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小套

时光

“ 平哥，他们说咱俩是半拉子，这是啥意思啊？”我向站在旁边的邻居、大我3岁的平哥问到。

“啥意思，他们说咱俩是小孩，只能干他们一半的活。准确地说，你还不算半拉子、只能算小半拉子，因为你还不到12岁。也就是说，咱们拉一次小套只能拿他们一半的钱。”平哥回答道。

“平哥，小泉哥也太黑了，别人借一本书只要一两分钱、最多要五分钱，他借出一本书却要一角钱。”我愤愤地说道。

“没办法，他那里都是好书啊，不然谁去他那里借书？你说，咱们拉一次小套最多才能挣两角钱，还得给把头两分钱，这他妈的挣钱也太不容易了。”平哥回答道。

“你们两个小崽子闭嘴，太闹人了。我们拉小套是养家糊口，你们拉小套是为了挣钱看闲书，你们能挣钱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我们旁边一位大叔一边跺着脚、一边搓着手，嘴里还在训斥着。

这事，发生在1966年初冬的一天。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几个月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各单位都在搞批斗，当父母的都在单位忙运动，各家孩子都没人管了。这不，在院里平哥的撺弄下，我跟他来拉小套了。

第一天，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活。看着霁虹桥与儿童电影院方向那个陡坡，真的眼晕。那个坡太陡了（大约是20度角坡度）、那个坡太长了（大约有三公里），没有足够体力还真拉不上来。拉货者是因为拉不上来才找拉小套的，找半拉子干活是无奈之举。还好，管事的把头看我冻得够呛，就跟一位拉货者说好话，硬是加上我一个。还别说，这一车钢筋太沉了，我们四个拉小套的全力才把车从三中方向拉上继红桥，往省报社方向下坡时还得往回拽着。地面上都是冰、上面还有一层雪，上坡打滑还能使上劲，这下坡打滑必须有人不断往车轱辘地下垫木方来缓解下坡速度，你有劲也使不上。按说，往车下垫木方也算是技术活，垫早了车不走道、垫晚了车下冲力大垫不住，我就是那个垫木方的人。这一路紧忙活，不停地取木方、垫木方，干完了这趟活，我的衣服都湿透了，那就是一个紧张啊。当我在省报社这边管事把头手里拿到八分钱时，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靠劳动得到的报酬。报社这边管事的把头人特别好，硬是将我撵到报社侧面家属楼里面去散汗，并说明有活会让人喊我。在这边等活时，我看到墙面上贴的大字报，有许多大字报批判对象竟然是我同学的父亲——那位省报社总编。要知道，我那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很和蔼的人，我曾多次见过他，可他怎么就成了走资派呢？这点让我很困惑。在这边等活时，我认识了许多叔叔大伯，他们对我都挺好。特别是一位戴口罩的叔叔，对我特别的关心（需要说明的是，那时候很少有人戴口罩，更别说这些干苦力的人）。他告诉我，下次来时一定要穿破衣裳，带两条破毛巾（上下坡时裹在脚上防滑），还将他使用的挂钩给我使用（我用的挂钩太软），并叮嘱我回家后将挂钩藏好。他如此般热心关怀，令我十分感动。通过交谈得知，这位叔叔姓陈。

“小巴拉子，霁虹桥那边把头用喇叭喊你，让你马上去那边接活。”一位叔叔打开门向我喊道。好嘞，我飞快向霁虹桥方向跑去，尽管衣服还没有干。看来，那边的把头对我这个小巴拉子也挺照顾的，这也成为我卖力拉小套的动力。你可能会不信，我第一天拉小套就挣了四角钱。虽然，身体感觉疲惫，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回到家，我骗哥哥说去同学家玩了，哥哥没有多想，也没有说什么。当然，挂钩我藏在家里的煤棚中，我又在煤棚中将盖白菜的一件旧棉衣找出来放好。

第二天早上出门前，我换上旧衣服、拿上挂钩及两条旧抹布，结果被哥哥发现了。哥哥询问情况，我只好如实回答，哥哥用一个小饭盒给我装了半个窝头，一再叮嘱我注意安全，并让我把平哥叫过来，哥哥又向平哥嘱咐后才让我出门。那天来到霁虹桥站点，把头看到我的穿戴，一个劲夸我像那么回事了，并把我直接打发到省报社站点（那里可以在屋里等活），这令我十分感动。这次，我依然看到了那位戴口罩的叔叔，并与其闲聊了半天。然而，让我不解的是，他竟然知道我是霁虹小学的学生，他还直言家里不缺钱不应该来拉小套？他的话让我无法回答。他又是怎么知道我的情况呢，我感到疑惑。这个疑惑在第三天得到了答案。对了，第二天我又挣了五角钱。

