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的难忘片断

老孙（SunYiBen）

　　《我人生中的难忘片断》

孙益奔

时间，犹如一道无法逾越的铁栏，把昨天和今天生生地隔在一端，纵然万分眷恋千般不舍，往昔的一切已不能再来和重现；时间又宛若一道永不干涸充满生命的河流，纵然筑堤阻流抽刀断水，仍拦不住斩不断它那过去的往事和记忆汩汩地流进我的心田里……

< 一件小长袄>

那是1968年的一个冬天，那年特别的冷，在上学和回家途中，没有棉衣的我感觉每一阵冷风吹来，都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刀，都可以刺透我的心底，痛到我的骨髓。阿姆（宁波叫母亲为阿姆）见我嫩小的双手冻得僵硬发红，单薄的身子直哆嗦，十分心疼，由于家境贫穷，兄弟姐妹多，阿姆也实在找不到有什么好穿的衣服能给我御寒。那天晚上她用爷爷穿过的破旧衣服，连夜给我改制了一件高领对襟式的小长袄，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小长袄穿在身上，心里高兴极了，那感觉比现在穿上价值上万元的裘皮大衣还风光，身子也暖和了不少。

当我穿着它满怀喜悦屁颠屁颠来到了学校时，课堂里已坐满了同学。就这样，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是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猝不及防，以致击碎了我年少的心灵，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

当我满怀兴奋走进教室时，同学们见到穿着高领对襟式小长袄如同“小开”模样的我，突然一片起哄，齐口同心地叫喊起来：“孙益奔，小地主!”“小地主，孙益奔！”我当时一下子被懵住了，脑子一片空白，接下来是便是一股热血往顶上冲，愤怒的火球在胸膛里激烈地打滚，我忿懑地盯了同学们一眼，毅然走出了课堂。要知道，当时这年代，我们心中最崇拜的是刘胡兰、张嘎等这些穷苦出身的少年英雄，心中最憎恨的就是那些欺压穷苦百姓的地主老财。既倔强又脆弱的我，受不了同学们的这一嘲讽，从此离开了同学，告别了课室，结束了学生生涯。没几天，便去一家化肥厂打工，每天挖土基、挑土方，我弓着腰，弯着背，稚嫩的肩膀上支撑着百把斤重的担子，每一步都踉踉跄跄，原先白皮细肉的双手先是生出了一只只带血水泡，后来又结成了厚厚的硬茧；两只肩臂也是先是血泡，后结上老茧。那一年，我只有15岁虚岁。为此，因为没有读书，再加上生活的重压，16岁那一年，身高一米五一，体重81斤的我毅然决然地作为知青报名支边到黑龙江大兴安岭。

< 狍子的启示>

1972年12月，当时我在大兴安岭特区松岭区独立营六连，整个连队负责林区运材公路的保养，我被分在名叫七公里的养路点，一个点一个班，9个人住一顶帐篷。开始的时候9个人都在，分工也很好，有负责烧饭和夜里值班烧火炉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有秩序。可是后来9人中有6个人调到大庆油田去工作了，过了几天后，其他的两人又前后悄悄地下山溜走了。这样，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零下40多度的莽莽林海里，只剩下了我一人，守着帐篷，看护着同伴的被褥及其它物品。开始我还坚持着，也像往常一样安心做饭，夜晚给自己烧炉子取暖，自己对自己说话，自己安慰自己，心中想象着两位出走的战友，什么时候会冷不丁冒出来。但一天天过去了，总不见他们踪影，半个月过去了，带去的粮食已吃完，还不见他们回来，我被寒冷、饥饿、孤独、寂寞、忧虑、恐惧、无助包围着、折磨着，我对着茫茫不见边的林海大声吼喊着，林海中传来的空旷而模糊的回音，使我心中的希望降到了冰点。

