中出土。755 年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连陷洛阳、长安，唐玄宗奔蜀，唐肃宗灵武即位后组织平叛，期间叛军内讧，安禄山、史思明先后被杀，763 年史思明自缢，安史之乱告终。

　　唐镶金马镫。 出土信息：出土于史思明墓，史思明是“安史之乱”的主要人物之一，曾于范阳（今北京）称帝，国号“大燕”。是研究唐代军事、交通、马具发展以及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骑兵装备情况、社会工艺水平以及史思明政权的相关历史细节等。

　　辽金时期北京成为王朝都城，辽升幽州为南京，金海陵王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定名“中都”，使北京完成了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开启了北京作为大国都城的新纪元。这一时期民族交流和文化融合频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进一步深化。

　　马镫壶：又称“鸡冠壶”，是辽代特有的陶瓷器形，模仿契丹族皮囊容器样式烧制，用于装水或盛酒，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天宁寺塔：辽代建筑，是辽南京时期的重要遗迹，体现了当时的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

　　房山金陵遗址中的石棺。出土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雕龙纹石椁及石棺，正中偏北为完颜阿骨打的汉白玉雕龙石质残椁，椁盖、椁身均为整块石雕凿而成，剔刻有团龙纹。椁盖呈长方形顶式，雕刻缠枝忍冬纹等，椁底残留着墨地朱纹金线勾双龙戏珠纹。较小的石棺是完颜阿骨打钦宪皇后纥石烈氏。

　　金代铁狮子：身上铸有“泰和八年十月十五日”字样，是北京地区现有最古老的铁狮子之一。其雄狮采取直立蹲坐姿势，头侧歪上扬，脸两侧是成排的短鬃毛，头顶梳成一绺一绺卷毛。狮子圆瞪双眼，张着大嘴，胸前系一铃铛，四肢肌肉强健有力，前爪踏绣球，爪尖短粗，关节圆鼓，躯身与底座一体铸造，整体铸造精良，颜色光润。

　　元青花凤首扁壶：在北京的元代窖藏出土，造型来源于蒙古少数民族，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装饰盛开的莲花，呈现凤鸟飞翔于莲花丛中的情景。采用多种制作工艺，是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目前发现的同形器仅两件，另一件在新疆出土。

　　“兰若相望”：展示的是金中都的寺观，“兰若”是梵语“阿兰若”的简称，意为寂静处、空闲处，常指寺院。“兰若相望”体现了金中都时期寺观众多、相互毗邻的景象。

代表寺院：有承自前朝且规模扩大的昊天寺、悯忠寺（今法源寺）等，还有新建的圣安寺等。昊天寺有宝严高塔，号称“平步登青天”，也是金人囚禁北宋宗室皇亲的地点之一；悯忠寺在金代主要功能是作为科举考试的场所；圣安寺是金太宗为佛觉大师、晦堂大师敕建的寺院，民间称为柳湖寺。

　　自元大都成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首都之后，京杭大运河成为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巩固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促进了周边城乡发展与南北交流，形成了深受漕运影响的北京地区社会生活特征与精神形态，产生了运河文化。

　　197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对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妙应寺白塔进行维修加固时，在最高处的塔刹内发现了五佛冠。据考证，这是乾隆十八年应蒙古藏传佛教领袖章嘉大师的提议重修白塔寺时，在塔刹内装藏的。白塔寺，元世祖忽必烈在辽代永安寺遗址上重建白塔，敕名“大圣寿万安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

1978年妙应寺白塔进行维修加固时，发现的菩萨像和乾隆题字。

菩萨像：发现的是黄檀木整雕连龛观音像经函，内藏33粒舍利子。观音像在乾隆帝手书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首页，为鱼篮观音形象，观音站立在一朵仰莲上，身体略向经书方向右侧，头戴发髻冠，背后有圆光，体态婀娜，上身着通肩袈裟，下身长裙曳地，衣纹飘逸流畅，两手在腹前挎一个篮子。

乾隆题字：乾隆题字位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结尾处，有阳文篆刻“如水如镜”“莲花室”“天龙三昧”“乾隆宸翰”四方印章。其题跋内容透露了寺塔位置、白塔历史、乾隆皇帝修塔时间、为白塔装藏时间与目的、敬书《心经》的具体时间等重要信息。

　　“都城典范”。主要展示明代永乐迁都、都城营建，呈现北京都城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通过丰富的文物、史料等，展现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城市规划、宫殿建筑、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当时的建筑艺术水准、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景象，反映出中华民族在都城建设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

　　永乐大钟：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钟体通高6.75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铸有经文23万多字，字体端正，刚劲有力，体现了明代高超的铸造工艺和文化艺术水平，也反映出当时佛教文化在京城的盛行。

　　明万历孝靖皇后凤冠：出土于定陵，冠上饰有金龙、翠凤、珠宝等，制作精美，奢华无比，是明代宫廷服饰和珠宝工艺的杰出代表，彰显了皇家的尊贵与威严，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和审美观念。

　　清朝北京是文化中心，学术氛围浓厚，有众多文人墨客汇聚，诗词、绘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蓬勃发展，小说创作也取得一定成就，如《红楼梦》等经典作品。戏曲方面，京剧在清代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成为北京文化的重要代表，深受民众喜爱。

　　清朝继续定都北京。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清北京的都城文化更趋繁荣、多元，尤以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最为富庶、繁华。制度的变革、民族的融合汇聚，使得这一时期北京的王府文化、园林文化、宗教文化和宣南文化等，既绚丽夺目、成就斐然，又具有浓厚的时代与地域特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这些成就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见证。鸦片战争后，在内忧外患频仍的纷纭变局中，北京的都城面貌和功能随之发生变化，揭开走向近代都市的序幕。

　　明清时期是宣南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时以皇城为中心的内城成为宫廷文化集中区，而处于外城的宣南日益成为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展示地。

近现代传承：近现代以来，宣南文化依然在传承和发展，众多名人在此留下足迹，发生了许多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比如戊戌变法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宣南文化重新被提及，成为新时代的文化课题。

　　1921年5月9日，中华民国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代表国民政府，联合中法实业银行共同出资400万银元，成立了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着手推动电车项目。1924年12月17日，在北京天安门举行了通车典礼。12月18日清晨，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始运营。

运营路线：第一辆有轨电车运营路线从前门，经天安门、西单、西四、新街口至西直门，全长约9公里。

　　漫步首都博物馆，如同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首都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栖息地，更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生动注脚，让我对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有了更深的眷恋与理解。

本文部分图片、文字来自首博展板介绍，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