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景象与春天的思维

子硕

今日雨水，至此以后，雨水将由南向北渐渐成势。雨水的形成源于南风的执着推进。当世界还位于严寒一统之下，春风开始徐徐逆袭北上，初期虽微弱的让人感受不到，但一次次、一步步前赴后继的动力，无论严寒如何固守，南风总会按节气时令抵达。





“春来满眼绿，花开一树红。” 在南风的频频作用下，温暖与湿润的气息给世界注入了活力。有了适宜的环境，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就开启了春天的故事——花开、生长、结子。自然世界就开启了一季一季，一年一年的往复循环。

春天泛起的涟漪如果荡漾在人类社会里，也会像自然一样发生变化。歌曲《春天的故事》就是社会景象的自然应景。“民以食为天”，这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春天，是党立言实现有饭吃、有衣穿的民生基础。



季节更迭，自然环境也随之改变。“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没有春天的润泽，处于严冬的北方大地便难有植物的复苏和生机。若从春天的景象延伸到春天的思维，回顾历史，中国从秦皇汉武到元明清，两千多年间，尽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新的政权往往只是前朝的翻版，且在传承中变得更加 “完善”。在旧时代，中国的百姓从未得到过春风化雨的社会景象，他们一方面供养官僚统治，一方面又维护着封建制度。



将自然环境类比社会环境，虽非绝对等同，却有相似之处。当社会环境极度压抑，统治者专横跋扈，百姓便如脚下的草芥。民众的思想也只能 “风吹草低一边倒”，将统治者的意志奉为圭臬，屈膝迎合。在封建社会，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根源在于封建教育模式与封建固有制度的社会格局。整个教育体系充斥着 “帝曰”“子曰” 和 “神曰”，学者沦为重复教条的 “鹦鹉”。比如，在旧时期，许多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人物都难以融入官场，只因他们有独立思想、不随波逐流。那些所谓 “成功” 的人物往往被载入史册，成为 “教科书”，教导人们如何顺从，甚至导致人们学会颠倒黑白、阿谀奉承。就像 “国泰民安” 这个常用词，在旧时代，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所谓的 “民安” 不过是专制下的虚假安宁。

自孔孟之道成为固定的教育模式，从启蒙学习到科举考试，都局限于既定框架，按图索骥。当世界上进步国家的自由思维掀起浪潮，有力推动思想解放与科学进步时，义和团却还迷信气功，宣扬 “刀枪不入”。他们的观念源于朝廷的灌输，他们从未见识过洋枪洋炮，最终如螳螂挡车，粉身碎骨，作了朝廷的牺牲品。这便是思维局限的恶果，统治者划定思想的 “深井”，民众难以突破，目光短浅导致愚昧无知，丧失辨别是非的能力。民众被统治者利用，却还对其感恩戴德，高呼 “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上，越是标榜盛世之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思想压制。以清朝为例，大兴 “文字狱”。清朝文字狱自顺治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长达140余年，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统治者从文人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打压反清思想、不满情绪及党争相关人物。这期间，文字狱案频发，范围极广，牵连无数，罪及家属门生，处刑严酷。如庄廷鑨《明史》案，因书中多有指斥清朝之语，不仅庄廷鑨被开棺戮尸，其家族和为该书作序、校对、刊刻、贩卖者等七十余人被处死，数百人受牵连下狱。文字狱严重禁锢思想，堵塞言路，阻碍科学文化发展，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龚自珍便曾发出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万马齐喑究可哀” 的悲叹。





与之相反，当统治者感叹 “礼崩乐坏” 时，往往是思想解放、社会最活跃、最有进步意义的时期。民国时期便是典型代表，尽管局势动荡不安，但在社会格局方面却出现了全新的雏形。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中华民国建立，总统、总理和议会的架构初步形成。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理论上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力；总理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领导内阁施政；议会则汇聚各方政治力量，承担立法、监督政府等重要职责，为各阶层提供了表达政治诉求的平台。

然而，民国初期政局动荡，各方势力错综复杂。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政令难以推进，于是妄图复辟帝制，重回老路，他破坏民主共和体制，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使刚刚起步的民主制度遭受重创。之后，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接连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总统、总理如走马灯般变换。但即便如此，议会在这一时期也发挥过一定作用，比如在一些议案的讨论和表决中，不同政治派别能够在议会中进行辩论和博弈，推动了一些利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政策出台。

民国时期虽未能将这种民主政治格局稳定持续下去，但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开始向现代政治体制迈的进，为后来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涌现出无数风流人物，如鲁迅以笔为刃，批判社会弊病，唤醒民众；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推动教育革新。可见，时势造英雄，开放的社会环境是孕育人才与进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