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朋友（录自“东方诗风·东方文苑”2005-10-16）

万龙生

【刊布前言】重读此文，竟是20年前的旧作。而所写“真正的朋友”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距今也快40年了。我在文中所言与新诗所创始人的交集更早于1986年。那么，说是与这位朋友相交近半个世纪也并非夸张吧？那时我正当中年，人生命运随改革开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路走来，如今已经年届耄耋，抚今追昔，不能不感慨万端。新诗所三位公认的创始导师中，方敬、邹绛二位已经辞别人世，将此文贴出，对他们也算略表纪念之忱吧；并遥祝尚在新加坡避寒的吕进先生安好，盼他春暖后返渝一聚。

2025·2·16悠见斋

真正的朋友（2005·10·16）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就快20周年了。这是中国首家以新诗为已经对象的科研单位。当初筚路蓝缕，从无到有，而今功绩卓著，桃李芬芳，为世所瞩目。有幸的是，我可以说见证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在她的前进、发展过程中，与她始终是亲密的朋友。
我这一生中，每一个重要阶段，身边总是拥有一群朋友，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呵护。但是若说与某个单位建立了长久而稳定的友谊，则绝无仅有，惟新诗所而已矣。这决不是我套近乎，“剃头担子一头热”。“你是新诗所的老朋友。”这话，吕进先生对我说过，现任所长蒋登科先生也对我说过。
既然是真正的朋友，彼此的关系就不是建立在利害的基础上。这些年来。如果说我为新诗所多少做了一些事情，尤其是因了职业的方便，在宣传上尽过力，但是新诗所给于我的却更多更多。社会上有人“一阔脸就变”，不认人，或者一旦你没有利用价值就马上“拜拜”了。而新诗所不是这样，对我是当不当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一个样”。我没有感觉到“人走茶凉”的世态炎凉。
已故的邹绛先生，有蔼然长者之风，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共同的诗学理念是，中国当代新诗应该建立自己的格律体系，只要有机会就与他就此进行探讨。我在他那墨香四溢的书房里得益良多。那种互散烟卷，在缭绕的烟雾中促膝谈诗的时辰虽然不多，但是印象特别深刻，那样的情景已经成为永恒的记忆。先生去世后，以及周年忌日，我都写过悼念的文字。他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选入了我的短诗《神奇的金梭》，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进入这种全国性选本。这一选集的出版，是率先重拾现代格律诗这一沉寂了30年的话题，对其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那时，新诗所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与新诗所的友谊甚至可以推到20年前。

朋友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那么多的禁忌和礼节可讲。我与新诗所的关系就到了“忘形到尔汝”的地步。这当然也体现在与所内人员的具体交往上。

有一次，我喝酒喝到俗称“二麻二麻”的地步，却心血来潮要去吕进家串门。哪知竟糊里糊涂把方向搞错了，敲了他对面的门。应门的是一位老者，操河南口音的刘兆吉先生。我对这位闻一多先生的弟子，早就十分仰慕，也知道他住在这里，却从来不敢贸然拜访。这下只好硬着头皮说是慕名来访，与他大谈闻一多，弄得老先生非常高兴，竟然送了我一本台湾新出的他早年在一多先生指导下采集的《西南采风录》！我意外得到这本宝贵的赠与，喜不自胜，又去吕家骚扰了一阵。

我与新诗所的青年学子关系也很融洽。记得1996年，我应邀参加十周年所庆活动，中午在北碚体育场旁边的太白酒家用餐，老师们都走了，我却留下来，与研究生们轮番拇战，畅饮啤酒，也不知持续了多久，喝了多少。反正我乘车回城，天已经黑了。一路在后座沉睡不醒，到牛角沱不知道下车，售票员也没有发现，在回北碚途中，到双碑我才醒来，差点又被拉回北碚去了。

　　吕进不是那种单一的评论家，有时也吟诗作文。谁知他也有点儿好事，竟把上面两件事写入《饮者余见》一文发表，一时重庆文学界传为笑谈。此文后来还收入吕先生的散文集中呢。

朋友之间是能够原谅、容忍对方缺点的。这方面我深有体会。我之嗜酒是出名的，而酒徒往往不受欢迎。但是，每逢参加新诗所的活动，在饮酒上对我却总是有所照顾。如果是小规模的宴席，他们总是叫我点酒。去年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结束时，新任所长蒋登科还特地送我一瓶郎酒呢。
　　我还有个毛病，是开会爱打瞌睡，有时还伴以令人讨厌的呼噜。这也是有人深恶痛绝的。对此，新诗所的朋友简直是丧失原则，往往视而不见，一笑置之。吕进夫人甚至特地为我拍过一幅“梦见周公”哩。
当然，如同任何真正的朋友，其友谊都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打自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呈现多元状态，山头林立，怪招迭出，叫人莫衷一是。而新诗所以吕进为代表的评论家，则始终坚持“中间路线”，在全国也形成了与此同调的“上园派”，吕进正是其中的中坚。吕进对新诗“纠偏救弊”那套著名的方案，就有建立新诗格律这一味“药方”。而我在从事现代格律诗的研究与实践的同时，并不排斥自由诗，只是对那些堕入魔道的这派那派不愿一顾。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点上，我与新诗所的主导诗观是完全合拍的。她一以贯之的对于现代格律诗的关注，也使我从中汲取了力量，增强了信心。我那两篇重要的论文，尤其是《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都是在其所刊《中外诗歌研究》（我有幸担任过一届编委）发表的。 除了参加新诗所举办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这样的学术会议，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我与新诗所还有过两次愉快的合作。那就是参与《新中国50年诗选》的编选，我负责现代格律诗部分；还有，参加《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的编撰，我负责“十七年”部分。这两项富有创意的的课题，都取得了成功，我不但能因此享受工作的愉快，更能够分享成功的喜悦，应该说是新诗所这位朋友的赐予。 就在前几天，吕进先生一篇最新大作《现代与格律》飞进了我的信箱。这是应我之请，无偿为我参与其事的《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所作的序言。该书是一群网络上的格律诗人作品的结集，他在此文中，不但对于新诗的格律体建设作了高屋建瓴的论断，而且给予诗集作者以热情的鼓励。朋友，老朋友就是不一样。
如今，由吕进领衔的《新诗诗体重建》课题又已经开始。我有幸忝列编委，并担任《现代格律诗》专章的撰写任务，需要系统地梳理近百年来现代格律诗的发展轨迹。说实在的，我一直有此心愿，只是疏懒成性，总难动工。这下也好，被架上了战车，只能勉力前行。
　　我与新诗所的友谊，可以说从建所前就开始了，又同行20年，维持到现在。可以预计，在我有生之年，这珍贵的友谊必将一直维持下去。
　　最后，衷心祝愿我这位朋友，青春永驻，前程似锦。

【后记】此文写于2005年。正是这年，“东方诗风”论坛在合肥由“古典新诗苑”更名而成为全国首家以建立新诗格律，创建格律体新诗为宗旨的论坛。我们议决，因为当时诗词复兴已具态势，“现代格律诗”之名仅仅用于新诗已经不再合适，遂将其改称“格律体新诗”。此后“格律体新诗”之名逐渐为诗界所认同、使用。而很快接受这一新的名称的权威专业机构就是新诗研究所！在其举办的每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也使用这一名称。在其理论刊物《诗学》年刊上还特辟了《格律体新诗研究》栏目，聘我主持。历年来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格律体新诗的研究、评论文章，对新诗格律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怎能不铭记在心呢？

行文至此，我几乎呼之欲出：新诗所：朋友，真正的朋友！

2025·2·16悠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