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友250888619的美篇（B）九十岁老人的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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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路

上海老家门前有一条很有名的路，叫做徐家汇路。一百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叫做肇嘉浜的河，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也是一条通运输船的河道。它从上海西南方流经徐家汇镇，向东流到斜桥，再向东南流的这段叫陆家浜，直通黄浦江。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要修建马路，河道渐渐被填埋了。小时候，在我家不远的打浦桥向西还是河流，有船有码头，称为日晖港。我跟着母亲去过徐家汇，离我家有三四公里远。过去没有公共汽车，来回都只能靠走路。我觉得路途很远，一切都很陌生，但又充满了新奇感。肇嘉浜岸边长着很多野草，还有不少搁浅的破船，那是穷人居住的地方，被称为船上家。五十年代，最后这段河也被填埋了，变成了宽阔的、带有街心花园的肇嘉浜路。一条古老的河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成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很多桥消失了，但仍然保留着带有“桥”字的地名，如天钥桥、金鸡桥、枫林桥、小木桥、大木桥、打浦桥、斜桥等等。我家附近叫做卢家湾桥，现在这里成为了上海南北高架道路通过之地，而这个区还叫卢湾区。

那时卢家湾是法国租界地。卢家湾桥堍有个法国商人经办的法商电车公司，经营着法租界的电车、公共汽车运营业务，同时还经营发电厂、自来水公司。我的父亲、哥哥和附近的邻居们大多都是这家企业的职工。法国人管理法租界，大的官员都是法国人。管理市政建设的叫工部局，管理治安的叫巡捕房，便衣警察叫包打听。法租界的警察有不少是越南人，那时叫安南人，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相应地，上海还有英租界和美租界。但美国人很狡猾，把美租界称为公共租界。英租界的警察和大企业、大银行、政府机构的门卫都是印度人。那时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因为印度警察头上总是包着很长布条缠成的帽子，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还有黄色的，我们就把他们叫做红头阿三。有的孩子调皮，远远地对着印度警察喊“阿三，老鹰来了！”这时印度警察准会举着警棍来追赶我们。而越南警察在我家附近站岗时，常常站着抽香烟，我们见了就喊：“三道头来了。”这“三道头”就是指制服袖上有三条杠的军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略上海，我住的法租界徐家汇路对面的地区被称为中国地界，两者之间筑起了围墙，拉起了铁丝网，断绝了交通。斜桥是法租界与中国地界南市老城区的交通要通关卡，当时就修起了高大的铁门，一有情况就关门戒严。我的学校在南市区，一戒严我就回不了家，只能爬围墙、钻铁丝网。围墙很高，我爬不上去，就只能钻铁丝网。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战役爆发后，美英法对日宣战，日寇就占领了上海租界。这时斜桥的关卡就布置着日本军人，凡中国人出入关卡，都要给日本人鞠躬行礼，日本军人还会检查中国人的所谓“良民证”。日本人随意打骂中国居民，在地上画一个圆圈，让你站在圈里不准动。夏天在烈日下暴晒，冬天在寒风中吹着，身旁还站着张着血口的狼犬和揣着刺刀的日本兵，让你站上一两个小时都有可能。而且他们还随便抓人抽壮丁、抓劳工。那时的中国人遭受着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痛苦，同时也激发起了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

我记得在斜桥附近肇周路口有一所小学校，本来是我们中国学生上学的学校，日本人侵占上海后，变成了日本人的小学校。我们学校与日本学校放学时间差不多。我们痛恨日本小学生，经常在他们学校附近守候，遇到日本学生人数少时，就拿石块砸他们，打得他们哭喊着往学校逃，以后他们放学都不敢在校外走动，都得由卡车把他们送回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寇投降了，中国人收回了租界。徐家汇路旁边的围墙也拆了，铁丝网也拆了，斜桥的铁门也打开了。解放后，斜桥的铁门干脆被拆掉了，门旁的岗楼碉堡也拆了，一下子斜桥变得宽敞了，走到那里，心里也一下子舒畅开朗了。徐家汇路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成为了上海人民走向幸福的大道。

