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史话 | 四荒古国话觚竹：谁知孤竹夷齐子，正向空山赋采薇

西河

孤竹国是商周时期位于中国东北的重要方国，是商初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它兴于殷商，亡于春秋，存在了约940年之久，其后沦没在朝代更替和岁月流逝中。孤竹国大致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唐山、秦皇岛一带），北至辽宁西部，南接燕山山脉，东临渤海。作为商朝的诸侯国，孤竹国是中原王朝经略东北的战略前哨，也是商文化与东北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

孤竹国与商王室同姓（子姓），存在血缘联系，因而分封镇守边疆、承担拱卫京畿、抵御北方部族的职责。《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商代甲骨文及青铜器中多次出现“竹侯”的记载，表明孤竹国在商朝政治军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孤竹国名的来由版本较多，可能与酒器、竹简相关，体现了商朝邦国的风俗文化。孤竹，亦作“觚竹”。

孤竹国君，姓墨胎氏，或曰墨夷氏。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为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上述提到的目夷氏，即墨夷氏、墨胎氏。

孤竹国在存续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商朝，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即从孤竹国初期封国到周武王灭纣，作为殷商的同姓诸侯国，肩负商王朝北方安全屏障。第二阶段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663年，从武王建周到齐桓公“斩孤竹”。作为周朝异姓诸侯国，受制于燕国和山戎的挤压，最终被齐桓公灭国。

关于孤竹国的君王传承世系，先秦两汉并无文献记载。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汤特封墨胎氏于孤竹，后九叶，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齐。”认为传至殷末仅传九世，第七世国君是竹猷，八世是亚微，第九世是亚凭。再之前的世系无法考证。据民国《迁安县志》卷四《古迹篇》载，迁安县境内有孤竹次君墓，而新版《迁安县志》除了次君墓外，还提到了长君墓。“长君”“次君”，均不明所指。长期以来，由于商周历史太过久远，缺少文字实物验证，孤竹国不仅国君世系不明，甚至国都所在地也有很大争议。现在学者研究认为，卢龙县蔡家坟村的北岭极有可能是孤竹国都所在地；当然，也有人认为国都也在变迁，并不是定数。

孤竹国经历商周和春秋时期，疆域随着朝代更迭、不断迁变。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汇碰撞，最终淹没在岁月河流中。

而让孤竹国真正流传千古的是“伯夷与叔齐”的故事。伯夷、叔齐是孤竹国王亚微之子。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齐名致，字公达。所谓夷、齐者为谥号；伯、叔，乃其排行。伯夷为亚微长子，叔齐排行老三。根据史书的记载，亚微老了，开始为继承人发愁，按惯例应该将王位传给长子伯夷，但他心里爱的却是三子叔齐。废长立幼，与祖制不合，当然会遭到群臣的反对，但舍弃叔齐，又实在于心不甘。他最后还是决定选立叔齐。亚微去世后，叔齐本应继立为君，他却想让位于兄长伯夷。而伯夷认为这是父亲的决定，在坚辞不果的情况下，索性逃走了。叔齐不忍拂逆父意，但又不忍越兄而继承王位，便与伯夷一同逃走了。国人遂立亚微次子凭为君。

夷齐两人听说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人，于是前往投奔。然而，当他们到达时，周文王已去世，周武王等不及将父亲文王下葬，就兴兵出征伐纣。二人认为武王伐纣是以下犯上，拦住武王的马头，质问道：“父死不葬，便兴干戈，此乃不孝；身为臣子，以臣弑君，此乃不仁。如此怎么能让天下信服呢？”武王大怒，欲杀二人，姜太公劝阻道：“此义人也”。

后来武王克商，天下宗周，欲笼统天下人心，特别是那些商的遗民，想起了伯夷和叔齐，召二人入京为官，但二人断然拒绝，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今河北迁安南之岚山），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这就是“夷齐让国”“不食周粟”的故事。

司马迁对伯夷、叔齐十分推崇，为其立传《史记·伯夷列传》，叙述了这件事，作《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其实，夷齐让国的故事在更早的时候上演过，十有八九夷齐以泰伯为榜样。商朝周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和季历。古公亶父希望将王位传给季历，以便其子姬昌能够继承周族的领导权。长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理解父亲的心愿，他们主动放弃继承权，离开周族，前往南方的荒蛮之地（今江苏一带），在那里传播中原文明，成为后来吴国的先祖）

庄子在看待伯夷、叔齐的行为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庄子认可伯夷、叔齐的道德高尚和对名利的超脱；另一方面，庄子认为两人过分追求名节和仁义的外现，而忽视了自然本性和生命的本质。

韩非子则认为，伯夷的德行固然高尚，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无法避免“田成、盗跖之祸”，甚至可能成为“无用之臣”。作为法家人物，韩非子更倾向于通过法律和制度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而不是依赖个人的道德行为。

