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体——人肉打字机的炼成

无尘

馆阁体，是书法的一种风格。“馆阁” 起初是负责保存、编撰、校勘图书的官方图书馆，还兼带传授课业职能。唐宋时期成为培养人才和学术文化事业的中心。北宋时，三馆统称 “崇文院”，并合并秘阁，统称 “馆阁”，执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明朝，馆阁归翰林院管，清代沿袭这一制度。任职于 “馆阁” 的官员，所写的书法作品有特别的要求：一是规范严格：字体要求方正，笔画光洁，大小均匀，结构严谨，力求工整无误，避免个性化的随意发挥，以保证文书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美观整洁：字形工整，整体美观，比例适中，结构方严，章法和谐，行列排列整齐，给人一种稳定、肃穆的视觉效果。三是便于阅读：书写标准一致，使得大量文书在传递过程中能够保持信息的清晰度，方便阅读和复制，提高了行政效率。由于馆阁体的规整划一，稳定整齐，被现代人称为“人肉打字机”。

馆阁体书风，最早可以溯源到写经。因为写经要求规整，清晰，易辨认，又要书写迅速，这就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写经体”。到了宋代，掌管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的官署，其文书书写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工整的风格。至明代，称“台阁体” ，以沈度为代表，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士子争相仿效，遂成标准书体。到清代，改称“馆阁体”，清代是馆阁体的鼎盛时期。要求乌黑、方正、光泽、等大：

乌黑光亮：用墨讲究乌黑，且要有光泽，古人认为这样的字显得精神，能给人更强的力量感，也符合官方文书等庄重严肃的氛围要求，给人以端正、稳重之感。

大小均等：每个字的大小基本一致，在一篇作品中，无论是单个字还是整行、整篇，字体的大小都被严格控制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内，使得整体布局整齐划一，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馆阁体书风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自隋朝创立，历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发展与完善，在长达 130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教育。它不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打破了门第限制，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还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书法规范确立的关键源头。

在科举制度的框架下，书法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成为了考生获取功名的必备技能。从唐朝开始，科举取士便对书法有着明确要求。唐代取士标准中的 “书（楷法遒美）”，强调考生的楷书需达到遒劲优美的水准 。这一规定使得书法在科举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考生们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不得不刻苦练习书法，努力提升书写水平。这种对书法的重视，迅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研习书法的热潮，众多文人墨客纷纷投身于书法学习之中，使得书法的受众群体大幅扩大。

唐代在考试科目中，专门设有 “明书” 科，着重考察考生的文字学和书法能力 。而在吏部铨选官员时，“楷法遒美” 更是作为重要标准之一，与 “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判（文理优长）” 共同构成选拔人才的四大要素 。这一标准明确要求考生的楷书不仅要笔法精湛、结构严谨，还要具备一定的美感和艺术表现力。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下，楷书成为了唐代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书体，考生们纷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练习楷书，力求达到 “楷法遒美” 的标准，以增加自己在科举中的竞争力。在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楷书风格对科举书写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颜真卿的楷书，如《颜勤礼碑》《多宝塔碑》等，以其雄浑大气、端庄雄伟的风格著称。他的字体结构方正茂密，笔画刚劲有力，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其用笔浑厚强劲，提按顿挫分明，线条粗细对比强烈，展现出独特的 “颜筋” 之美。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唐代盛世的雄浑气象，也为考生们提供了一种庄重、规范的书写范式。柳公权的楷书则以骨力劲健、结构严谨见长，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他的书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笔画瘦硬挺拔，棱角分明，点画爽利挺秀，有 “柳骨” 之称。其字体结构中宫收紧，横竖舒长，整体呈现出一种规整而不失灵动的美感，对考生的书写规范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使得考生们在追求书法规范的同时，也注重体现字体的骨力和精神内涵。