饿了几天后，我开始神智恍惚，我想到了死。于是我拿着绑行李的绳子走出帐篷，进入森林，找了一粗壮的树杈挂好绳子，准备好填脚，就当我把绳子往脖子上套去，抬头向即将告别的世界看最后一眼时，我看到远处一只狍子正看着我，并朝着我发出了几声怪叫声，仿佛是嘲讽取笑我的软弱和无知。我突然清醒了，同样是冰天雪地，同样是旷无人影，同样是饥寒交迫，狍子尚能生存，作为万物之灵的我为什么要选择死？我死了后千里之外的父母怎么办？我哭了，我骂自己是怕死鬼，是窝囊废！我又擦干了眼泪，回到了自己的帐蓬。最后冒着漫天大雪，拖着沉重脚步，四处寻食，终于在10多里之外，从套子队(农村农民到林区采伐的民工们)那里讨来了一袋高粱和玉米。就这样，熬到了连部人员的到来。

< 与牛取暖>

1973年1月初，我被调到了独立营一连，一连驻地离营部50多公里，送我去的是一辆被称为嘎斯车的散篷运货车。这车的司机室只有司机和副司机两个座位，我便只好站在四周透风的车厢里，当时车上还有一只将被淘汰的老黄牛，我穿着一件新发的黄布羊皮大衣，开始时我还躲着牛，嫌牛脏，嫌牛那浓烈的膻腥味，与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随着车子的前进，零下40多度的凛冽寒风吹得我全身僵硬，喘不过气来，我手脚开始麻木，只感觉寒风像刀子一样在刮我的心，我想这样下去可能会被冻死。我看着身边的牛，牛也在瑟瑟颤抖，眼中满含泪水，那流出的泪水又冻成冰挂在牛脸上。我也如此，眉毛上，睫毛上，胡须上均挂着霜花。牛瞅着我，我瞅着牛，牛哭，我也哭，实在冻得不行了，求生欲望自然而生，我为了不被冻死，不管新大衣，不管牛脏与膻腥味，把整个身体都爬在了牛身上，真正是抱牛取暖，牛大概也乐意我抱靠它，就这样我与牛依偎了2个小时，一路上我与牛相互取暖，可以说是牛救了我的命。可是，牛当夜就被宰杀了。

那夜我没吃牛肉，以后我也很少吃牛肉!

< 耗子肉当美食>

1970年至1980年在大兴安岭那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当时食谱里根本找不到腥味，我与哈尔滨知青郝树茂，实在馋不过，做了很多个鼠夹用它逮老鼠。记得有一夜，下一子夹住了10多只老鼠，大的有七八两，我们剥皮出肉，与土豆一起炖了满满2大脸盆，战友们抢着吃，追逐吃。正好当时的林场书记殷守礼来连队检查工作，以为南方知青从家里带来了什么好吃的，也凑合上同我们一起大吃。开始我们没告诉他是什么肉，待吃好后，告诉他是耗子肉，他差点呕吐出了，并把我们骂了一顿。

<拿命吃毒鸡>

难忘的是1974年8月一天，我养在连队的3只鸡吃了耗子药死了。我和余姚知青童光龙就把3只鸡退了毛，去了内脏和鸡头、鸡脚，准备炖着吃。据老工人说：这个耗子药很历害，可以“药三代”，即耗子药死了，猫吃耗子猫死，猫死后狗吃猫狗死。其他战友看到我俩要吃被药死的鸡，都纷纷劝我们不要吃，其中指导员胡鹏先劝得尤甚，但我俩执意要吃，指导员便要我俩写好类似遗书一样的自愿书，同时又要其他人证明我们俩是自愿吃，出事不怪连部。我俩都写了遗书。因为当时生活件实在太差了，一年到头很少能够吃到荤味，嘴里淡出鸟来，为了尝到鸡肉的鲜味，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了。鸡肉烧熟后，我俩就吃了起来，吃得香溢四周，满嘴流油，见我俩没死，又吃得这么香，所有的奉化、余姚、宁波、上海知青都奋勇而上来吃鸡肉了。结果一转眼，3只被耗子药死的母鸡像秋风扫落叶，被扫吃一空。我也因此获得了“孙不怕”的绰号。

往事如烟，满脑子都是泪和血，写不下去了。就此搁笔，且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