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賦

难得糊涂

唐宋八大家赋（八篇）丨张庆军

张庆军看世界

《韩愈赋》

韩公愈者，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也。其生也，当唐之中叶，文风颓靡，佛老盛兴，而公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振文风于式微，为唐宋古文运动之先驱，其德其才，炳耀千秋，今作此赋以颂之。

公自幼孤苦，然性颖悟，好读书，日记数千言。七岁属文，言辞老辣，如有神助。家贫，而志于学不辍，此其不凡之初兆也。及长，通六经百家之学，胸怀壮志，欲以儒学之道，正世风，济苍生。愈之文，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似大河奔涌，沛然莫御。其文气雄浑，力透纸背。为文之道，以气为先，公之文气，源于其刚正不阿之性，炽热浓烈之情。《原道》者，公之经典政论，攘斥佛老，尊崇儒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此等定义，明晰而深刻，将儒家之根本阐述得淋漓尽致。其行文层层递进，如剥茧抽丝，以雄辩之辞，论证佛老之害，倡导复兴儒学，为世之正途。读之者，无不为其气势所震慑，为其义理所折服。

公之叙事文，亦为一绝。《张中丞传后叙》，记张巡、许远守睢阳之事，慷慨悲歌，感人至深。文中人物，跃然纸上。张巡之英勇，许远之大义，南霁云之壮烈，皆描绘得栩栩如生。“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此段文字，细节生动，情感浓烈，将南霁云之忠勇刻画得入木三分，使人读之，仿若亲见当时之壮烈场景。其抒情之文，如《祭十二郎文》，为千古祭文之典范。公与十二郎，叔侄情深，然生死相隔，公之悲痛，如泣如诉。“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头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知。汝之少年，乃未知吾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知。”此等文字，平实之中见深情，以家常之语，道尽心中无尽哀伤。公之真情，贯注于文字之间，令读者无不感同身受，潸然泪下。

愈之散文，尚奇崛。立意新奇，不落俗套。行文之中，常以奇字、拗句，别出心裁。如“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此般表述，打破常规，却能准确传达其创新求变之文学理念。公之文，结构严谨，布局精巧。或开篇点题，总领全文；或卒章显志，升华主旨。每一文，皆如精心构建之大厦，基石稳固，梁柱坚实，雕饰精美。公于文学理论，贡献卓著。倡导“文以载道”，以为文章当承载儒家之道，传播正统思想，有益于世道人心。此论一出，为古文创作指明方向，使文章不再徒为华丽辞藻之堆砌，而有深刻之内涵。且力主“词必己出”，反对因袭模仿，鼓励文人创新，挖掘自身之思想与情感，以独特之文字表达。此等理论，如明灯照亮唐代文坛，引领众多文人，走向古文创作之康庄大道。

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其刚直之性，不容于时。德宗贞元年间，公入仕，初为小官，志不得伸。后逢董晋为宣武节度使，公入其幕，方得稍展才华。然官场险恶，公屡遭贬谪。因上书谏迎佛骨，触怒宪宗，几至丧命，幸得裴度等人力救，贬为潮州刺史。潮州之地，偏远荒僻，然公不以谪居为苦，兴学育才，驱鳄除害，移风易俗，为百姓谋福祉。其在潮州之作为，尽显儒家之民本思想，虽处逆境，仍心系苍生。

公之品德，高洁清正。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于朝堂之上，弹劾奸佞，无所畏惧。对后进之士，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孟郊、贾岛、李贺等辈，皆受公之赏识与扶持。公之爱才，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使众多有才华之青年才俊，得以崭露头角，于文坛大放异彩。

韩愈之思想，以儒学为宗。一生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排斥佛老异端。其视儒学为治国安邦之根本，以恢复儒家道统为己任。公之儒学思想，非僵化之教条，而是与时俱进，融入时代之需求，使其更具生命力。然公亦非全然排斥佛老，于佛老之哲理，亦有所借鉴，以丰富儒学之内涵。

于后世而论，韩愈之影响，犹如江河之水，泽被深远。其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为后世散文创作树立楷模。宋之欧阳修、苏洵、苏轼等大家，皆受其影响。其文学理论，为后世文学批评与创作奠定基石。“文以载道”之理念，贯穿中国文学发展之长河，成为衡量文章价值之重要标准。