还有像欧阳询、褚遂良、薛稷这些书法这，他们首先是朝廷重臣，因此他们的书法书风就自然形成了领导作用，成为考生们竞相模仿学习的典范。考生们通过临摹他们的作品，学习其笔法、结构和章法，逐渐形成了符合科举要求的书写风格。这种模仿和传承不仅推动了楷书在科举考试中的规范化发展，也使得颜体、柳体等楷书风格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唐代及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书法大家文徵明和董其昌，都曾因书法不佳在科举考试中遭受挫折。文徵明年少时书法基础薄弱，在十九岁应岁试时，尽管他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色，但由于考卷上的字迹不佳，被考官置于三等 ，无缘乡试。这一经历对文徵明的打击极大，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书法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此后，他发愤图强，每日苦练书法，“日以十本为率”，通过不断临摹古代名家法帖，逐渐掌握了精湛的书法技艺，最终成为明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画家，其诗文书画俱佳，在 “吴门四家” 中占据重要地位 。

董其昌同样有过类似的经历。十七岁时，他与堂兄的儿子传绪一同参加松江府会考。董其昌才华横溢，文章水平远高于传绪，但主持考试的郡守却将他的成绩排在其侄之后，原因就是他卷面书写不佳 。而他的侄子传绪则凭借一手好字被列为第一。这次考试让董其昌深受触动，他开始发愤练字。他从临摹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入手，后又改学虞世南，进而追溯晋、魏书法，临摹《黄庭经》及钟繇的《宣示表》《力命表》等帖。经过长期的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技艺日益精湛，最终成为明代书法的领军人物，与邢侗并称 “南董北邢”，又与米万钟、张瑞图并称 “邢张米董” 。

文徵明和董其昌的经历并非个例，在明代，许多考生都因书法不佳而在科举考试中失利。这充分说明，在明代科举考试中，书法已经成为与文章同等重要的考核内容，考生若想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必须具备良好的书法水平。

在明代科举考试体系中，殿试是最高级别的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时，会士们的试卷将直接呈递给皇帝和考官审阅，此时书法的优劣一目了然，成为影响考生成绩排名的关键因素。负责考试的大臣会将殿试卷子前十名优秀者按顺序排列好交给皇帝观看，皇帝通常会尊重大臣们的意见，但有时也会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对名次进行调整，尤其重视一甲的前三名，其中状元的选拔最为严格 。

据统计，明朝共举行了 88 次会试，产生了 89 名状元，其中善书且较有影响者就有 20 余位 。这些状元不仅在文章学问上出类拔萃，在书法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他们的书法作品体现了当时的书法规范和审美标准。在殿试这一决定考生命运的关键时刻，书法作为考生卷面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考生能否脱颖而出、高中状元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代为了稳固统治与控制人心，乾隆朝在科举考试中除了注重对四书五经的考察，更加强调书体字迹的工整性。乾隆朝对科举考试书体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了书写的端整之外，同时要求必须是楷书，而且要求乌黑、方正、光洁、等大，考生纷纷效仿，这就形成了“馆阁体”。在科举试场上，使用馆阁体会令试卷加分不少，遂成必学书体 。考生们为了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练习馆阁体，力求达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晰、墨色乌黑、大小一致的标准。这使得馆阁体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成为绝对的主流书体，几乎所有考生的试卷都呈现出相似的书写风格。

从唐代以 “楷法遒美” 为取士标准，奠定楷书在科举中的重要地位，到明代书法成为科举考试的关键因素，甚至决定考生的名次和命运，再到清代馆阁体的盛行，将书法的规范性推向极致 ，科举制度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持续推动着书法规范的发展与演变。

科举制度对书法规范的确立，不仅体现在对字体、笔法、结构等技术层面的要求上，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书法审美观念和文化氛围。它使得书法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和学习的对象，培养了无数优秀的书法人才，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

馆阁体的盛行，使得书法的规范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它要求书写者严格遵循既定的规范和标准，注重笔画的平稳、结构的严谨，追求整体的整齐划一和美观整洁 。馆阁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法技艺的普及和推广，使得更多人能够掌握规范的书法书写技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书法水平 。

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规范和统一，馆阁体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书法家的个性和创造力，导致书法作品缺乏艺术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也使得书法艺术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僵化、刻板，难避千篇一律、陈陈相因之弊 。

但总体上看，馆阁体的形成，并没有阻止书法艺术的百花齐放，只是使遒美、俊秀一路书风走得更远，使书法在“法度”上达到更高的标准。当代人更追求个性的挥洒，多对馆阁体不以为然，多有诟病。但是，那种整齐划一背后日复一日、退笔成塚、池水尽黑的功力，是我们永远不应该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