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云南水泥厂的红色记忆

扬扬

追寻革命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 被称为中国水泥生产技术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的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水泥厂）到今天已渡过85个春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犹如黑夜里擎起的一把熊熊火炬，给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林家大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出了“林氏三兄弟”，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圣地。林育英、林育南、林育容三个堂兄弟，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舞台上，都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后来林育英的儿子林汉雄成为共和国的主管水泥工业的国家建材局局长，后升任建设部部长。

1922年3月，中国水泥工业的摇篮——华记湖北水泥厂，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从此，在百年峥嵘岁月里，红色基因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引领着水泥人一路披荆斩棘、创新开拓，不断书写坚守初心、实业报国的壮丽篇章。

1921年9月，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林育英受党组织委派，化名李福生，从武汉来到黄石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在华记湖北水泥厂（以下简称华记厂）等工矿企业建立了工人马列主义学习小组。1922年3月，林育英发展了周良芳、吕子臬、梁士卿三位青年工人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以周良芳为组长的“中共华记水泥厂小组”，这是湖北产业工人队伍中最早建立的地下党组织之一。

党组织成立后，以经营茶馆为掩护，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列主义。1923年5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武汉区委决定将华记厂党小组改建成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1人。1925年11月，华记厂工会成立，吕子臬任工会主席，其中乔祥福任宣传股长，吸纳会员153人，占职工人数的一半，同时还成立了青年团支部，发展团员20多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记厂工人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率残部窜犯到黄石下陆，周良芳率领华记厂150多名工人武装纠察队配合迎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朱缩五等四人英勇牺牲。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率部抵达黄石整军，军部就设在华记厂办公楼。贺龙与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在此长谈后，积极为南昌起义做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黄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华记厂部分同志跟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周良芳、乔福祥、吕子臬和胡金山等人留下坚持地下斗争。

　　1938年，就在黄石大冶沦陷前夕，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召见已辞去启新公司总技师职务的王涛，要求拆迁华记湖北水泥厂迁往后方。本着“不能把水泥厂留给侵略者”的信念，王涛带领华记厂工人们仅用24天，完成了一条生产线的拆卸。由于日军日夜逼近，王涛只有放弃另一条生产线的拆迁，将所有的材料、设备分装成几十只木船向武汉进发。经过近一年的辗转，于1939年10月15日，将3000多吨设备分批运到湖南怀化辰溪县梨子湾，12月1日，全部设备安装投产后工厂更名为“华中水泥厂”。

华记厂虽然搬迁，但党的火种没有熄灭。1940年物价飞涨，一大斗米售价七元多.最好的看窑工，每月工资十八元，买不到三斗米，工人无法生存下去。受到大革命洗礼的华中水泥厂工人，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经过开会研究，决定派代表与厂方负责人谈判，要求增加工资，解决工人生活困难。不料厂方不但置之不理，反说工人不讲情义，嫌钱少可以不干么！中国人多得很。这些不讲道理的话，激起工人极大的愤慨！当天在茶馆开会，决定实行全厂大罢工。汽笛一响，全厂机器全部停转，工人积极分子看守厂门，不加工资，绝不复工。大罢工持续了三天，资本家慌了手脚。他们唆使挂线路工头张广玉，找一部分普通工去烧锅炉，因为他们没有烧火技术，结果失败了。后来又在思想动摇的工人中，进行分化瓦解，有一部分人意志不坚定上了班，造成这次罢工的夭折。厂方当时把带头罢工的方汉亭、陈绪亮、刘租应、张嗣斗、乔元富、梅先发、黄松柏，李德宝和陈克华等九人，以“爆动全厂罢工捣乱后方”的罪名，由辰溪宪兵队逮捕入狱。当时工人中由王喜元、陈绪全、刘才菊三人为代表，四处奔走，对被捕的同志进行营救，每天轮流到宪兵队看望他们。

时任华中水泥厂厂长王涛 在昆明接到厂里的电报，立即赶到辰溪。一方面给工人每人每天增加工资两角，另一方面看望到被抓去的工人，他们大部分是高级技工。厂里要宪兵队释放工人回厂，宪兵队提出不同意见，准备全部枪毙。王涛看不好办，动用大量资金和社会关系，把他们九人开除厂藉，后把技术工人带到昆明水泥厂工作。事后他们分析这次罢工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组织纪律性较差，不能坚持到底；二是没和附近厂矿取得联系，形成孤立无援，以致中途天折。

