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行动指南毛语录（七十一）

秦红平

中国之行动指南毛语录（七十一）

93.《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953年1月5日）

（1）山东分局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

（2）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3）人民来信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4）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5）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6）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的。

94.《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1953年1月13日）

（1）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一向它们要民主，那个政府就说:我们总是要搞民主的。清朝政府是这样说的，但就是不给。蒋介石听了我们的建议以后，也并不是明讲他不要民主。有一次，我在重庆，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声明，上边有这样一句话:“政权属于人民，并非本党所有”，下边又讲了一句:“奋斗不能无责，责必须我们承当。”按前头一句似乎对人民有好处，按后头一句又成了他们的好处了。奋斗不能无责嘛！那就是说，首先要由他们来承当这个奋斗的责任。蒋介石说要还政于民，那时候我们说:慢一点还。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还。结果，真是达到他的“目的”，还政于人民了，他自己跑到台湾去了。

（2）前天我看到艾森豪威尔的一篇讲话，他说:中国要办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你办选举他要侵略，你不办选举他也要侵略，问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抗美援朝的力量更加增强，那是可以使它放弃侵略的。所以，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3）我们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情来，困难要少一些。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

（4）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它既要照顾多数，又要照顾少数。单纯照顾少数的政府在历史上是有的，像清朝政府、蒋介石政府，那完全是照顾少数。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我想，他们中间的多数，甚至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可能是会被人民选举的。但是，你要我写保票我不能写，因为那是人民的事，人民选举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安排。所以，对于这一条，用不着担心。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只要有这个资格）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

95.《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

（1）关于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它，前途是胜利的。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在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不耐烦了，觉得还是早点结束好，停战谈判只剩下一个俘虏问题了，争执也很小了，何必为一两万俘虏还要那么坚持下去呢？这不只是一两万俘虏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人口多，觉得丢掉几万人不要紧，俘虏一个也不能丢掉，一定要争。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

（2）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有一些人有抵触的。他们应该懂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

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3）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有很多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又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早在前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侯，邮电部一个什么局长，就发命令招揽生意，让大家给中共中央打致敬电报、写致敬信，结果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万份电报，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人民真正出于内心打来的，有多少是强迫人家打来的，要查一查。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不像样子，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这些毛病去掉了，我们的五年计划一定会成功，民主制度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垮，我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96.《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年3月16日）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党内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是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

97.《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1953年3月19日）

（1）“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

（2）“五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原因是上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

（3）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超过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

98.《正确对待单干农民》（1953年3月24日）

（1）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

（2）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

（3）在一个农村中，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99.《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

（1）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已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2）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