南宋时期，面对国家分裂和民族危亡，在这种背景下，辛弃疾对伯夷、叔齐二人坚守信念和气节更加敬重，融入了他对自身命运和国家破亡的感慨，人生命运如此不同却又无可奈何。

《鹧鸪天·有感》辛弃疾

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孤竹夷齐子，正向空山赋采薇。

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自西周至春秋，孤竹受到周朝本家燕国和山戎的双重挤压，疆土不断北迁和缩小，东周春秋时期周朝式微，孤竹已经成为山戎“与国”。到春秋初年，山戎对燕国发动大举进攻，不断骚扰，燕国国都蓟也被攻陷。桓侯被迫迁都临易（今河北容城或曰易县）。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山戎又伐燕。燕求援于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国语·齐语》亦记载：“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齐桓公这次举全国之力北伐，将山戎赶出了燕北，并把夺得的部分土地给了燕国。同时，这次北伐也给了孤竹以毁灭性打击，作为山戎的与国，孤竹国君被斩首，孤竹国彻底灭亡。

孤竹国，这个古老邦国虽然已经消失了近2700年了，被岁月蒙上了神秘面纱。然而孤竹文化却深深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熔炉里。随着近百年考古发现，孤竹这个神秘的古国开始一点点露出其真容面目。根据相关学者考古研究，孤竹古国属于商周时期冀北、辽西地区的夏家店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殷商文化特点，表明与中原殷商文化紧密相关；夏家店上层文化处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来源更加多样性，具有游牧民族迁徙特点、有山戎遗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现。

近年来，辽西和冀东发现了几处殷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陶器，证实了孤竹国文化的存在。

1973年，在辽宁喀左县的北洞一号坑出土了一件涡形铜罍，高41.1厘米，口径16.8厘米，从形制看属于商代晚期。其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由于其铭文提到了“亚微”，故学界称以“亚微罍”。这几个字的大意是“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叫丁的所做铜罍”。亚微，即伯夷、叔齐的父亲。“亚”，是商代诸侯在商王朝任职的官称。也就是说，亚微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孤竹国的国君，但同时又是在商朝任职的大臣。

父丁孤竹亚微罍。辽宁省博物馆藏

现有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妇竹”“妻竹”“竹妾”等词文字记载，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的称谓。反应了孤竹国与殷商之间的姻亲纽带关系，佐证商王朝封建政治军事同盟体系。

商朝灭亡后，商朝遗臣箕子不愿臣服于周朝，选择离开中原，带领部分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据《史记》、《尚书大传》等记载，箕子率众到达朝鲜后，建立了“箕氏侯国”，定都于大同江流域的王俭城（今朝鲜平壤一带）。

1992年10月，河北迁安县夏官营商代遗址出土一件铜鼎和一件铜簋，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箕子，是文丁之子、纣王的叔父，官至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榆社一带）。商时孤竹国与箕子朝鲜接壤，箕子器物出现在孤竹国境内，可见孤竹与箕子朝鲜关系密切。这个铜簋很可能是箕子嫁女于孤竹国所陪嫁之物。如今河北迁安、卢龙等地民间还流传着箕子嫁女到孤竹的故事。

华夏文化与山戎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孤竹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包括盆地、山地、丘陵等，滦河、青龙河、大凌河纵贯其中。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部游牧狩猎文化的结合部，农业经济和渔猎畜牧经济交错并存，形成了复合性、多元性文化特点。特别是西周至春秋，随着山戎等少数民族的兴起，占领孤竹、令支之地，孤竹文化构成也开始发生演变和融合。

《管子·戒》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可见得，孤竹国农业发达，有特产大葱和大豆，齐桓公号令传播天下。看来，山东人爱吃大葱找到源头了。

《逸周书·王会》记载，孤竹以距虚为其特产。“距虚”，据孔晁注乃为“驴骡之属”，这类家畜据传是由野生狍子与四不像杂交而产生，有着惊人的繁殖能力，现已灭绝，可见当时孤竹人已懂得动物杂交繁殖技术，显示出先进的畜牧业水平。在《吕氏春秋·不广》中，关于“距虚”的表述如下：“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后，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这也说明距虚和蹶是相生动物，可惜现在只存在想象中了。

蛙面石人于1979年在承德市滦平县虎出土，该石人用滑石雕刻而成，高9.7厘米，整体呈蹲坐姿势，蛙首人身，造型生动，具有鲜明的山戎文化特色，反映了山戎族对蛙的图腾崇拜，也可能与古代母系社会生殖崇拜相关。孤竹古国历史变迁和湮灭，反应了华夏文化与胡戎文化不断融合，春秋战国后期戎夷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状态。

蛙面石人不仅是山戎文化的象征，其独特的造型和文化内涵展示了古代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与古希腊的“半人马”、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异曲同工。

参考文献：秦学武《古孤竹国文化探源》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