信益里的邻居们

上海故居是里弄房子，所谓里弄，必定有个名堂，或是叫什么里、什么弄、什么坊。像我家所在的是信益里，隔壁是卢昌里，再向西是卢家弄。我有个同学住的地方叫梅兰坊，也有叫什么邨的，比如有一处叫花园邨。我居住的信益里区域不小，分一弄、二弄、三弄，我住的是三弄。二弄和三弄都是东洋房子，而一弄是江南典型的石库门房子，实际上布局和结构与东洋房子没有太大差别，只是门外多了一个天井。一弄大概比二、三弄建得晚，我们习惯称一弄为新弄堂。三个弄堂互相都能走得通，而弄堂口各有自己的大铁门。

二弄的弄堂口有一个过街楼，旁边有一架很陡的木楼梯。我小时候还专门上去玩过，那是一座关帝庙。中间佛堂里塑着关羽的坐像，左手捋着美髯，右手托着《春秋》书，正眯着凤眼观看着春秋。佛堂上有一匾，写着“协天上帝”，两旁有对联，只是我记不起来了。前面有供桌，放着香炉、蜡台，顶上吊着一盏点亮着的长明油灯。1945年后，这间关帝庙改为住家户了，关帝老爷也被请走了。

过街楼下就是弄堂口，有一个皮匠摊。我们一家穿的鞋都是母亲用布亲手缝制的，但自己不会绱鞋，都是拿到小皮匠那里去绱。小皮匠用麻绳把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翻过来刷上水，使其潮湿，再用木楦塞在鞋里定型，放在阳光下晒干就成了。我上初中前，大概都没穿过买的鞋，一直穿母亲做的布鞋。皮匠摊旁边还有个剃头摊，剃头师傅是苏北人。在江南一带，理发是苏北人的专业，到了北方或是东北，理发专业就大多属于河南人了。他们习惯用双手拿着一把长木把的刀子，我初次见到时还有些害怕不习惯，他们剃头时就像割草似的“喀嚓，喀嚓”，我心里真有点发怵。我小时候，这位理发师大概已经四十岁左右了，附近的人都叫他小六子，我也跟着称他为小六子。我和一些朋友们的头都是他理的，我们还可以把他叫到家里来理发。大人们的头自然也少不了是他理的。我想，我父亲是剃光头的，一定是他的老主顾。

二弄弄堂隔壁是一家烟纸店。所谓烟纸店，专营香烟、草纸，同时也卖日用小百货，像肥皂、毛巾、洋火、洋油、香烛、元宝（纸钱）、红糖、茶叶、酱油、醋之类，杂七杂八的，就是一个杂货铺。过年时我还在那里买过鞭炮。这店的老掌柜是我父亲的同辈人，叫阿根，所以大家都把这个店叫阿根店。阿根生有八个儿子，没有一个女儿，他们的小名就从阿大开始，阿二、阿三……一直到阿八头。阿八头比我大一点，阿七头和我四哥年纪差不多。阿根老汉我没见过，大概在我出世后他就不在了。后来阿大当掌柜，杂货铺经营得不太景气，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久阿大去世了，阿二到电车公司当写票（统计员），兄弟们长大了，结婚后都搬走了，小店也就关了门。我记得阿七头在1950年“二六”轰炸时，被炸断了一支胳膊，可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总能胜过我。阿八头在1950年冬季抗美援朝时参加了志愿军。弄堂里的旧时光

弄堂里的旧时光

一、弄堂的烟火气

在三弄弄堂口，东隔壁的铁匠铺是弄堂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平日里，清脆又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不绝于耳，匠人们全神贯注地打造着道钉、铁链、螺丝螺帽等各种铁器。那声音仿佛是弄堂的脉搏，跳动着生活的节奏。只有春节来临，化铁炉上才会郑重地贴上“封炉大吉”的字样，暂停工作。但总有几个伙计选择留在铺子里，不回家过年。闲暇时，他们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敲起锣鼓，一套套花样层出不穷，引得众人纷纷驻足围观。从除夕夜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四，锣鼓声为弄堂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正月初五，他们又贴上“开炉大吉”的红纸，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日常的打铁工作中，仿佛新年的热闹和希望也被融入了铁器之中。