公之为人、为文、为学、为仕，皆可为后世之典范。其刚正不阿之人格，奇崛雄浑之文风，积极入世之态度，以及对儒学之坚守与弘扬，皆值得吾辈敬仰与学习。韩愈之名，将永远镌刻于中国文学之史册，其光辉，永不磨灭。

《柳宗元赋》

宗元者，字子厚，河东人也。生于大唐之中叶，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然命途多舛，一生坎坷，而其文名与德操，炳耀于后世，今作此赋以颂之。

子厚自幼聪敏绝伦，少而有志于学。家承儒风，书香盈室，其浸淫于经史子集之中，日有所进。观其早年之学，博闻强识，通古今之变，怀济世安邦之壮志。年方弱冠，便已崭露头角，名动京华，众人皆以国之栋梁视之。宗元之文，辞采峻洁，立意深远。其文如幽林之劲竹，孤直而有节；似深涧之寒泉，清冷而澄澈。文之风格，独树一帜，于唐代文坛，别具一格。其政论之文，如《封建论》，堪称扛鼎之作。文中对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优劣，剖析入微，见解独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此语一出，石破天惊，打破往昔之陈见。其论证严密，引经据典，以历史之演进为据，力证郡县制之合理性，针砭时弊，希图为国家之治理觅得良方。文辞犀利，如剑出鞘，锋芒毕露，使读者为其深邃之思想、雄辩之论述所折服。

叙事之文，亦为卓异。《捕蛇者说》，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叙永州捕蛇者之事，“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描绘捕蛇之凶险，百姓之困苦，而苛政猛于蛇毒之理，昭然若揭。通过捕蛇者蒋氏之口，道出三代人宁冒死捕蛇而不愿受苛政之苦，“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文字简洁而生动，情感真挚而深沉，读之者无不恻然，对当时之苛政有深刻之认识。

其山水游记，尤为精妙。永州之地，山水奇崛，子厚谪居于此，寄情山水，遂成佳篇。《永州八记》，篇篇珠玑。如《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绘声绘色地描写出小石潭之清幽景色，水之清、石之奇、树之茂，历历在目。然文中“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又于美景之中，透露出内心之孤寂与忧伤。子厚以其细腻之笔触，将山水之美与个人之情思完美融合，开山水游记之新境。

抒情之文，宗元亦擅。《愚溪诗序》，借愚溪之名，抒心中之愤懑。以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皆以“愚”名之，实则自嘲，“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故虽辱而愚之，可也。”表面言溪之愚，实乃叹己之不幸遭遇，有才而不见用，反被贬谪于荒僻之地，其心中之怨愤与不平，溢于言表，然又含蓄委婉，耐人寻味。

宗元之文，善用比兴。以自然之物象，喻人事之理。或借物抒情，或托物言志，使文章意趣盎然，富有哲理。且其文多有警句，如“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强调为人之真诚对作文之重要性，此等言论，皆为其文学创作之经验总结，亦为后世之圭臬。

于仕途之上，宗元命运多艰。初入官场，积极参与王叔文之革新运动，欲革除弊政，振新唐室。然革新失败，遭贬永州。永州之地，偏远荒僻，子厚于此，身心备受煎熬。后虽移至柳州，然境遇未得根本之改善。然其为官一方，仍心系百姓。在柳州，解放奴婢，兴办学堂，推广文化，移风易俗，使柳州之民风渐淳，百姓之生活有所改善。其民本思想，不因自身之坎坷而磨灭，于困境之中，仍努力为百姓谋福祉。

其为人，正直耿介。虽遭贬谪，而操守不失。于逆境之中，坚守自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友人之交往，真诚相待。与刘禹锡之友情，尤为深厚。二人同遭贬谪，互相慰藉，患难与共。宗元之品德，为后世所敬重，其于困厄之中，所表现出之坚韧不拔与高尚情操，令人钦佩。

宗元之思想，以儒家为主，兼涉佛道。儒家之积极入世精神，使其在仕途上努力进取，欲有所作为。而佛道思想，则在其失意时给予心灵之慰藉。如在永州、柳州之山水间，其佛道之思想，助其排解心中之苦闷，使其能以相对豁达之心态面对人生之挫折。

