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胡适 寂寞上庄（上）

阿诺阿布

一

第二次到上庄的时候，我没有陪水墨同盟的朋友们跨进故居那道班驳的门槛，将他们托付给绩溪县的朋友，我顺着叫适之的小巷，缓缓地往村子里走。

午后的上庄，风轻烟静。默默地望着这个水墨一般的村庄，我想，我应该走到村子后边的小山上去。自从去年回到北京，远在台北的若兰几次不厌其烦向我打听上庄的情况，我最为后悔的就是没有穿过村子爬到后面的小山上。因为她散漫地说，喜好兰花的人到处都有，但是兰花大多只生长在山坡上。而她住了二十六年的台北，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山坡。

巷子很深，两边的墙角阴柔地长着一些苔藓，陈旧的墙面，用手指轻轻一划，指甲壳大小的石灰块儿纷纷往下掉。

我前后左右看了看，在巷子里，我大约没有走出四、五百米。四、五百米，也不过是一个四岁大的孩子爬出家门在外边玩耍的距离。我眯起眼睛，隐隐约约地看到遥远的一八九五年。

一八九五年，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在天津大狮子胡同1号居所翻译完成《天演论》，并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一八九五年，北京米市胡同，康有为等维新派创办了北京的第一种民办刊物《中外纪闻》。为沉闷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户，尽管日后的胡适以保守著称，但《中外纪闻》确实为他十三年后在上海主编《竞业旬报》提供了不少方便。

一八九五年，祖籍安徽潜山的张恨水出生。张恨水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就当时或者今天漂在北京的安徽人来说，也只有胡适在白话诗上取得的成就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一八九五年，军机大臣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万世垢病的《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直到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胡适一生的台湾经历埋下了沉重而阴郁的伏笔。

一八九五年，邻县旌德江村，江冬秀已经开始拿起绣花针编织她成人后的辉煌。而她在上庄未来的“回”字型通转楼新房，刚刚落成不到两年，徽雕大师胡国宾精雕细琢的兰蕙图窗雕还散发着白果木的芳香。院墙上的泥灰神奇而光滑地微微凸现着细腻的龟纹以及未婚夫胡洪驿杂乱无章的手印。

一八九五年，刚满四岁的胡洪驿第一次回到祖居地上庄，那时候他的名字叫胡嗣摩。在上庄进私塾发蒙读书时方才取名叫洪驿。尽管父亲胡传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上庄仍然偏僻得令人生畏：“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短短的十六字，道尽了包括胡洪驿在内的每一个上庄人所不得不面对的艰辛。

跟别的家族一样，胡洪驿家的二哥和三哥在上海经营着生意。这对出生在上海，三岁就远渡台湾的胡适而言，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三月份回到上庄，正是乍暖还寒的早春，我在第一次来上庄的时候就不止一次想象过穿着棉衣棉裤的胡适之在大院里追赶黄蝴蝶的情景。这种景象，是中国传统文人毕生的追求。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半年后，胡传客死福建厦门。在众多的胡适传中，就我目力所见，很少有人提到父亲的早逝对胡适所造成的影响。其母冯孝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也即是说，胡洪驿的外婆家不可能有钱财为这个成年后学贯中西的大师贡献微薄之力。幼年丧父的胡洪驿得以在上庄系统地念完十年的私塾，除了三年清知府的父亲攒下的银子地产，胡洪驿二哥三哥在上海经营的名茶金山时雨也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一九八五年的中日海战，如果胡传不早逝，胡洪驿不可能呆到十四岁才离开上庄，也不可能与乡绅江世贤之女早早订婚。这种变数，不但是当年那个在上庄埋头苦读四书五经的孩子不知，就是在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学究能够推断出这一变数对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另外结果。对于一八九五年的上庄而言，历史从来没有断裂。认真想起来，一个村庄的历史是这样，一个人的历史何尝也不是这样。

