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原文: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p><p class="ql-block">译文:孔子说:“孟公绰做晋国越氏、魏氏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p><p class="ql-block">这一段是孔子评论鲁国的大夫“孟公绰”。孟公绰为人廉洁,欲很低、很少,没有什么贪欲,做事很有条理,也是一个人才,可是并非全才。所以孔子评论他,认为他适合做晋国赵、魏这两家的家臣。赵和魏都是晋国的大夫,晋国是个大国。所以说孟公绰适合做大国里大夫的家臣,“老”就是家臣。“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滕”和“薛”都是小国,孟公绰如果是做了这两个小国大夫的话,就不称职了。这是孔子非常中肯的评价。</p><p class="ql-block">李炳南《论语讲要》引东汉孔安国的《论语集解》批注说,“公绰,鲁大夫也”,就是鲁国的大夫。“赵、魏,皆晋卿也”,卿就是卿大夫,这两家都是晋国的大夫。“家臣称老。公绰性寡欲”,他的才性、个性寡欲,欲望比较低。“赵、魏贪贤”,赵大夫和魏大夫这两家比较喜欢贤才。所以“家老无职,故优”,大夫家的家臣就比较多了,反而没太多事情要做,所以故优,因此孟公绰适合做这类人。“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也”。这小国,虽然国家小,但是大夫事务上并不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事情都要处理的,孟公绰就不能称职了,所以,故不可为也。大国大夫的家臣,跟小国大夫办的事情是不同,级别不一样。孟公绰擅长此事,就不擅长彼事。孔子在这里用他的例子,举出如何用人,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要懂得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所以孔子这两句话,可以成为用人之道的一个准则。</p><p class="ql-block">《论语集注》注释: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胡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p><p class="ql-block">辜鸿铭先生翻译:孔子评价当时一位公众人物孟公绰(鲁国大夫,属于孟孙氏家族。是孔子比较尊敬的人)时说:“孟公绰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能力绰绰有余,但是他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p><p class="ql-block">《论语别栽》观点:先解释原文文字: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后世朱熹的注解,说他很清廉,是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赵、魏是大国,对下面滕、薛两个国家而言,赵、魏比较大,滕、薛比较小。</p><p class="ql-block">关于“老”,过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汉以后,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他们学问道德崇高,没有实际行政,所谓“坐而论道”,着重在建议和指导,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么都不管,可是样样都要问。越是国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决定,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于“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本身要学问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说一句话,影响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视。到了现在,学术界,以及政界,对所尊重的人,常称某公,或尊称为“老”,就有“国之大老”的意思。孔子这里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没有错。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做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p><p class="ql-block">孔子以这个问题,与学生讨论。孔子论人,认为有许多人,担任某一种大位置、大要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个任务,就完了。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可是,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做领导的人,对人才的认识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也难,要晓得自己能做什么,可真不容易。</p><p class="ql-block">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讲得非常好:“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这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做了宰相。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么好,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还要更高,隋炀帝如果当时不做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一个才子。</p><p class="ql-block">我们再说李后主,真是好的文学家,那么好的文学,真好,过去找不出来,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实在太好了,可惜当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过话得说回来,文学又谈何容易?《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李后主的词好,前面曾说过,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得意的事,有时并不是幸福;而有时候失意的事,并不是倒霉。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都是他的后辈。第二句是讲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样,自己年纪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兴衰、成败多少次,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早就被烧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虽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p><p class="ql-block">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不但对人才的选拔、安置困难,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将来自己做事业时,对于人才,对于用人,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