于后世而言，柳宗元之影响深远。其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学成就，为后世散文创作之典范。后世之文人，学习其行文之技巧、立意之方法、情感之表达。其山水游记，启发无数文人对自然之审美与描写。其文学理论，如文以行为本等观点，亦为后世文学批评所重视。宗元之名，与他之作品一道，永远镌刻于中国文学之史册，熠熠生辉。

《欧阳修赋》

欧阳公者，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也。生于宋之盛时，其一生于文、于政，皆有赫赫之功，为当世之贤达，后世之楷模，今作此赋以颂其德才。

公自幼敏悟过人，家贫而好学。四岁而孤，母郑氏守节自誓，亲诲之学。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公性颖慧，勤奋有加，日夜苦读，遂通经史百家之言。其早年之学，博采众长，为日后之文学、政治生涯奠定坚实之基础。公之文，温婉典丽，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又似涓涓细流，润人心田。其文气从容，行文之间，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政论之文，如《朋党论》，直击时弊，剖析深刻。当是时，朋党之论纷纭，公独能以卓见辨朋党之真伪，“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论一出，石破天惊。其文辞简洁明快，论证有力，以历史之事例为据，阐明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对国家兴亡之不同影响，劝诫君主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拳拳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叙事之文，公亦擅长。《醉翁亭记》者，为千古之名篇。其文描绘滁州山水之美，亭台之胜，以及与民同乐之情，情景交融，妙不可言。“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开篇之语，简洁明快，以寥寥数笔勾勒出滁州之地理风貌。文中写醉翁亭之四时之景，“野花开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将四季之景描写得细致入微，各具特色。而公之乐，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更在乎与民同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此等情怀，尽显公之民本思想，读之者，仿佛置身于滁州山水之中，与公同游，同享其乐。

公之抒情之文，情感真挚，委婉动人。《秋声赋》为其代表之作。文中以秋声起兴，描绘秋声之萧瑟，“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将无形之秋声写得有声有色，如临其境。进而由秋声联想到人生之易老，世事之无常，“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此等感慨，深沉而凝重，饱含公对人生之思索与感悟。公之抒情，不事张扬，于含蓄之中，见真情之深沉。

公之散文，语言简洁流畅，自然天成。其用词精准，不堆砌辞藻，而以平实之语，表达深刻之理。且善用虚词，使文章语气舒缓，节奏明快。公之文，既有骈文之优美韵律，又有散文之自由洒脱，开宋代文风之新貌。

于文学理论，公亦有独到之见。主张文道并重，以为文章既要有充实之内容，又要有优美之形式。反对浮靡之文风，倡导平实自然之文。公之文学创作，践行其理论，其文皆言之有物，有感而发，不为空言。且公重视文学之社会功能，认为文学当有益于世道人心，可移风易俗。

欧阳修一生，仕途浮沉。初入仕途，值范仲淹革新之时，公积极支持范仲淹，上书言事，抨击时弊。然因此触怒权贵，被贬谪夷陵。然公不以贬谪为意，于夷陵励精图治，关心民生。后又辗转各地任职，所到之处，皆有政绩。公之任地方官时，重视教育，兴办学堂，培育人才；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其在扬州，建平山堂，与民同乐；在颍州，爱其山水，留下诸多佳话。

公之为人，宽厚正直。对待同僚，谦逊有礼；对待后进，提携奖掖。曾巩、王安石、苏轼等辈，皆受公之赏识与扶持。公之爱才，犹如春雨润苗，不遗余力。公于文坛之地位，如泰山北斗，众多文人雅士，皆以得公一言之赞为荣。公之品德，为世所敬重，其正直之性，不为权势所屈，于朝堂之上，敢于直言，为正义发声。

公之思想，以儒家为主。秉持儒家之民本思想，以民为本，关注百姓之疾苦。其一生之政治作为，皆体现此思想。然公亦受道家思想之影响，在仕途不顺之时，能以豁达之心态处之，如被贬滁州时，自号醉翁，寄情山水，以达观之态度面对人生之挫折。