胡洪驿与江冬秀订婚之后，拖着小辫，与三哥远赴上海。次年，他的二哥删繁就简，为他取名胡适，字适之。就读于上海梅溪小学。一年时间不到，这个在上庄读子曰诗云长大的孩子，已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以白话小说《真如岛》开始了他一生中漫长的文学之旅。

乡人传言，胡适初到上海，家兄本意是让他当学徒的，只是在上庄无拘无束地过惯了的胡适很不适应上海这一套，虽说上庄操着手打盹的老头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小上海”的美誉似乎无法将他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境地和氤氲的江南水村之中革新出来。他的妥协或者说对抗，就他二哥来说，除了时尚地为他取字“适之”之外，别无他法；而对于长居乡下的胡适本人，上海的学徒之路为他掩上门的同时，他在文学上的天赋，足以为他开启另外一个更加恢宏的世界。两年时间不到，十七岁的胡适稳稳的当上了《竞业旬报》的主编。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哨音，已经隐隐响起。不难猜想，逢年过节，二哥三哥背着赚来的银子，山一程水一程地赶回上庄孝敬慈母的时候，胡适的文名，已经在上庄甚至是江村弥漫开了。十年寒窗，终成正果，不由老夫人不下意识地攥紧手中那根虚无缥缈但对于胡适来说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修身齐家之线。

二

在逼仄而曲折的巷道里，头顶上只露出那么一抹仿佛是一九零七年前遗留下的天空，我缓缓回过头，正巧自己站在巷道拐弯的地方，来的路和去的路都看不见，十几年来，一直对胡适抱有偏见的我，冷不防有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恐慌。当一个人的一生，被别人一袋不到的功夫就回忆完毕之后，若兰的希望，变得那么无足轻重。我收起到后山上去的念头，恍然若失地往回走。

一九零七年，西班牙，毕加索画出了不朽名作《亚威龙少女》，立体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

一九零七年，英国北部约克郡，诗人奥登出生，其作品受益于冰岛萨迦、古英诗、马克思、S弗洛伊德等。在科学逼迫文艺，理性驱逐宗教的时代，奥登认为诗与精神分析学类似，对人能起治疗作用。

一九零七年，慈禧下令在紫禁城内较大规模地安装电灯。那时候醇王府里的溥仪刚刚满一周岁。光对他来说还没有多大意义。

一九零七年，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情绪日趋激昂，排满呼声喧嚣尘上，康有为与章太炎两人各自发表文章，陈述他们更改国号的主张，要求以“中华”二字命名新国。

一九零七年，英国人Aurel Stein到莫高窟，拍摄了许多洞内壁画的照片，他的助手兼翻译帮他从王道士手中廉价购买了24箱经文手稿，5箱绢画。丝绸之路被迫屈辱地延伸，敦煌文物开始被外国人掠夺，流失海外。

一九零七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任主编兼发行人。该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吹妇女解放，呼吁妇女走向社会，争取人格和尊严的独立。

一九零七年春天，十六岁的胡适犯脚气病，回到上庄静养。此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当年在院子里拿姨娘开玩笑的顽皮小儿。我没有看过胡适第二次回到故乡时所写下的只言片语，甚至找不出这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乡村土少爷与日后他所深恶痛绝的缠足究竟有什么区别。当我穿过长长的巷道，回到旧居门口，恍惚间看见胡适倚在门框边漫不经心地望着我。

一时间，我目瞪口呆，低着头喃喃地说“‘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这幅当初您送给钱君陶的对联，多年后又回到您身上，也算是人们对您的一种定论，您一生都在为您的同乡戴震辩护，而您——”

蓦然间，胡适苍老了许多。

“微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说一句尽可小心求证的话，我这一生，想得最多的就是世人对戴震的误解”。

“人们普遍认为您少年老成，表面上新青年，其实骨子里是一个老传统。大家都在反封建的时候，您偏偏要进清宫去见溥仪，鲁迅不骂您才怪”。

“溥仪只是一个孩子，而在风雨同飘摇的晚清，只有这个孩子才能救陈独秀”。胡适理了理长衫，淡然地说，“十年后在庐山，我之所以送《淮南王书》给将介石，也是源于同样的理由。天下有无数新青年，可是人间只有一个陈独秀。”

