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敎兴盛与曲阳雕刻

寒石

佛法无边照曲阳，禅心一片度石雕。

两汉之际，佛敎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佛敎艺术极大的促进和影响了曲阳雕刻艺术的大发展。北朝时期定州成为北方佛敎中心，而曲阳则成为北方佛造像的中心，佛造像涵盖石雕造像、寺庙造像和石窟造像三大领域。

佛敎传播，有赖于传法者。曲阳北岳恒山不仅是重要的道敎发源地之一，还是一处佛门圣地。历史上著名佛家大师级人物在深山幽谷中修炼，功成名就走出大山，同时把曲阳雕刻艺术传播开去。这其中有位曲阳本地法师“笃识高行”，为刻经上石流芳百世作出开拓性贡献。

让我们揭开陈封久远的历史，重温几位佛学大师对曲阳雕刻艺术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吧！

道安，常山郡扶柳（今冀州扶柳城村）人。十八岁出家，二十三岁在石赵邺城邺宫寺（今河北临漳县）拜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师。

四十二岁那年，道安来到曲阳，请曲阳石匠在太行恒山建寺立塔。《高僧传》载：“沙门释道安立寺于太行恒山，弘赞像法，声甚著闻，远遂往归之。”佛寺之盛，有如下描述：“四方学士，竞往师之，受业弟子法汰、慧远等五百余人……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僧团。

公元365年，燕军攻克洛阳，为避战祸，五十三岁那年，道安留下百僧，率僧徒弟子慧远等四百徒众南下。为扩大佛敎的影响范围，走到新野第一次分遣徒众四十余人，一路东去扬州，一路西往巴蜀。

这年年底，道安率徒到达襄阳，在此创立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间。受业者上千，一时成为佛门圣地。

378年，道安二次分遣徒众，一路荆州，一路江陵。不久三次分遣徒众，慧远等数十人到庐山创建园林式东林寺，成为我国寺观园林的开拓者。

379年，受苻坚之邀，道安率数千追随者入住长安五重寺。专心致志佛学研究与撰著，其成就被誉为佛教中国化第一人，

道安徒众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黄河、长江流域，遍地是道安弟子，有的成为一方佛敎领神。每到一地建寺立塔，把曲阳雕刻艺术随之传播开来，形成“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景。

道安在其著《合放光兴赞略解序》中写到：“并《放光》寻出，大行京华，息心居士，翕然传焉。中山支和上遗人于合垣断绢写之，还持中山，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译出时，传至中山国，当时的中山王司马耽派人到洛阳抄写，中山王及众僧到城南四十里隆重迎接。这段史料说明佛敎早己在中山大地传播。

中山禅意绵绵，《法苑珠林》记载：“晋，折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室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于法兰亦在焉。僧众来者，无所辞却。”由此可见，定州成为北方佛敎中心，是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大环境的。

法果，赵郡（今赵州）人，年四十为沙门，在中山之地没坛讲经。397年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攻取中山，“见诸沙门佛寺皆精致”，便礼请中山僧法果赴京任“道人统”。

《魏书》载：“天兴元年（398），（道武）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浮屠，耆阇嶥山及须弥山殿，加以馈饰。另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有司，指法果，任命为“道人统”，此为中国僧官制度之开始。他在平城建造塔、洞、殿三大工程。耆阇嶥山，是古印度佛陀说法之地，以云冈为耆阇嶥山之象征，法果开凿洞窟，拉开了开凿云冈石窟的序幕。

拓跋珪与中山有不结之缘，383年12月，年十二岁的拓跋珪来到后燕之都中山。中山是当时北方经济、文化、艺术中心，拓跋珪正是长知识的年纪，在此他受到中山文化艺术的熏陶。平城建新都，需要中山的技术人才，北魏建国后，六次从中山等地迁徒人口到平城，其中天兴元年（398）正月一次就徒中山六州等地三十六万之众，还有百工伎巧十余万人，这中间就有曲阳石匠，担当起营建平城城建、宫殿、佛寺、石窟等建设任务。

北魏天兴三年（400），拓跋珪改中山为定州，取天下安定之意，从此定州之名出现在历史大舞台上。

昙曜，活动于北魏太武帝、文成帝时代，武威郡姑藏（今武威凉州）人。年少出家，拜昙无谶为师，修习禅业。东晋元熙八年（412），北凉玄始年，沮渠建都姑藏，称河西王。昙曜奉命开凿天梯山石窟，开启“凉州模式”，为昙曜石窟的开篇之作。

北魏太正五年（439），道武帝拓跋珪灭北凉，迁徙姑藏民十余万人到平城，这其中就有高僧师贤、昙曜等僧侣三千。师贤到平城后，被任命为道人统，后改称沙门统。

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拓跋焘下令灭佛，史为“三武一宗”灭佛之开端。昙曜连夜逃亡中山隐居山林八年，虽说是隐居，但他法不离身，仍旧从事佛敎话动，他走遍曲阳大地，感受到了曲阳佛像雕刻艺术的魁奇。453年十二月，文成帝复法，昙曜被召回京。《魏书.释老志》载：