于后世而言，欧阳修之影响深远。其文学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为后世散文创作之典范。宋之散文，在公之倡导下，文风为之一变，趋于平实自然。其文学理论，为后世文学批评奠定基础。后世之文人，学习其文之风格、创作之理论，汲取其为人处世之智慧。公之名字，与他之作品一道，永远镌刻于中国文学之史册，熠熠生辉。

《苏洵赋》

苏洵者，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生于宋之盛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名震当世，才学卓荦，今作此赋以颂其德才。

洵之早年，不喜读书，游荡不学，纵情于山水之间，以为世间乐事，莫过此矣。然至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其一旦立志，则坚毅非常。闭户读书，谢绝交游，日夜揣摩经史百家之言，其勤苦之态，可感可叹。盖其心中有大抱负，不甘碌碌无为，虽起步较晚，然奋起直追，其志可嘉。苏洵之文，笔力雄健，纵横捭阖。其文有先秦之风，行文如江河奔涌，气势磅礴。观其政论之文，如《衡论》《权书》等，剖析时政，见解深刻。于北宋之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皆有独到之见。其论兵事者，非纸上谈兵，而能结合古今之变，分析敌我之势。如论六国之亡，以为“弊在赂秦”，此论一针见血，使天下之人，于六国之事，豁然开朗。其文辞犀利，如利刃出鞘，直刺时弊之要害。且论证严密，层层递进，使读者为其文理所折服。

其叙事之文，亦能传情达意，生动有趣。或记家族之事，或述人物之行状，皆能以简洁之笔，勾勒出人物之神韵。如《族谱后录》，于家族之渊源、先辈之事迹，娓娓道来，使家族之传承、先辈之品德得以彰显。其文虽为叙事，然亦蕴含深意，或劝诫后人，或表达对家族之热爱，读之令人动容。

苏洵之散文，善用比喻。其比喻之妙，如盐入水，不着痕迹，而能使所论之事、所言之理更加生动形象。如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形容为将者之镇定自若，此喻新奇而贴切，令人印象深刻。且其文多有警句，如“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言简意赅，却道出为将之根本，足见其思想之深邃。

于文学创作之理论，苏洵亦有独特之见。他重视文章之思想内容，以为文章当有补于世，而非徒为华丽之辞藻。其文皆从自身之阅历、学识、思考出发，言之有物，而非空泛之论。同时，他注重文章之结构布局，主张行文要有条理，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如他自己之文，开篇往往能吸引读者之注意，中间论述详尽，结尾则收束有力，使文章浑然一体。

苏洵育有二子，轼与辙，皆为当世之俊才。苏洵之于二子之教育，可谓用心良苦。他不仅以自身之学识教导二子，更注重培养二子之品德与志向。父子三人，常切磋学问，互相砥砺。苏洵之文学造诣，无疑对二子产生了深远之影响。轼之豪放洒脱，辙之沉稳深邃，皆能在苏洵之文中找到渊源。而二子之成就，亦为苏洵之荣耀，父子三人，并称“三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之佳话。

苏洵一生，仕途不顺。虽有满腹经纶，然科场之路，颇为坎坷。屡试不第，此非其才学不足，实乃命运之捉弄。然苏洵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与对二子之教育上。其文名渐播于天下，为当时之文人士大夫所敬重。其为人，性情刚直。对世间不平之事，敢于直言。虽身处江湖之远，然心忧庙堂之高。其文多有对时政之批评，对统治者之劝谏。他希望北宋之朝廷能革除弊政，富国强兵，使国家长治久安。其爱国之心，拳拳可见。

苏洵之思想，以儒家为主。儒家之积极入世精神，贯穿其一生。他渴望以自己之才华，为国家效力，实现自己之政治理想。然在其求仕不得之时，亦能从道家思想中汲取安慰。道家之顺应自然、淡泊名利之观念，使他在困境中保持一种豁达之心态。

苏洵之文学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文章，为唐宋八大家之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典范。后世之文人，学习其行文之气势、论证之方法、结构之布局，乃至用词之精妙。其对文学理论之见解，亦为后世所重视。如明代之唐宋派，推崇唐宋散文，苏洵之文自是其学习之重要对象。

在北宋之文坛，苏洵以其独特之文风、深刻之思想，占据一席之地。他之出现，如星耀夜空，使北宋文学更加绚烂多彩。其文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唤醒人们对文学之深度思考；又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后世文学之土壤，使其不断孕育出新的文学之花。

