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鉴赏之二十二——毕加索

陀罗山人

　　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全名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狄·保拉·胡安·纳波穆西诺·玛莉亚·狄·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狄·拉·圣地西玛·特里尼达·路易斯·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毕加索是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之一。

　　代表作品欣赏：

《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 1907年 布面油画 243.9x233.74厘米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是西方艺术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立体主义（Cubism）的开端，更标志着现代艺术与传统绘画的彻底决裂。

　　《亚威农少女》创作于1907年。构思灵感来源于伊比利亚雕塑和非洲面具。作者参观巴黎人类博物馆时，被非洲土著人艺术，特别是黑人雕刻的那种简练朴素、怪异和粗犷的造型所吸引。画中少女们变了形的脸，是画家探索伊比利亚人和非洲黑人雕塑的结果。青年时代的毕加索曾长期在巴塞罗那生活，他对巴塞罗那的亚威农大街非常熟悉。亚威农大街是当时欧洲著名的红灯区，是妓女和三教九流的各等人物常出没的地方。画家从青年时代的记忆中找到了灵感，以其在亚威农大街上见到的景象创作了这幅《亚威农少女》。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在性病中死去，画家本意是要通过这幅把放纵性欲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画作，警告人们性病的危险，以警示那些放纵性欲的人们。

画面描绘的是家妓院的妓女形象。画面上的五个妓女都裸露着病态的身体，搔首弄姿，摆出招摇和引诱的姿态。然而她们的身躯却明显被病魔缠绕着，呈现出恐惧的憔悴脸色，女人正面的胸脯变成了侧面的扭曲，正面的脸上会出现侧面的鼻子。甚至一张脸上的五官全都错了位置，呈现出拉长或延展的状态。其中一个的脸上笼罩的黑影正是病魔的影子，另一个女人的脸简直被描绘成了病毒的样子。因而，这些丑陋、病态、变形的女人形象，确实给人一种看后可怕的艺术表现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左边的人物先画成，像是一些西班牙史前雕刻，右边两个似乎与其他人无关的人物，则像是西非黑人面具。

这幅画色彩运用得夸张而怪诞，对比突出而又有节制，给人很强的视角冲击力。毕加索也借鉴和吸收了一些非洲神秘主义的艺术元素。比如画面上两个极端扭曲的脸，扭曲变形的部位。红、黑、白色彩的对比，看上去狰狞可怕，充斥着神秘的恐怖主义色彩。

画家把这五个人物不同侧面的部位，都凝聚在单一的一个平面中，把不同角度的人物进行了结构上的组合。看上去，就好像他把五个人的身体先分解成单纯的几何形体和灵活多变、层次分明的色块，然后在画布上重新进行组合，形成了人体、空间、背景一切要表达的东西。就像把零碎的砖块构筑成一个建筑物一样。

毕加索夸张了塞尚画中隐含着的多角圆形，以至于整幅画人物及背景都变成了锯齿形线条和锐角平面的构图，强劲而有力。

　　传统绘画追求和谐、比例与透视的精准，而《亚威农少女》彻底打破了这些规则。毕加索将人物分解为尖锐的几何块面，扭曲的肢体和面部仿佛被暴力切割重组。尤其是右侧两名女子的面孔，直接借鉴非洲面具的原始风格，赋予画面野性而狰狞的力量感。

立体主义的核心是“同时性”——将物体的多个视角（正面、侧面、俯视等）融合在一个平面中。例如，中间女子的鼻子是正面视角，眼睛却像侧面观察的结果，这种“拼贴”手法挑战了单一视点的观看习惯。

　　毕加索摒弃光影与体积的塑造，转而用尖锐的三角形、菱形和曲线重构人体。背景与人物融为一体，空间被压缩成二维平面，强调画面的整体结构而非叙事性。

画面以灰白、粉红和深褐为主调，色彩被刻意简化，避免分散对形式的注意力。这种“去装饰性”手法突显了线条与块面的纯粹张力。

　　尽管此时立体主义尚未完全成形，但《亚威农少女》已展现出分解与重组物体的方法论，直接影响后来勃拉克（Braque）与毕加索共同发展的分析立体主义。

这幅画宣告了艺术的自由——绘画不必模仿现实，而是可以创造新的现实。它启发了未来主义、构成主义等流派，甚至为抽象艺术铺平道路。

　　《亚威农少女》是一幅充满暴烈能量的作品，它不仅是毕加索个人风格的转折点，更是现代艺术向传统宣战的号角。它迫使观众重新思考：什么是美？什么是真实？或许正如毕加索所说：“艺术是谎言，但却让我们接近真理。”