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城西武州塞凿石开山，开窟五年，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雕饰其伟，冠于一世。

开凿云冈石窟的设计、指挥者自然是昙曜，而开凿雕刻的石匠有两大主力，凉州工匠和曲阳工匠。

昙曜设计的石窟，即考虑到佛法的规范，又照顾到政治的需要，巧妙构思：体现佛家五方佛又象征北魏五位皇帝。

第十六窟，东方大园镜智阿䦷佛，对应象征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

立像，造型英俊威武，气宇轩昂，是一位创业者的形象。左手下垂形，含意为“定”，定印表示奠定基业。

第十七窟，南方平等性智宝生佛，对应象征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

他是北魏开国皇帝，高脚坐像，佛像加冠，意在开创大业己见成功，以予加冕。半蹲式交脚坐形，告诫后人，江山初见，无暇安坐，随时起身征战。

第十八窟，西方妙观察智阿弥陀佛。对应象征太武帝拓跋焘。

立像，凭太武帝功勋，本应端坐正位，因其灭佛有过，故没“不尊”之立像以示惩戒。千佛袈裟着身，以示灭佛中蒙难弟子们附在太武帝身上，以资永念。左手抚胸，意在扪心自问，右手下垂，则是“下化终生心”，挽救受难者。

笫十九窟，北方成所作智不空成就佛，对应象征高宗文成皇帝拓跋睿。

他是当今皇帝，是复法、石窟的倡导者，所以此窟是五窟中最高大者。拓跋睿是昙曜心中最为身端心正的皇帝，所雕塑得安隐、最不疲的至高形象。结跏跌坐吉祥式，意在把佛法复兴以吉祥形式稳定发展下去。

第二十窟，中央法界智毗卢遮那佛，对应象征未来的拓跋家族诸帝。

结咖听命坐像，端庄中含着俊秀，慈祥中蕴蓄威严，智慧中露着憨厚。以此真诚希望后代步入完美境地。

凉州人中山僧昙曜，“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昙曜“虑远而功大”，功大在于他带领凉州、曲阳石匠创造了佛造像与天地同久以传永世的模式。

云冈模式

首开全石化石窟造像，体量巨大，形象壮硕，面相方正，深目高鼻，神情清俊，服饰以右袒及通肩袈裟为主。艺术风格融合了东、西方元素，具有鲜明的民族化进程特色。

太和十八年（493），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同迁人数达七十万人，其中不乏开凿云冈石窟的石匠。这些熟练的工匠，在云冈模式的影响下开凿龙门古阳洞、宾阳洞石窟，从而形成龙门样式。

龙门样式

它是汉文化运动的具体体现，孝文帝是一位极力主张汉化，进行改革的皇帝。石窟佛像塑造了适合中国汉民族审美和文化的“秀骨清像”与“褒衣博带”，面容清瘦俊秀，强调内在精神的刻画。总体风格由均匀浑厚雄健转向精美典雅，展现了外来佛教艺术向本土化世俗的趋势。从雕刻手法看，由云冈石窟的平直刀法转向龙门石窟的圆刀刀法。

龙门石窟早期佛造像与曲阳同一时期的佛造像，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手法都是一致的。宾阳洞有两幅浮雕，一为孝文帝的《皇帝礼佛图》，一为文照皇太后的《帝后礼佛图》，运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线条手法，雕刻出舒缓优美的韵律感，此乃曲阳传统浮雕的典型手法。由于它美，引发一则国际大案。民国二十年（1931），美国人普爱伦游龙门，看到如此美妙的艺术，顿生贼心，到北平找到古董商岳彬，出价4万美元，让其盗取运往美国。岳彬买通当地住军盗取，由于士兵们不董雕凿技术，结果浮雕图成了一堆碎石。而浮雕的一支胳膊和一条腿仍留在窟璧上。碎石运到北京东流璃厂炭儿胡同，让曲阳石匠冉景文拼接补刻。冉景文是位雕刻高手，经过数月修复如初。现今《皇帝礼佛图》陈列于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收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



僧稠禅师，钜鹿瘘陶（今河北宁晋）人。自幼习武向禅，二十八岁出家钜鹿景明寺。

为禅法精进北游定州嘉（禾）鱼山，“岁居五夏”进修禅定。转赵州漳供山从道明禅师，功夫达炉火纯青境界。

转投嵩山少林寺，佛陀禅师见其功法称赞：“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稠接任第二代少林寺寺主，在修禅同时，教授僧人习武。稠自幼“常角力腾越为戏”是一位“拳捷骁武”的僧人。主持少林十余年，成为少林武术开山鼻祖。

为弘扬佛法，僧稠又北游名山大川。时北魏分东、西魏，复返常山一带弘法，受到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攸的崇敬与供养。稠在大冥山设坛传敎，一时燕赵大地僧侣纷纷恭拜，威望日高一日，世人称为“道张山世，望重天心”。

