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的我们涩涩的甜

郑州张世科

　　据说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是依托中国1975年至1985年的历史巨变构思的，为写好这本书，路遥先生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仔细的翻阅了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辛勤的付出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要不然，茅盾文学奖他不可能榜上有名。但有一点则是万万不敢苟同的，那就是作者笔下当时高中生的生活。以我个人的经历及其对周围人的观察，当时的高中及大学生活都是比较枯燥单一的。尤其是在男女生关系方面，人们都被一种天然的法则（即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所携裹，彼此之间很少交流。即便有，也是悄悄的，不可告之于人。更不可能做到像孙少安与润叶，孙少平与郝红梅，尤其是与田晓霞之间那样的自然、直白。当然，《平凡的世界》是小说，它是可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或许当时的陕西人比较开放，不像豫东的我们保守封建。

　　我是1977年9月初，第一次离开了自己原有的生活圈，进入双桥高中学习的。离开了熟知的领域，一切都那么新鲜。在与男同学很快打成一片的同时，与女同学的关系渐渐的生疏起来。包括与原来在同一个中学读初中的人，也渐渐的生疏了。没有了直白的交流，更没有了少小无猜的嬉戏和打闹。男女同学之间的界限一下子分明了起来。男女有别，授受不亲。这八字我们虽不是尽知其意，然而，在现实中，竟然不由自主的践行了起来。男女之间很少有语言上的交集，更断绝了有生活上的往来。比如结伴回家，也是男同学和男同学结伴，女同学和女同学结伴。如果男同学和几个女同学结伴，或者女同学和几位男同学结伴，人数少的一方一般都没有话语权。即使结伴走了一路，也很难听到他（她）的发言。

　　这种局面待我1979年9月份到商丘回中复读时，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峻起来。现在回忆起来，我在商丘回中复读一年，从来没有同班级的女同学说过一句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女同学主动和我说过话。即便有情窦初开的同学，彼此互为仰慕，也仅仅是你深情的看看我，我深情的看看你而已；即便有胆大者，已经悄悄的进入恋爱期，在学校只能是用纸条传递着难以表白的语言信息。

　　唯一的例外是发生在复读的后半学年。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是位女同学，有一天中午放学时，竟然把我的作文本发放留到最最后面。待几乎所有的同学都离开教室时，她郑重的走到我面前，双手把作文放在我的桌上，说了一句：你的作文本！由于早上从不吃早饭，六点钟就要急急的往学校赶，肚子早已饿的前胸贴后胸了。我没有回答，更没有受宠若惊之感，反而暗暗的把她的祖宗问候了八遍。待我吃过午饭，急匆匆的打开作文本，要看老师的批语时，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起来。两元钱！作文本里边竟然夹着两元钱！虽然当时学校早上已有简餐，每人只要一毛钱。可由于我没有钱，从来没有在学校吃过早餐。我的女同学竟然想用这种方式要送给我两元钱！

　　当然，男女同学之间的不交流，并不能阻挡住我们内心的向往。当时学习优秀的男女同学，在异性面前都是偶像，人们很少去考虑到他（她）的出身；而那些成绩优异而且长相标志的同学，更是异性们背后谈论的焦点。当时由于思想保守，图书尤其是谈情说爱的图书匮乏，我们只能从长辈所讲的故事中，来寻求自己爱情真谛。比如我读《青春之歌》，都是偷偷摸摸的。公社放电影越剧《红楼梦》，我竟然不敢正大光明的去看。但青春的脚步是任何人难以阻挡的。这不，《少女之心》《一只绣花鞋》等手抄本，早已悄悄的在青春期的我们中间流传起来。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倾慕的对象，只是不敢大胆表白出来而已。

　　除了学习和复习功课之外，这一时期让我重复阅读的书，竟然是张扬先生的小说《第二次握手》。先是读中国青年报上的连载，然后便是出版小说的阅读。我前前后后大概看过不止十遍，以至于有些章节自己都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该小说首次出版于1979年。小说的背景设定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讲述了两位主人公——苏冠兰和丁洁琼之间的爱情故事。苏冠兰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丁洁琼则是一位美丽而坚强的女性。两人在大学时期相识并相爱，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重重波折和分离。多年后，两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再次相遇，展开了“第二次握手”，重新审视彼此的感情和人生选择。小说通过苏冠兰和丁洁琼的爱情故事，反映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同时也探讨了个人理想、爱情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品情感真挚，语言优美，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厚重感。尽管小说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为我们这些刚刚从农村走出，身上还带有大量泥土气息的孩子们，呈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本以为来到了大城市，上了大学，这一局面会有所改变。可当我真正开始高校生活时，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和简单。1980年9月，我来到了郑州大学学习。延伸着高中时期的习惯，这时的男女同学，尽管已是大学生，可依旧是自成一派的。虽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依然制约着我们。有所不同的是，高年级的学姐们，或许年龄上比我们大的多，她们往往会主动与我们交流，生活上对我们给予关心。而我们在同年级的异性同学面前，往往不由自主的装起高冷来。即便需要女同学的帮忙，我们最多也只能地下工作者一样，用纸条来联络她们。

　　早年的郑大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校友老蒯与嫂夫人都是1973年考入郑大历史系的，学的都是考古专业。三年的相处，彼此之间都有好感。但当时的氛围是男女有别，彼此之间少通语言。虽说老蒯想与嫂子确定恋爱关系。但自己内向的性格又阻碍着他的表白，以至于拖到了即将毕业。毕业前的某一天，老蒯鼓足勇气，用字条把嫂夫人约了出来。老蒯心中有话，就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嫂夫人想说又没法直言。两个人只好沿着金水河郑大段默默的走着。走了一圈又一圈，眼看就要到深夜。老蒯实在没辙，只好鼓足勇气说，我想问你一个事？嫂夫人回答说:什么事？老蒯颤声说道 : 你死后愿不愿意埋在我家老坟里。嫂夫人听后，噗嗤一声笑了起来。赶忙说，我母亲前几天找人给我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只有死后葬在你们县、你们公社、你们大队、你们村、你们家祖坟里，我这一生才会平安幸福。一段姻缘也因此而成就。老蒯含蓄求爱的故事，至今还在圈内流传。

　　当时的我虽说没有亲眼目睹老蒯般的含蓄，可男女同学之间别致的联络勾通手段，有时还是让我感到既好笑又无奈的。这其中，最为经典的桥段，莫过于男生需要拆洗自己的被褥了。

　　有些男生自己不会针线活，拆洗被褥需要得到女同学的帮助。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自己用纸条向某一位女同学申请帮助，请她组织几位女同学帮自己缝被子。待接到反馈过来的纸条后，在约定的时间，自己早早的把席子、被褥、乃至于针线，搬到宿舍下边的平整地带。 另外还要准备一包糖， 算是对女同学帮忙的答谢。做完这一切后，自己便远远的躲了起来。等女同学们帮助缝好后，自己走近一看，被子不仅被缝好，而且叠的四四方方，煞是规整好看。

　　席慕蓉说过：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随着老年生活的开始，青春早已离我远去。但回望过去，我发现青春依旧是自己生命中最最灿烂的篇章，充满着无限可能与梦想。尽管我们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不如今天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那么幸福和开放。但它依旧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无论是追逐梦想，还是经历成长，青春期可以说都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