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闯仕途（第十二集）

书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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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闯仕途

（续上集）我们的调查，一般同公社协商，既选突出的典型村，也到工作后进的村，以利于形成对比，好在那里，差在何处。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较差的村调查，村干部接待也不大热情，对公社意见很大，认为公社分配返销粮有偏见，村干部之间也不团结，相互之间有拆台现象。我们通过座谈会，答应将情况向公社反馈，并安慰了他们。座谈会结束，大队书记安排会计负责我们食宿，他便离开了。正好，大队部有一张床，蚊帐凉席齐备，我与小徐商量，反正是夏天，凑合一晚上算了，免再打扰别人。在大队会计家吃罢晚饭后，我们有些累，就径直回大队部休息。

休憩时刻

正如全国闻名的嘉鱼歌手谢军所唱“《那一夜》”，令我们终生难忘：蚊子成群，虱子成堆，臭虫成片，专盯我这个“O”型血的人咬，白天看蚊帐是好的，夜晚用手电筒一照，到处是破洞，那可恶的蚊子，咬了人还不愿离开，肚子红鼓鼓，全挂在蚊帐上。那一夜，我们不知怎么熬到天明的，我浑身上下都是红疙瘩，小徐也饶不了。小徐还聊我相互打趣：那张床有多少人睡过，身上未洗澡的汗味，脚上的臭味，你与别人臭味相投嘛，怎能不吸引“怪物”！呵，我明白了！原来“五一大队”真是“五个一”：一张烂床，一床破蚊帐，一群蚊子，一堆臭虱，专叮一对陌生人。 1974年，正当全国上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之际，我被安排随农办一位老干部蹲点，即直接到农村生产队（组）住队工作，称为“蹲点”。实际上，我为领导长期蹲守于生产队，领导时不时去点一下“卯”，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县委政府掌握全县动态，适时作出部署。
对于农村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基层干部认为：“不关我的事，只管种田多产粮，若完不成任务，运动搞得再好也没用。”因此，那场运动在农村，算是走了过场。不过，事后也没人追究。 县农办夏副主任，是一位十八级的“南下”干部，即解放前参加工作，因北方解放较早，而我们县，1950年才解放，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干部。他是农民出身，农村工作熟悉，工作扎扎实实，待人和蔼可亲，讲话不乏幽默，歇后语随口而出，凡开会群众都鸦雀无声，愿意听他演讲。他对我关怀备至，是我崇拜的一位好领导，因我调入农办时间不长，他便耐心指导我教我工作方法。
实际上，夏副主任是受县委派遣，带领工作队进驻绿岭公社官桥大队，队员有七、八人。其他队员分配到各生产队（组）后，夏副主任便与我住十一队，从此，我在该队居住了一年，也是我从政一年后，第一次随领导蹲点，第一次同村民正式打交道。 该大队有十一个生产队，两千多人，是该公社最大的大队。从解放初期起，一直担任村支书的老周，因年事已高刚退下，接着，村全体党员又选其长子任支书，我们进驻该村时，正逢他长子率领全村人，为改变乡村面貌，争取粮食高产，实现宏伟目标，做出不懈努力。后来，因他工作成绩突出，被招干并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我与夏副主任，经常开会或全大队生产检查，总是在他家吃饭，他门口大塘边一棵大树，夏副主任借乘凉之机，与其令尊老书记商讨大事，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总被这一家待人热情，为人善良，和蔼可亲，诚恳大方所感动。谨此，向他们一家人表钦佩、感谢与敬意！