1939年～1941年，华中水泥厂连遭日机6次轰炸。为了保证抗战后方的水泥供应，1939年5月，云南的缪云台和王涛联合各方力量在昆明成立了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943年5月，昆明水泥公司和华中水泥公司在重庆召开股东大会，“华中”和“昆明”合并成立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二厂，总部设在昆明。据统计，从投产到1945年抗战结束，华新水泥公司为抗日后方输送水泥40多万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0年农历5月4日，脱离华中厂的陈克华和张嗣斗、黄松柏，乔元富等四人，被释放后乘到昆明水泥公司送货的货车，行程1,200余里，走了六天半才到达昆明。在途中受尽了风餐露宿的痛苦，面部吹掉一层皮。

昆明水泥公司新建的水泥窑是中国第一台国产半机械化立窑，日产水泥200桶，他们到厂后就参加了昆明公司设备安装，投产后进入车间一线管理工作。乔元富、黄松柏分配在机工室磨部，陈克华和张嗣斗分配在机工室窑部。立窑在试生产时是烧白生料，用焦煤屑分层加料法，陈克华和张嗣斗都没烧过立窑，大家都没有现成的经验，王涛和胡庆泉等人，在现场亲自指导操作，大家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克服多重困难，终于烧出了合格熟料并磨出水泥，解决了云南省在抗战期间的迫切需要。他们由湿法旋窑厂的技术工人变成了操作管理中国第一台国产立窑的第一代技术工人，四人都成为窑部和磨部领工或领班，后来陈克华的叔叔陈绪亮等人也来到昆明厂。他们共同带出了昆明公司的第一批窑磨技术人才。

　　革命火种生生不息，不久乔元富把曾经在黄石参加过党组织活动的弟弟乔福祥带昆明厂工作。因为当时条件不允许，乔福祥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党的活动。

1940年昆明水泥公司准备安装试车时，王涛就抽调了华中水泥厂和流落在全国沦陷区的一批技术、管理人员，能工巧匠，奔赴昆明。这不仅保护了这些技术骨干，而且也为日后我国水泥工业发展，保存了技术人才的火种。

这一火种犹如“爝火燃回春浩浩”，抗战胜利后，建设华新（大冶）水泥厂时，他又带领这批人员一同回到华新，成了华新乃至全国水泥制造的技术中坚。他们大部分人，如机修领工陈续明，翻砂领工武义方，烧成领工陈克华，磨房领工侯胜强等著名工匠，还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如胡庆泉、黄有丰、丁原松等都于1947前后，从辰溪，昆明返回到黄石。

那在个年代监控水泥生产质量，主要靠人工操作。王涛从华记，到华中，昆明，再到华新（大冶），培养造就了一批网红的水泥制造能工巧匠。他走到那里，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都紧根到那里。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当属久负盛名的陈家窑的陈绪亮和陈克华叔侄，侯家磨的侯胜兴和侯胜强兄弟。陈家窑的师傅能用炉火纯青的火眼金睛，精准观看旋窑中熟料的火候，他们总结出了烧窑的“十看操作”方法，并把它编写成册，供大家参考，最后译成英文本，供外国人使用。而侯家磨的师傅却能用千锤百炼的顺风耳，辨听球磨声判断球磨运转正常与否，手摸生料粗细立马断定是否合乎质量要求。他们就是凭借这精妙绝伦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来管控水泥生产工艺。

　　从近期收集到的一本封面盖有昆明水泥厂同仁俱乐部工厂图书股章的三十四年九月出版的第十卷第十七期《群众》杂志。《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本期由当时在重庆的群众杂志社主办，新华日报馆总经售。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唯 一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

当时昆明这类型杂志，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在后方加强新闻封锁，昆明的书店代读者订阅的报刊经常被昆明邮电检查所扣留没收。这本杂志能完整保留到今天就很珍贵了。