苏洵者，一生虽历经坎坷，然其在文学之建树，不可磨灭。其才学、品德、思想，皆为后世之宝贵财富。吾辈观苏洵之生平和作品，当汲取其智慧，学习其精神，以激励自身在文学与人生之道路上不断前行。

《苏东坡赋》

东坡者，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也。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其一生波澜壮阔，才华横溢，于文、于诗、于词、于书、于画，皆卓然成家，且胸怀旷达，品德高尚，为后世所敬仰，今为赋以述其盛德伟业。

苏轼自幼聪慧，敏而好学。其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父苏洵，亦为文学大家，家学渊源，滋养其才情。年未及冠，已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祐元年，苏轼与弟辙，随父进京，父子三人之文，名动京师，欧阳修见而叹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其文思之敏捷，才情之高妙，可见一斑。苏轼之文，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其政论之文，如《教战守策》，针砭时弊，见解独到，剖析深刻，言辞犀利，有古之良臣之风。叙事之文，《石钟山记》者，探幽索隐，以实证之精神，究物理之究竟，行文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其抒情之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最。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饮酒乐甚，扣舷而歌。赋中既有对宇宙人生之哲思，“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又有旷达超脱之情怀，“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其文辞优美，意境深远，为千古之绝唱。

苏轼之诗，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其早期之诗，受欧阳修等前辈影响，风格豪迈奔放，气象万千。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开豪放词派之先河。而其谪居黄州之后，诗风渐趋平淡自然，于平淡之中见深意。“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此诗写于黄州之贬途中，虽处逆境，然苏轼以旷达之心态处之，不为风雨所动，其坚毅之精神，令人钦佩。其写景诗，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短短数句，将西湖之美写得淋漓尽致，且以美人喻湖，新奇而贴切，成为西湖之最佳写照。

苏轼之词，于词史之贡献，尤为巨大。词本为艳科，多写儿女情长，闺阁之怨。自苏轼起，词之境界大开。其词或抒壮志豪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其报国之壮志；或写人生感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词于中秋之夜，对月怀人，既有对亲人之思念，又有对人生离合之旷达态度，情感真挚，流传千古。其词风豪放与婉约兼而有之，豪放者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婉约者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写对亡妻之思念，深情绵邈，感人至深。

苏轼之书法，亦为一绝。其字丰腴跌宕，天真烂漫。取法颜真卿、杨凝式等大家，而自成一家。《黄州寒食诗帖》，笔势奔放，跌宕起伏，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观其字，如见其人，字里行间，流露出苏轼之性情与心境。其绘画，善作枯木怪石，以笔墨之简洁，表现出独特之神韵，体现其对艺术之独特理解。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初入仕途，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以其敏锐之政治洞察力，对变法之激进之处，提出异议。然其耿介之性，不为新党所容，遂遭排挤。后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几至丧命。幸得众多友人营救，方得免死，贬谪黄州。黄州之居，为其人生之转折点。初至黄州，生活困苦，然苏轼能随遇而安，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于困境之中，其文学创作却达到新之高峰。后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朝。然苏轼又不满旧党之尽废新法，再次遭排挤，出知杭州、颍州等地。晚年又被贬至岭南、儋州。岭南之地，瘴疠横行，儋州更是偏远荒僻，然苏轼仍能苦中作乐，传播文化，教化民众。

苏轼之品德，令人敬仰。其为人正直，不畏权贵，敢于直言。虽仕途不顺，屡遭贬谪，然其心中始终怀着对国家、对百姓之热爱。在地方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如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捍湖，此堤即为著名之“苏堤”，至今仍为西湖胜景之一。其关心民瘼，遇灾年则积极救灾，开仓赈济，减免赋税。且其待友以诚，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文人交往密切，互相唱和，提携后进，对北宋文学之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苏轼之思想，融合儒、释、道三家。儒家之积极入世，使其心怀天下，欲有所作为；道家之顺应自然，使其能在困境中旷达超脱；佛家之慈悲为怀，使其心地善良，关爱众生。三家思想在其身上和谐共生，使其在不同之境遇下，皆能保持内心之平静与乐观。于后世而言，苏轼之影响深远。其文学作品，为后世文人之典范，历代学者研究不绝。其书法绘画，亦为艺术之瑰宝，为后人所师法。其人格魅力，更是激励无数人在困境中坚守自我，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苏轼如一颗璀璨之星，在中国文化之天空中，永远闪耀着独特之光芒。