我的内心很不舒服，总觉得上庄在我的脚底下慢慢的被人抽走。弯腰把散开的鞋带重新系上，我望着干干净净的石板自言自语：“当时左联那帮人攻击您，国民党教育部也容不下您。来上庄之前，我一直不理解您，政治有什么好玩的，为什么要从文学转入政治？我读过您的《文学改良刍议》，说得很有道理啊，但是我没有读过您的《人权与约法》，也不想读《淮南王书》。”

“国家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样的话题在你们这个时代也许不被看好，或许被认为是伪高尚，然而事实上，辛亥革命至今，能代表中国文学高峰的，仍旧是我们那个时代。”

我站起身，伸了伸有些发麻的小腿，用一种近于抵触的口吻说：“你喜欢福克斯吗？爱德华·福克斯，他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尉为大观的艺术流派一般都是产生在某种社会秩序的稳定之下，而且，看上去它与广大的乡村没有多少关系。”

胡适轻轻推开故居的门，在吱吱呀呀的开门声中，他以几乎不容置疑的语气说：“你说的是那个谈情论色的福克斯吧？我不喜欢他。艺术流派产生在城市的缘由，不是城市人聪明而是城市有大量的货币。一般情况下，文学可以不接受这一现象的解释，因为文学实质上是一种自我的科学。表面看来，对它的总结或者阐述和阶级形式没有直接关系。事实是，当大多数的文学家居住在城市而非乡村的时候，这种形式不存在了，说重一点，是被颠倒了。”

我沉默着，一时间无话可说，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走到书房的门口，胡适从桌子上拿起《胡适文存》，我看到《再谈五四运动》上面的文字纷纷掉到地上，他浑然不觉，只是用轻轻的语调一字一顿地告诉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我平生所恪守的信条，即使是在五十八岁那年，思社与我断绝父子关系的时候，我也没有后悔过。”

我站在他身后，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语言都轻飘飘的：“是的，只是现在，只是文学走到现在，作者的人格已经被架空了，成了一种虚无的摆设。道德的力量，已经支撑不起整个时代的软体行为，谁都知道您在三十岁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和陈独秀分道扬镳，但是您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有生命安危的时候甘愿冒天下大不违，您知道吗？这也是许多人非议您的地方。”

“人之相与，人格道德为其上，兴趣志向为其下。沉舟侧傍，一晃眼半个世纪了，我仍旧这样认为。”胡适将书合起，我惊异地看见，那些掉在地上的字，又排列整齐地重新回到书页里。

我没来由地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说话也嗫嗫嚅嚅的，总感觉自己身不由已，一寸寸不停地往下缩。

“鲁迅先生去世后，许广平先生为了全集四处托人，好多人对于您的慷慨资助都大感意外。”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鲁迅的方式和态度。我们打了半辈子笔墨官司，为的不是说服对方更不是灭掉对方。一个文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著了多少本书成了哪一方面的专家和领袖，而在于他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为他的时代有没有发出声音。”说到这，胡适转身捻了捻窗子边的兰草，落寞地说：“人，最大的孤独是没有对手。所以，对于鲁迅，我永远充满怀念和感激。”

我叹了叹气，无话找话地说：“您第二次回上庄只呆了两个月，短短的两个月——”

“是的，两个月，我的脚气病好了之后，差不多十年之后我才回到上庄。”

“好像是一九一六年底。”

“是啊，一九一六年底。一九一六年，我二十五岁。”胡适说完，我眼前的巷子忽然热闹非凡，在漫山遍野的鞭炮声中，我仿佛看见远远的山冈上，敲锣打鼓地走来一队迎亲的队伍。

一时间，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而在我朦胧的泪眼中，上庄的一砖一瓦，渐渐地变得真实起来，故居的门依然半开着。我听见朋友们在屋子里喀嚓喀嚓地拍照的声音，有人从巷子深处抱着新鲜的兰草走来，我不好意思地背过身，一言不发地往村子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