旅游景区

老书记次子周宝生，当年村民选他为队（组）长，他带领八组人民奔富路，被授予全国文明村组，现在村民家家住别墅，过上小康生活，成为闻名的旅游景点。周宝生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起初，夏副主任和我，住在生产队会计家里，吃饭却在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老刘家，理由是他家有一老人烧火做饭。后来，有村民觉得，县工作组既然来蹲点住队，了解民情，应该轮流吃派饭，吃饭之机，可与村民互动，反映一些情况。于是，夏副主任作出决定，每户人家吃一天，全队三十多户，几乎一月轮流一次。因我是“常客”，各家各户饭菜都吃到了，有的借轮到我吃饭那天，或杀鸡买肉，改善伙食，称：“若非响应县委号召来住队，作贵客也接请不到。”当然，有些家庭卫生搞得好一些，有的小孩多，相应环境差一些，但他们的确把我当亲人，当贵客，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诚然，当夏副主任在场时，我们与村民做到“三同”，领导若不在场，我更要以身作则，晚上不是生产队队委碰头会，或村民主动找我，有时座谈至深夜，而每天早起更成了我的习惯。大家一致称呼我“书同志”，我觉得很亲切。每当轮到在许姓人家（他们自称“许家边”）吃饭时，无论刮风下雨，必须翻过小山坳去许家边。 在农活方面，我乃农村布衣出身，从插秧到收割，从脱粒到扬场，即小麦或水稻脱粒后，一般两人操作，相互用扬铣将谷物抛向空中，使之借助风力，净物在上风，灰尘杂草处下风，故称作“扬场”。从挎麻（将苎麻从麻杆上剥皮）到锄草，基本农活我都会干。年岁大的村民伸出大拇指：“这个小书（免称同志了）不简单，不光会做干部，还会干农活，村里年轻人可好好学一学！” 冬天，在县委驻该大队工作组指导下，全大队集中在跑马岭荒山植树，各生产队男女劳动力一起上，早出晚归，中午在山边集中开伙，萝卜青菜，我们工作组同大家一起吃，一起干，至今，那一片曾经的荒山，已是参天大树，一片翠绿，使绿岭公社最高的一座山，成为名副其实的“绿岭”了，其中有农办夏副主任我，曾经挥洒过汗水。 我蹲点住队一年后返归办公室，依然干老本行——下乡调查。1975年冬，寒潮来袭，一场大雪，将江南大地，银妆素裹，冰冻三尺。我被安排去簰洲湾合镇公社调查，同事是簰洲湾人，先一天去看亲戚。我决定第二天赶到，定于轮船码头会合。 那天凌晨一点钟，我从县革委会机关宿舍出发，外面大雪纷飞，我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戴着部队发的“雷锋帽”，即无沿大绒帽，棉衣棉裤内加绒衣，还有棉手套，绒毛大头靴，全副武装，军人打扮。不过少了雪地眼镜，看起来只是海军装束，与老百姓无异，一个军绿挎包和大头靴，多少象个退伍军人。为了防止雪地打滑，我还准备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棍棒，用作手杖支撑，随即出发，直奔马鞍山轮船码头（下码头）。

上海留影

从城里去下码头，足足两公里，路上雪近膝盖深，也见不到行人，我一人在雪地艰难前行，不过还好，走过多次，地势熟悉。第一个拐弯处，是文庙山下上大堤之间，地势险落差大，我用棍棒先探测，然后安全通过，满以为会平安无事了。

可是，行至三湖连江水库进洪闸拐角处，我只凭晴天的感觉通过，却掉进了两米深的雪坑，嘴脸碰触雪味，动弹不得，棍棒也不知去向。不过，我神智清醒，必须先寻找棍棒，它是救命稻草。我用戴手套的手，将雪向四周抹去，力争上身能使力气。突然，棍棒露头了，我一阵惊喜：有救了！然后，我用棍棒向周围探测，终于找到雪最浅的路了，赶到码头刚安定几分钟，轮船靠岸了。

来到合镇公社，我将一路遭遇诉诸公社干部，并戏称：若非棍棒充勇士，必然下场是烈士。大家都为我揑一把汗，高呼“幸运”！随之，他们将温度表置于室外，结果显示：零下15°度，一致认为，是自1954年以来，第二个最冷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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