《苏辙赋》

辙者，字子由，眉州眉山人也。生于北宋之世，与兄轼齐名，并称“二苏”，其才学品德，卓然于时，今为赋以赞之。

辙自幼承家学，父兄皆为饱学之士，家有书香之润，是以早慧。性沉静，好读书，其志于学也，勤勉有加。观其幼时，与兄轼同习经史，切磋琢磨，兄弟二人，情笃而学相长。子由之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其文气充沛，行文之间，如江河之水，虽不见汹涌澎湃，然涓涓流淌，绵远悠长。其为文，讲究义理，剖析入微。论事之文，能洞见幽微，发人所未发。如《六国论》，不同于苏洵之从赂秦而论六国之亡，辙从韩、魏两国之战略位置剖析，言诸侯及韩、魏自身之失策，致使六国破灭，“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此论独辟蹊径，见解深刻，足见其敏锐之政治洞察力与深刻之思辨能力。

其叙事之文，质朴而不失文采。记人物者，能传其神，状其貌，使人物跃然纸上。写山川风物者，则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且善以小见大，从平凡之事中发掘深意。文辞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无冗词赘语，读之朗朗上口，韵味无穷。

苏辙之诗，亦别具一格。其诗风淳朴厚重，不事雕琢，而自然成趣。诗中多有对生活之感悟，对民生之关切。早年之诗，受父兄影响，亦有豪迈之气。如“谁言天地宽，一身无所依”，虽有壮志未酬之叹，然亦可见其胸怀之广阔。其写景之诗，描绘细致入微，如“林深不见鸟，山静可闻泉”，以简洁之语，勾勒出山林之幽静，给人以清新之感。

于仕途之上，苏辙之经历亦颇为坎坷。初入官场，正值王安石变法。辙与兄轼，皆对变法有所异议。然辙之态度，较兄更为含蓄温和。虽如此，亦因政见不合，遭新党排挤。仕途起起落落，辗转于各地任职。辙之任地方官时，颇有政绩。其秉持儒家之民本思想，关心百姓疾苦。每至一处，皆以民生为念。兴利除弊，发展生产，致力于改善当地百姓之生活。如在某地，见农田水利失修，辙积极组织民众，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使农田得以灌溉，粮食丰收有望。又重视教育，设立学堂，礼聘贤师，以教化民众，使当地文风渐盛。

辙之品德，令人敬重。为人谦逊，虽才高而不自恃。与兄轼感情深厚，兄之遭遇，辙亦同受牵连，然始终不离不弃。在兄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时，辙上书朝廷，愿以己之官职为兄赎罪，其兄弟之谊，感天动地。且辙待人宽厚，交友真诚，与当时之文人雅士，多有交往。在交往之中，互相砥砺学问，共同进步。

苏辙之思想，以儒家为主，兼涉佛道。儒家之积极入世精神，使其在仕途上努力有所作为，虽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佛道之思想，则如清风，在其遇到困境时，给予心灵之慰藉。使其能在宦海沉浮之中，保持内心之平静，不为名利所累。

在文学创作上，苏辙与兄轼相互影响。二人常以诗文书信往来，交流创作心得。兄之豪放洒脱，对辙亦有启发；而辙之沉稳内敛，兄亦有所借鉴。兄弟二人之文学成就，于北宋文坛，可谓双峰并峙。

苏辙之晚年，退居颍川，远离官场之纷扰。此时之生活，宁静而闲适。日以读书著述为乐，回顾一生之经历，感慨万千。其于文学之贡献，并未因退居而减少，反而有更多时间对自己之作品进行整理修订，使其文学思想更加成熟。

