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模样（二）“死党”

苏皖

1974年春，随家里搬迁，我转入农场小学四年级读书。班上仅有二十多名同学，大多是农场的子弟，不久我便与其中的几位男同学打得火热，成了大家艳羡的“死党”。此后五年，我们相伴相随，一直到高中毕业。1979年9月，我考取大学离开家乡，“死党”们也各自奔赴四面八方。如今想起，那些与“死党”们共同度过的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日子，心头满是温暖和感慨。

回首青春岁月，“死党”们是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他们让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更加充实而有趣。他们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知己和朋友。应该说，“死党”间性格互补、相互信任、彼此忠诚、乐于分享、勇于担当，大家一起讨论学习，一起在操场上尽情地奔跑，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成长。

冬天的夜晚，雪纷纷扬扬飘落，大地银装素裹。“死党”们如约所至，带上手电、网兜和竹竿，去附近的草垛、屋檐或树梢探寻鸟窝。大家分工默契，用手电筒迅速锁定鸟窝位置，随后将鸟哄赶进网兜，或直接上手掏鸟窝。每次总能逮住不少麻雀，有时会把它们放飞，大多情况是带回父母值夜班不在家的大海兄弟俩的家里，美餐一顿。如今，麻雀已成为受保护的 “三有” 野生动物，孩子们再也无法享受到这独特的乐趣。

寒冷多雪的冬日，仿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游乐场。堆雪人，打雪仗，尽情释放着少年的欢乐；把板凳倒立在冰面上滑行，比谁的自行车骑得快…当然，没有外人时也曾私下比过谁的“水龙头”呲得远，画的地图大，融化的雪多。

夏日的暑假，“死党”们常与水打交道。清晨，前往水稻田收回前一天傍晚放置在那里的长鱼笼，如果运气好，全家能享受到一次 “长鱼丝炒韭菜” 或“红烧长鱼段”的美味。除用“笼子”守株待兔，还会在夜间带着手电筒去寻找长鱼的藏身处，用鱼钩引其出洞或直接进行抓捕。雨后，会拿着鱼网去河沟或流水落差处网鱼，那期待与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更多的，是相约去河里游泳，在水中嬉戏、打闹，比拼谁憋气久、潜水远、跳水跳得高。当然，除了在一起玩耍、捕鱼，假期中也会跟着大人们一起出工，水稻插秧、棉田打枝、晾晒稻谷…

放映露天电影，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那个时期，农场每周末都会放一场电影，据不完全统计，《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曾反复看过几十遍。为抢占最佳观看位置，读小学时，我们与镇上过来的孩子有过激烈的“战斗”。后来上中学，彼此成了同学，每次又主动帮他们带板凳，占据有利位置，从而建立起不一般的友情。

初中阶段，学校和班级经常组织勤工俭学活动。割草、挖树根、管理校田；理发小组刚成立那会儿，勇敢的试验者最后大多被理成了光头；校田种了小麦、油菜和供应学校食堂的蔬菜，播种、浇水、施肥，常在农场干农活的“死党”们都是行家能手；去附近村庄支农，整理沟渠，不惜体力，比谁干得快，干得漂亮。需要再交代的是，初中毕业班级合影照唯独少了“死党”光志，那是因为合影的前一天，理发小组的同学帮其理发，一疏忽也把他弄成了光头。戴着帽子和光着头参加合影均不妥，于是干脆不参加了。

“死党”中人才济济。一虎痴迷武术很多年，年纪不大，手背上老茧不少。他一有空，就在家门口的大树上练拳，好好的一棵树，恁是被他练成上下粗，中间一小段细。爱国得益于遗传，早早长成了近一米九的大个，当年我们学自行车腿短够不着，只好掏在杠下骑，他却早已能骑坐在车上，两脚着地。我和光志是老搭档，自编自演对口词，在学校、公社和街上演出，还一起打过腰鼓。光志很喜庆，长着两颗大门牙，笑起来跟小白兔一样一样的。

最后一位，是光志的堂弟光平。光平特聪明，那年学校数学竞赛，预赛时我第一，他第二，决赛我俩换了下名次。那是因为决赛题目更难，而且我俩前后排座位也调换了一下位置。当然也归于我俩不能像平时那样好好讨论讨论。我俩既是学习上的竞争对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无论竞赛或考试结果如何，我们照常一起学习交流，攻克难题；一起复习迎考，相互鼓励，共同提高。光平的大哥是我们小学时的班主任，上了中学后，学校教导主任又是他姨父，为此，他替大家顶了不少黑锅。其他孩子不好多批评，自家大哥和姨父的训斥，没人说闲话。我们一起调皮或犯错时，大哥会对光平说：信不信，再这样，我就揍你。姨父说：你现在滚回家，让你大哥来找我。当年经常被训斥的光平，后来去国外读博，再后来成了美丽国一所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最近一次是不久前春节间的相互问候。

青春时光里，曾经“死党”的我们，尽情地耍，刻苦地学。我们在田野里追逐奔跑，感受着自由的风；也曾在月光下高声歌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青春年华的“死党”，是一场永不褪色的旧梦，亦是我人生中最璀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