昆明厂的同仁俱乐部订部分同类型进步书刊，有部分员工阅读红色刊物，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工厂在生活区设有收音机室，员工时可在特定时段收听时政新闻广播，特别是宣传进步思想的广播电台的广播。

　　1945年7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把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以中央机器厂、工人协会、五十三兵工厂秘密读书会、地下印刷厂为基础,建立党的秘密外组织——工盟。按照云南省工委关于组建工盟组织的决定,省工委指派代表肖松和王竞、金永康及杨光亮、丁连元等人具体负责“工盟”的筹建工作,并由王竞、金永康负责起草盟章和指派联络人员。经过多次研究,1945年7月1日,在昆明北门街“唐家花园”内的西南文献研究室召开了有中央机器厂“工人协会”,五十三兵工厂“秘密读书会”、地下印刷厂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肖松主持,经讨论确定秘密外围组织名称为“云南民主工人同盟”。会上通过了盟章,选举产生了云南民主工人同盟执行委员会,由王竞任执委书记。同时建立三个工盟支部,即:中央机器厂支部,支部书记由王竞兼，地下印刷厂支部由金永康任支部书记，其中五十三兵工厂支部,由杨光亮任支部书记，工盟执委联络点设在地下印刷厂内。

杨光亮、丁熊参加工盟成立代表会回厂后,根据工盟执委会的决定和工盟章程的规定,1945年7月,在“读书会”成员积极分子中,开展了工盟组织的发展工作。经个别谈话,本人申请(书面、口头),先后发展了多人加入工盟组织。7月8日,以郊游方式,在海口马房村后山,举行了五十三兵工厂工盟支部组建会。

五十三兵工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在“读书会”、工盟组织进行大量启蒙教育的基础上,经过慎重的考察建立起来的。1948年10月党支部工作由杨肇昌负责，1948先后发展的盟员有60余人。并根据市工委指示,组成了工盟五十三厂总支部,由杨肇昌任书记。

1949年下半年，中共海口(五十三兵工厂)地下党组织多次派祝大定、杨肇昌、张兴、杨寿清等来华新水泥公司昆明厂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龚汉国、何国顺、李琴书、杨本明、陶树林、林树森、高天盛、龚士正、叶嘉芳、陈同生、张祖艺、莫汝忠、梁树成、杨玉朋、钱德堂、何保培、朱占先等19名工人加入云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成立了华新水泥厂“工盟”小组。“工盟”小组在中共海口(五十三兵工厂)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

1949年初时局动荡，华新水泥公司昆明厂6月局部停产，工厂靠到处借贷度日，由于新旧社会交替的局势动荡,水泥市场萧条,产品无从销售,且工厂与汉口的华新公司的联系又处于中断状态，云南解放指日可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根据实际情况,厂长陈作新决定从12月1起停止生产。为防止工厂在战乱中遭到破坏,工厂组织全厂职工成立护厂队,并从五十三兵工厂借来枪支弹药,加强了护厂工作。护厂队日夜巡逻,保卫工厂,迎接解放。“工盟”小组在护厂迎军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用,“工盟”成员积极参加护厂工作,成为护厂队的骨干,他们及时发动工人参加护厂队,同时团结职员一道保护工厂。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1月1日,海口地区“工盟”组织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在海口山冲广场公开成立了海口区职工会。1月3日,根据海口区职工会的决定,我厂“工盟”小组发动工人成立了工厂职工会,称厂区职工会。在厂区职工会的倡议下,居住市内的工厂职员也于1月14日成立了职工会,称为城区分会，黄悦銮任主席。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2月25日,在厂召开职工会会员大会,宣布成立全厂性的职工会,并通过了职工会组织章程,田嘉壁为当选为职工会总干事，“工盟”成员何国顺、李琴书当选为副总干事。这一阶段,“工盟”小组的活动是秘密开展的,成立职工会后,主要以职工会的名义开展各项活动。

1950年2月10日,厂职工会按昆明市总工联的通知要求,组织了“协助接管小组”,分财产、帐务、机器、材料四部分进行工厂资产清核。

　　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15万市民夹道欢迎。厂职工会组织职工参加了迎军活动,并代表工厂捐献水泥100桶(合17吨)作劳军献礼。