观苏辙一生，其在文学、政治、品德等方面，皆有可圈可点之处。其文，为后世之典范；其政绩，为地方百姓所铭记；其品德，为世人所敬仰。虽身处北宋复杂之政治环境，而能坚守自我，秉持正义，以自己之才华与智慧，书写出独特之人生篇章。后世之人，读苏辙之作品，观其一生之轨迹，当汲取其智慧与力量。学习其为文之道，以扎实之学问，深刻之思想，创作出优秀之作品；借鉴其为官之法，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为百姓谋福祉；追慕其品德之美，谦逊宽厚，重情重义，在世间弘扬正能量。苏辙之名，将与他之作品一道，永垂青史，为后世所传颂。

《王安石赋》

安石者，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也。生于宋之世，其为人也，性刚直，志高远，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于政治、文学皆有震古烁今之建树，今作此赋以颂其德才。

公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如有神助。少而好读书，涉猎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窥。且善思考，于书中义理，每有独到之见解。其家学渊源，父祖皆有学识，公承其风，而更有发扬。自幼便怀经世致用之壮志，视天下之治乱为己任，此其不凡之初兆也。

安石之文，雄健峭拔，笔力万钧。其文如高山之松，挺拔而坚毅；似奔涌之江河，汹涌而澎湃。文气凌厉，行文之间，有不可阻挡之势。观其政论之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洒洒，万言有余。剖析北宋政治之积弊，如吏治之腐败、财政之困窘、军事之孱弱，皆能鞭辟入里。且提出一系列之改革主张，从教育、科举，到农业、军事，规划详尽，思虑周全。“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此等论断，可见公之高瞻远瞩，欲从根本上改革北宋之政治，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其文辞犀利，论证严密，层层递进，使读者为其宏伟之计划、深刻之思想所震撼。

其叙事之文，亦别具一格。《伤仲永》者，短小精悍，却寓意深远。以方仲永之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叙述一个天才因后天不学习而沦为平庸之人的悲剧，从而强调后天教育之重要性。文章叙事简洁，却能生动地刻画人物，如仲永之父的短视、乡人之好奇，皆跃然纸上。且于叙事之中，自然地引出议论，“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发人深省，使读者对教育与成才之关系有深刻之认识。

抒情之文，公亦有佳作。《祭欧阳文忠公》，悼念欧阳修之作。文中表达对公之敬重与感激，情感真挚深沉。“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既有对欧阳修一生成就之肯定，又有对生死无常之感慨。公之抒情，不事雕琢，于平实之中见深情，以诚恳之态度，表达内心之情感。

安石之散文，风格独特。用词精准有力，往往能以最简之词，达最深之意。其造句奇崛，多有拗折之句，然此正体现其文之个性。行文结构严谨，起承转合，自然流畅。且公之文，多有创新之处，不拘泥于传统之形式与内容，敢于突破，为宋代散文之发展开辟新径。

于文学理论，安石亦有卓见。主张文以适用为本，以为文章当为现实服务，要有补于世。反对徒为华丽辞藻之堆砌，而无实际内容之文。其文学创作，皆践行此理念，其文皆与当时之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或为改革而鼓吹，或为民生而呼吁。

王安石一生，仕途波澜壮阔。其以变法而闻名于世，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公为相，推行新法。新法之内容，涵盖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诸多方面。其目的在于理财、整军，以挽救北宋积贫积弱之局面。然变法之路，荆棘满布。守旧派势力强大，对新法百般阻挠。公以坚定之信念，力排众议，“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不足之论，尽显公之改革决心。虽变法最终未能完全成功，然公之努力与尝试，对北宋之政治、经济、军事皆产生了深远之影响。其为人，刚正不阿。于朝堂之上，敢于直言，不畏权贵。对自己之主张，坚定不移，虽遭诸多反对与诋毁，而不改初衷。其对待同僚，亦以真诚相待，对志同道合者，积极合作；对反对者，亦能据理力争。公之品德，为世所敬重，其一心为公，欲为国家谋富强，为百姓谋福利，虽变法之举争议颇多，然其爱国爱民之心，不可磨灭。

安石之思想，以儒家为主，兼采法家之术。儒家之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精神，贯穿其一生。其变法之理念，多源于儒家之富国强兵思想。而法家之严刑峻法、以法治国之观念，亦在其变法措施中有体现。公试图以儒法兼用之思想，治理国家，解决北宋之诸多问题。于后世而论，王安石之影响巨大。其文学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为后世散文创作之典范。后世之文人，学习其行文之气势、用词之精妙、结构之严谨。其文学理论，为后世文学批评奠定基础，“文以适用为本”之观念，影响后世文学创作之方向。其变法之举，虽成败参半，然其改革之精神，为后世政治家所敬仰，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国家积弊时，勇于改革创新。