西隔壁是老山东的大饼摊，摊位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面点：香气扑鼻的羌饼、层次分明的千层油饼、上海人钟爱的大饼、金黄酥脆的油条、形似老虎脚爪的特色点心、风味独特的蟹壳黄，还有白白胖胖的高脚馒头。这些面点都是老山东亲手制作、自产自销的，每天清晨，弄堂里都弥漫着面点的香气。老山东总是笑呵呵的，他的笑容就像那热气腾腾的面点，温暖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新弄堂的东面，是老广东的油豆腐细粉摊。他将泡软的粉丝放入竹笼，快速烫热后盛进碗里，再放上剪成两半的油豆腐、百叶结，撒上鲜香的开洋、海蜒，最后淋上精心调配的酱油、味精、香油、辣椒油，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油豆腐细粉就大功告成了。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这道美食，总觉得如今再难尝到那般纯正的味道。老广东还售卖豆腐浆和粢饭。上海的豆腐浆口味多样，有清甜可口的甜浆，也有别具风味的咸浆。咸浆在淡豆腐浆的基础上，加入蛋饼皮、虾皮、榨菜丁、海蜒、味精、酱油、香油、辣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后，一口下去，各种滋味在舌尖碰撞，让人回味无穷。吃豆浆时搭配上粢饭团，粢饭团里夹着一根重新回锅炸至酥脆的老油条，再加上一勺白糖，这便是我小时候最常吃的精美早点，堪称地地道道的中国快餐。老广东总是耐心地为每一个顾客调配出最完美的味道，他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但没有人抱怨，因为那是一种幸福的等待。

二、弄堂里的温暖记忆

在我的记忆深处，泰康路（小时候名为贾西尼路）小菜场里的乐添兴菜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哥哥常常让我拿着锅去那里买一碗大血汤。这碗汤里汇聚了鸡块、鸭块、鱼、肉丸、油氽肉皮、猪血块等丰富食材，内容丰富，味道鲜美，经济又实惠，是附近居民用餐的热门之选。在我看来，它的美味程度远胜过北京砂锅菜。乐添兴菜馆还提供贴心的外卖送菜上门服务。要是家里来了客人，来不及准备饭菜，只需派人前往菜馆告知所需菜品和送达地点，菜馆定会按时将饭菜送到。饭菜被精心地盛放在碗盘里，用带盖的大提篮装好，就连筷子、勺子也一并准备齐全。待顾客用餐完毕后，菜馆的工作人员还会前来取回碗盘，整个过程十分便捷，服务周到细致。那种人情味，是如今的外卖无法比拟的。

我的启蒙学校坐落在泰康路的一条弄堂里，教室由普通的住宅改造而成，空间十分有限，连个像样的操场都没有。教室紧邻小菜场，嘈杂的叫卖声时常透过高高的窗户传进教室。然而，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却有着一群令人敬佩的好校长、好教师。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日爱国者。日本宪兵曾闯入学校，蛮横地打了校长两个耳光后，将其抓走。学校里有姓计的姐妹俩担任老师，我们亲切地称她们为大计先生和小计先生。在校长被抓走后，大计先生神色紧张地把一包袱进步书籍交给我四哥，拜托他拿回我家，让我母亲帮忙藏好。几天后，她便匆匆赶来将书取走。这段经历至今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难以忘怀。那些老师们，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在黑暗中为孩子们点亮了一盏灯。

这所名为“继儒义务小学”的里弄学校，学生大多是附近家境贫寒的孩子。学校不仅不收取学费，还考虑到孩子们连书本费都难以承担的情况，实行了“半工读”制度。一半学生上午在学校学习知识，下午则沿街叫卖小食品、糖果、面包等；另一半学生则上午卖货，下午上课。当时我年仅六岁，也参与到了卖货的队伍中。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着实不易。那时候的孩子们不仅能克制住自己的馋虫，不贪吃售卖的零食，还能有条不紊地沿街叫卖，回校后认真交账。而且，当时社会风气良好，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很有修养，我在沿街串巷叫卖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抢劫捣乱的情况。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压迫，人们在困境中凝聚起了强大的团结力量，共同咬牙坚持，顽强地抗争着。学校老师还组织学生家长（大多是闲散人员）开展副业，平日里腌制咸鸭蛋售卖，端午节时包煮粽子出售，然后将赚取的利润分给贫困的家长，我母亲也参与过这项活动。长久以来，我始终对这所学校和老师们心怀感激与怀念，他们就像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孩子们前行的道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弄堂里的变迁