《格尔尼卡》

毕加索 1937年 布面油彩 349.3x776.6厘米

西班牙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藏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反战艺术作品之一，以震撼的视觉语言控诉战争的暴行，成为人类苦难与抗争的永恒象征。

　　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内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应弗朗哥政权要求，对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轰炸。平民成为主要受害者，约2000人死亡，城镇化为废墟。这一事件震惊世界，成为法西斯暴行的标志。

毕加索虽长期旅居法国，但始终关注祖国西班牙的命运。受西班牙共和政府委托为巴黎世博会创作壁画时，他得知格尔尼卡惨案，愤而将原计划主题改为对战争的控诉，仅用一个月完成这幅史诗级作品。

　　此画结合立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风格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画中右边有一个妇女举手从着火的屋上掉下来，另一个妇女冲向画中心；左边一个母亲与一个死孩；地上有一个战士的尸体，他一手握剑，剑旁是一朵正在生长着的鲜花；画中央是一匹老马，为一根由上而下的长矛刺杀，左边有一头举首顾盼的站着的牛，牛头与马头之间是一只举头张喙的鸟；上边右面有一从窗口斜伸进的手臂，手中掌着一盏灯，发出强光，照耀着这个血腥的场面。全画用黑、白与灰色画成。这幅画描绘了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德军飞机轰炸后的惨状。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

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

　　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比喻了在战斗中最无辜的百姓，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在其之下，是一位妇女，她朝着自由女神走去，象征着人们渴望和平和自由；而在第四段，那个躺在地上的男子，象征着战斗中不屈的战士，他手那拿一支剑，最妙的是他剑上的小花，赞颂了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全画仅用黑、白、灰三色，摒弃色彩的情感干扰，强化死亡与毁灭的压抑感。粗粝的笔触与撕裂的线条仿佛战争的尖啸。

核心符号的隐喻：

—断臂握剑的士兵：象征抵抗者的破碎与不屈，手边的花朵暗示希望微存。

—嘶鸣的马：代表无辜的受难民众，身体被长矛刺穿，张口发出无声哀嚎。

—冷漠的牛头：西班牙文化中牛的矛盾象征——既代表法西斯暴力，又暗含对传统斗牛仪式的反思。

—持灯的女性：从窗口探出身体，高举油灯，象征真相与良知对黑暗的揭露。

—倒地母子：母亲怀抱死婴仰天痛哭，直接呼应基督教艺术中的“圣母怜子”主题，将战争苦难升华为人类普世悲剧。

　　画面无明确透视，所有人物与符号拥挤在狭窄的室内外交界处，天花板与地面倾斜挤压，营造封闭的死亡牢笼。

对角线构图（如倾倒的女性、马颈的弧线）与锯齿形线条（破碎的瓦砾、尖锐的武器）形成剧烈冲突，引导视线在画面中不断碰撞，再现轰炸的瞬间混乱。

　　延续立体主义的多视角拼贴，但更强调情感的撕裂感。例如，士兵的脚掌以正面与侧面同时呈现，马头被扭曲成仰视与俯视的叠加，强化了混乱与恐惧。

灯泡中的眼球、舌如刀片的马匹、漂浮的火焰等元素，将现实事件转化为噩梦般的超现实场景，暗示战争对人性与理性的摧毁。

　　《格尔尼卡》在世博会展出后，巡展欧美，成为反法西斯宣传的标志。二战期间，纳粹曾搜查毕加索巴黎住所，指着画作照片问：“这是你干的吗？”毕加索回答：“不，是你们干的。”

传统历史画多歌颂权力或英雄，而《格尔尼卡》以平民视角揭露战争创伤，将艺术从美学领域推向政治参与。1973年毕加索去世后，画作被赠予西班牙，但直到1981年西班牙民主化后才回归，成为民主精神的象征。

立体主义的抽象语言与具象的叙事性在此达成平衡，证明现代主义艺术既可实验创新，也能承载深刻的社会批判。

　　《格尔尼卡》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成为所有战争受害者的纪念碑。毕加索用破碎的形式拼凑出人类的良知，提醒我们：“艺术不是装饰，而是武器。”（毕加索语）在当今世界，这幅画依然是一面照见暴力与救赎的镜子，呼唤对和平的永恒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