《曾巩赋》

巩者，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也。生于宋之世，其名位列唐宋八大家，才高而德厚，文秀而品端，今为赋以赞其盛德与华章。

子固自幼聪慧，性淳厚，好读书，家学渊源，受父兄之熏陶，而志于学。其学也，勤勉刻苦，日夜攻读数理化之书，未尝有倦意。于经史子集，皆潜心钻研，探幽索隐，以求其义理之所在。

曾巩之文，典雅平正，气格高峻。其文如深林幽泉，静谧而深远；似高冈之松，挺拔而苍劲。文之结构，严谨有序，如大厦之构，基稳梁正。观其政论之文，如《上欧阳舍人书》，言辞恳切，论事明晰。文中剖析时政之得失，陈述己见，条理井然。以一介士子之身，心怀天下，对国家之治理、民生之改善，皆有独到之思考。其文辞虽不事雕琢，然表意精准，娓娓道来，自有一股清正之气贯穿其中。叙事之文，亦为其所长。《墨池记》者，堪称佳构。记王羲之墨池之事，由墨池而及于学，“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借墨池之典故，劝勉后学当勤奋努力，不可恃天资而废学。文章篇幅短小，然内涵丰富，叙事简洁，议论精当，寥寥数语，便将主旨点明，且能引人深思，足见其叙事与说理之功力。其抒情之文，情感内敛而深沉。虽不见激昂之辞，然于平淡之中，蕴含无尽之深情。如《寄欧阳舍人书》，对欧阳修之感激与敬重之情，含蓄地流淌于文字之间。文中论述铭志之文的意义与价值，进而表达对欧阳修撰写其祖父墓碑铭的感恩，言辞谦逊，态度诚恳，“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此等文字，于理性之论述中，融入个人之情感，使文章既有思想之深度，又有情感之温度。曾巩之文，文风醇厚。用词古朴典雅，多有先秦两汉之遗风。其造句平实稳重，不尚奇巧，然于平实之中见精妙。行文之间，注重逻辑连贯，起承转合，自然流畅。且文以载道，其文多有劝诫之意，或倡导道德修养，或鼓励积极入世，充满正能量。

于文学理论，曾巩亦有卓见。他重视文章之思想性，以为文章当反映社会现实，传达正确之价值观。主张文辞与思想相契合，不可偏废。文辞应为表达思想而服务，思想则需借助恰当之文辞得以彰显。其文学创作，皆遵循此理念，故而其文既有深刻之思想内涵，又有与之相匹配之优美文辞。

曾巩一生，仕途虽非一帆风顺，然亦有所建树。其为官清正廉洁，秉持儒家之民本思想，关心百姓疾苦。每至一处任职，皆以民生为念，致力于地方之建设与发展。如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使百姓得以丰收；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提高地方之文化素养。其在任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以公正之态度处理政务，深得百姓之爱戴。其为人，忠厚老实，谦逊温和。与人为善，不与人争名逐利。于文坛之中，与诸贤交往，皆以真诚相待。对前辈，敬重有加；对同辈，互相砥砺；对晚辈，则热心提携。王安石与曾巩，年少时为好友，二人常切磋学问，虽后来政见有所分歧，然私交仍厚。曾巩之品德，为众人所称赞，其在文学与官场之交往中，始终保持良好之操守，不为外界之诱惑所动。

曾巩之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之仁、义、礼、智、信等观念，贯穿其一生之言行。他以儒家之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在文学创作中，传播儒家之思想；在为官任上，践行儒家之理念。然他亦不排斥其他思想之精华，于佛道思想之某些方面，亦有所借鉴，以丰富自己之思想内涵。于后世而论，曾巩之影响不可小觑。其文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部分，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典范。后世文人学习其文风之醇厚、结构之严谨、思想之深邃。其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之发展，亦有一定之推动作用。其为人处世之态度，更为后人树立了良好之榜样，激励着人们在道德修养与人际交往中，秉持正直、谦逊、善良之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