第三天第一趟活，是从儿童电影院拉到道外滨江火车站货场，在这里这算大活。毕竟，这趟活距离远、钱肯定给得多，谁都想去，把头派活给戴口罩的陈叔叔、还有一个家庭特别困难的刘叔叔，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这位把头特意嘱咐陈叔叔多多照顾我，别出现任何闪失。听到把头的这些话，我的心里暖暖的，毕竟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拉货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真是一个话唠。一路拉车嘴就没闲着，不是跟陈叔叔闲聊，就是与刘叔叔闲聊，甚至与我这个半拉子也能聊个没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话题。车过了三中门前，路面平坦好走了些，拉货者提出休息一下，我们当然同意了。休息时，拉货者把我拽过去，贴着我的耳朵说：“你知道那个戴口罩拉小套的是干什么的吗？他姓陈，是我们局的副局长，这次运动被抓进学习班了，不知他是怎么出来的。他的两个女儿都在霁虹小学读书，我见过他来接孩子。不过，我是不会告发他的。”原来如此，陈叔叔戴口罩还是被人认出来了。这下子我明白了，陈叔叔之所以对我如此了解，他应该是同学家长。我静下心来想了想，他应该是同班女同学陈**的父亲，每周五家长到学校接孩子回家，我曾在学校门口见过他，只是他现在带着口罩无法确认，一定是这样的。休息后我们继续拉车，我没有再与与陈叔叔交谈，我怕自己忍不住说出实情。对了，这趟活我挣了六角钱，把头依然只收了我两分钱。

哎，我没想到这个买卖只干了一星期就结束了。因为干活的第七天，有一位叔叔在车下坡垫木方时滑倒腿被压断了，我们把他送到市第一医院检查是粉碎性骨折，只能截肢处理。这件事吓坏了平哥，他说什么也不敢去了，他也不让我去了，还将此事告诉了我哥哥，我哥哥怕担责任又告诉了母亲，这下好了我再也去不成了。不过，这一周收获还是挺大的，不仅挣了三块六角钱，还认识了一帮叔叔大伯。只是，那位腿部截肢的周叔叔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了。还有，我挣的三元六角都交公了，妈妈挺高兴并给我留下六角钱。你可别闲钱少，那时候二级工每月工资才三十八块六角。

1982年夏季的一天，小学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在那次聚会上，我见到了陈**同学。我向陈**同学询问他父亲情况，她告诉我，她父亲不久前已经去世。她还告诉我，她父亲是1935年参军的老兵，1944年被上级由山东调往东北四野，他参加了无数次战斗，身体负伤多处，导致身体赢弱。解放后，他以正团职转业到地方工作。另外，她还说了父亲拉小套那段经历，当时单位不给父亲开工资，母亲又是家庭妇女，三个孩子需要抚养，父亲只好托病出来拉小套挣钱养家。他还向女儿表扬了我，说我很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挣钱养家；她还告诉我，那时候她与母亲还有妹妹一直帮助一家街道工厂糊纸盒赚钱，只是挣钱非常少；她还告诉我，省报社那边那位把头曾经是国民党老兵，被陈叔叔所在部队俘虏加入到解放军队伍，陈叔叔就成为了这位老兵的首长。陈叔叔到继红桥这边拉小套，被其认出并有所关照。包括我能够留在省报社这边，也是陈叔叔给说情的，少扣我份子钱也是给陈叔叔面子。把我撵走，同样是陈叔叔的意见，他怕我一时不慎摔伤胳膊腿；她还告诉我，第三天第一个活那个拉货者，居然到局里告密，把陈叔拉小套的事说了出来，还向局里要好处。结果，局里那位接待人员当晚到陈叔叔家，将此事告诉给陈叔叔。陈叔叔恢复原职后，那个拉货者还曾去找陈叔叔要好处。哇，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多内情啊。

拉小套时间虽短，却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让我增加了社会阅历，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生活。那时候，哪有人愿意去拉小套，只能是生活所迫；那时候，哪有人愿意去拉小套，丢不起那张脸，抹不开面子，肚子饿得不行只能舍弃脸面拉小套。这就是当时底层人的生活，这就是当时那些拉小套者的人生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