北齐代魏，天保二年（551），文宣帝诏令稠禅师“今敇定州，令师反邺，度化群生。”稠不愿离开定州，定州刺史娄睿苦苦相求，只好赴邺。帝亲自出城迊接，封为“国师”，入龙山云门寺，兼任响堂山石窟寺寺主，“兩任纲位，练众将千，供事繁委，充诸山谷”，一场大规模开凿响堂山石窟的伟大工程又开始了，创造出邺城风格。

邺城风格

由龙门样式过分“秀骨清像”，转向面相丰滿，形体敦厚，简洁严谨，圆润宽肥的风格。强调传统的内在精神刻画，同时注重外在形体的表现。雕刻手法多用直平刀法，给人一种北朝民族纯朴粗犷，强健豪迈的美感。邺城风格，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灵裕禅师，定州钜鹿曲阳人（今曲阳县）。年六岁开始读书，十五岁投赵郡应觉寺出家，二十岁前往邺城进修，东魏兴和元年（539），二十二岁回定州大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受戒后，重返邺城修业。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掀起第二次灭佛。灵裕“潜形灰槁”七年，杨坚建立隋朝复法，灵裕居安思危，想到灭法悲剧，如何永久把佛经传下去，他想到了凿窟刻经。

开皇九年（589），灵裕在安阳宝山开凿大住圣窟。窟内不仅雕刻佛像，而且刻有十几部经卷。灵裕这一开创性刻“石经”举动，向北传播至曲阳、涿州。

开皇十三年（593），灵裕的家乡曲阳黄山顶一块巨石凿成方柱形，四面刻经十余部。其中《妙法莲华经》、《五十三佛名经》、《佛说佛名经》（七佛名、二十五佛名）、佛说决定毗尼经》、《三十五佛名》等以及佛像和雕刻手法大都与安阳宝山大住圣窟相同。这是一条重要信息，传递出曲石匠参与了安阳石窟的开凿工程，这些曲阳石匠返回家乡又参与了黄山开皇石经的雕刻。

隋大业六年（605），静琬开始在涿州白带山（今房山石经山）开凿岩洞，四壁刻经，又取方石磨刻经卷，藏储石洞之中。

静琬是受到灵裕的影响而刻经的，有学者深入研究得出结论：静琬是灵裕的继承人，是继承灵裕大师之志，发愿刻经的。中国营造学社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曾亲临黄山考察得出结论：“最有名的，莫如隋初静琬所经营的房山县云居寺石经洞，为我国佛教史中伟大事业之一。不过北齐以来护法运动的中心人物，不是静琬而是灵裕。”

灵裕在涿州的传教活动亦有很大影响，北齐河清三年（564）应涿州世家大族“范阳卢氏”之邀，北上涿州讲经。《大正藏》记载：

范阳卢氏闻风远清，裕乘时弘济，不滞行理，便往赴焉。至止讲供，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叠。

由此可见，灵裕的传教直接影到了涿州地区的佛教活动。

隋开皇十一年（591），灵裕应隋文帝杨坚之召进京，被立为“国统”，入住大兴善寺。



曲阳黄山“开皇石经”，虽然小型简朴，但是信息量大。

其一、利用天然突兀的山峰，劈凿成方柱，四面开龛，颇具石窟中心柱形制，别具一格。

其二、它是由民间富贾、邑社团体、地方官史出资兴建，实属少见。

其三、刻经与雕像并存，佛像尚存北齐遗风，形象与服饰与河南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及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第八窟相似，从中可以看出曲阳石匠的行艺艺迹。

其四、佛经多刻于石窟、摩崖、石幢、石板上，而这种壁龛刻经形式是罕见的。

其五、经文使用兩种书体，隶楷并用，先隶后楷，先楷后隶，楷中夹隶。体现了南北朝后，我国书法由隶过渡为楷的变化过程，是极为珍贵的书法更迭实物资料，亦为隋代书法艺术之瑰宝。

其六、曲阳“开皇石经”，是石经由南向北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奠定了灵裕禅师是护法运动的开创者，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者静琬是灵裕的继承人。

东魏时期，定州还产生一部《高王观世音经》。

《法苑珠林》载：“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孙敬修造观音像，自加礼教，后为劫贼所引，不胜考楚，忘承其罪。将斩决之前，夜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即可得脱。翌日，有司执缚向市，孫敬德且行且诵，临刑滿千遍，刀斫自折，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视像项上，有刀三迹。有司以状奏闻，承相高欢表请免死，敕写其经广布于世，今谓高王观世音经。”

孙敬德请曲阳石匠雕刻观音像，每日供奉参拜，被劫贼诬陷，屈打成招，临死前默念经文百千遍：“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因，常乐我净，有缘佛法。……诵经滿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立摧折，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活……。”

高欢是世袭定州刺史之地，时尚崇佛。高欢闻奏，免除孙敬德死刑，命人将其口诵经文记录下来，广布天下，是谓《高王观世音经》。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颁布为“国经”，一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都持诵，每每念诵，十分灵验。由此，成为曲阳雕刻的主要题才。从曲阳修德寺出土的观音造像中，自东魏开始，观音造像明显增多，其造型艺术十分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