日本侵占上海后，弄堂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租房，原本的户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二房东”。像我们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只能依靠出租房屋收取租金来维持生计，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我家租客最多的时候，一共有六户人家，总共十九口人。其中有三户租客居住的时间特别长，从1939年一直住到了1945年以后，他们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住在一楼的是吴兆福夫妇，妻子是扬州人，容貌秀丽，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嫂子，我也不例外，就连我母亲也是如此称呼她。他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夫妻俩晚上出去看戏时，总会带上年幼的我。那时的我只有五六岁，根本看不懂戏，注意力全被吴先生买的零食吸引了过去，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每次都是他们夫妇俩小心翼翼地把我抱回家。这样的场景重复了很多次，我至今都不明白，他们是真心喜欢我，还是觉得出门看戏不抱个孩子显得不够像夫妻。吴先生过年时在我家客堂里贴的对联，上联是“多子多孙多男子”，二哥见了还打趣了好多次。后来，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儿子，可由于全家人过度宠爱，孩子变得娇生惯养，脾气十分暴躁，不过长得倒是白白胖胖的。记得有一次，吴先生急着去上班，儿子却把他的皮鞋藏了起来，抱着他的腿哭闹不止。无奈之下，吴先生只好拿出一张崭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才换回了皮鞋，得以出门上班。我当时十分羡慕，觉得他有一个特别有钱的爸爸。后来，吴先生一家搬走了，在建国路黄陂南路购置了一幢三层楼房，在楼下沿街开了一家无线电（南方人习惯称收音机为无线电）和电器修理部，母亲还带我去那里玩过。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想起那些被他们抱在怀里的温暖夜晚。

亭子间的租客是一位单身的纺织女工，她身材高挑纤细，皮肤白皙，性格文静，我叫她亭子间嫂嫂。虽然她独自一人居住，但常有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子来找她，时间久了，我便称呼那男子为爷叔（叔叔）。1950年“二六”轰炸后，他们搬走了，在打浦路租下了一幢新造的二层木屋，尽管房子临街，但当时并没有开店做生意。亭子间嫂嫂总是安静地坐在窗边，手里拿着针线，似乎在缝补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而居住时间最久的，当属灶披间（南方人对厨房的称呼）的阿毛一家。阿毛阿爸姓蒋，名

庆堂是浙江宁波人，阿毛姆妈也是宁波人。他们在这所房子里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小名叫阿毛，大名叫金财；二儿子叫云财；三女儿叫金梅；最小的儿子叫理财。我一直都称呼阿毛的父亲为阿毛阿爸。

阿毛阿爸是长江轮船民生公司的船员，最远航行到过四川省宜宾。他经常出海工作，回来后能休息几天，如果遇到船只维修，就能在家多待些日子。他喜欢喝老酒，无论是高粱酒还是绍兴酒，都能喝上几杯。他还爱吃黄泥螺、咸蟹、臭冬瓜、臭苋菜梗（将长老的苋菜，取其粗壮的茎杆切段蒸熟，放入臭卤甏里加盐腌制几天制成，闻起来臭烘烘的，吃起来却鲜美可口），这些都是夏天绝佳的下酒菜，也是宁波的特色风味小菜。

阿毛阿爸为人忠厚老实，乐于助人，身体也很硬朗。修雨鞋、雨伞、修理水龙头等活儿，他都十分在行。阿毛姆妈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勤俭持家，待人友善。阿毛长大后参军入伍，在福建厦门当了海军，当时海峡局势紧张，厦门处于前线地带。四年后，他复员回到上海工作。

云财从小体弱多病，而且一条腿还有些跛。金梅几年不见，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自从亭子间嫂嫂搬走后，空出的亭子间也租给了阿毛家。他们一家人在信益里居住的时间，甚至比我们家这个二房东还要久。后来，我母亲和二哥相继搬走，而阿毛一家一直住到徐家汇路拆迁。

二、弄堂里的小社会

在我父亲租下这幢房子的年代，人口稀少，一幢房子通常只供一家人居住，弄堂里十分整洁有序。抗战爆发后，租客数量急剧增加，人员也变得复杂起来。除了原住户大多是法商电车公司的员工外，新搬来的住户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

有摆摊卖水果的小贩，有走街串巷修锅修锁配钥匙的小铜匠；还有成衣铺的小裁缝，利用住房和院子开起了翻砂厂（铸造厂）、自行车车座加工场和弹子锁加工厂。邻居中还有在洋人家里当厨师、保姆的，有当警察的，有修马路的，有拉黄包车的。当然，也少不了纺织女工，她们来自针织厂、缫丝厂等不同的工厂。此外，还有教书育人的教书先生，四处奔波的跑街先生（当时称为掮客，现在叫做推销员），以及几位小老板。这里俨然成了一个浓缩的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