1950年 3月14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接管部派华事代表范惠卿，助理军事代表陈中民等接管了工厂。在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使工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工厂从此获得新生。

军代表进厂后,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在在军代表、地下党和工盟组织领导下，职工会会发动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拥护和协助军代表为首的接管小组。首先, 军代表直接领导“协助接管小组”进行的清产核资工作,认真细致地全面完成清点，做到确保机器、设备、财务、资产档案完整，当月就完成了资产清核。员工们发挥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工厂重新建立了良好的劳动秩序。工厂及时给员工们发了基本生活费，解决生活问题。筹集资金马上恢复生产，使工厂避免了破产，员工大量失业。实行新的计划经济，使工厂的供产销都得到保障。所以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后来的工厂发展壮大。

1951年7月1日,根据党的指示,“工盟”由原来的秘密工作转为公开开展工作。“工盟”光荣地结束历史使命,宣布解散。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活动锻炼的“工盟”盟员,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部分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以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昆明厂的工人运动从自发斗争到接受党的领导，经过几年曲折，走上胜利道路。“工盟”小组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有力助手，在整个解放事业中的贡献虽是沧海一粟，但在昆明厂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曾在昆明厂机工室工作过的帮技师黄有丰（后来成为国家建材局生产管理司的副总工程师），1947年调到华新（大冶）厂，1948年3月后与当时在大冶厂的陈学构、陆纯煊、胡宏泰、彭咸若四人，接受中共黄石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以工程师的社会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组织工厂职工，开展对国民党策划破坏工厂的斗争。他们成立的秘密和公开组织——护厂队、知行社、生活学习社、职工互助会，为保厂护厂，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做出了贡献。

　　1952年3月，工厂正式成立有3名党员的党小组，这是云南建材工业中的首次建立第一个党组织，从此工厂的党建历史重新翻开新的一页。工厂1952年10月成立党支部，共有党员18名。1953年3月成立党总支，共有党员37名。1957年7月成立厂党委。1962年因停产改为厂党支部，共有党员10名。1964年又改为党总支，共有党员77名。1972年4月，成立厂党委，资料显示至2006年共有党员210多名。

2021年根据上级党组织有关规定，云南水泥厂党组织已经基本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在册大部分党员已经移交相关单位或者户口所在地社区,他们续续在新的岗位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工厂创始人王涛先生在回忆录所说，回顾我办企业几十年的体会，特别是新旧社会对比，感概万分。社会制度不好，一个人再有再大本事，企业也无法办好，无法生存。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各个时期，云南水泥厂的革命先驱，特别是共产党员们经受住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谱写出水泥产业工人坚定理想信念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增强了云南水泥厂工人们的主人翁责任感,在党的领导下,工厂生产不断发展,技术装备不断更新，使水泥生产由资源能源消耗型向高技术、节能降耗环保型发展,从而实现水泥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工厂最后形成了年产熟料60万吨的生产规模。

　　2015年10月工厂因响应国家滇池生态治理号召而主动全面停产，77年共为社会提供了1038.1万吨优质水泥产品。为云南乃至全国的水泥工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至2021年6月20日，除列入工业遗产保护范围内的生产区建筑物外，全部工厂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拆完，由相关部门进行生态保护建设。

　　现工厂已华丽转身，以另一种方式——工业遗产涅槃重生，展现在众人面前，继续书写它的光辉历史。工业遗产承裁着民族记忆与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现存遗址是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国家工业遗产。它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兴衰荣辱，发展和进步，生动翔实的勾画了近百年演进的轨迹，是现代中国水泥工业发展的真实缩影。 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以水泥立窑为保护对象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工业遗产项目,在行业里着极其重要的历史、科技、社会和艺术价值。保护和传承这些遗产不仅是为了保留历史和文化，更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和智慧。

现遗址修缮工程已经完工，有关部门正在规划活化利用，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贡献全社会。建议应在遗址保护区内上规划建设红色文化教育广场，展示建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党外围组织“云南民主工人同盟”华新水泥厂小组，在云南和平起义前夕的革命活动事迹，是各现场参观单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建活动的场所。同时积极向相关部门申报遗址为革命遗址和红色教育基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红色基因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符号和标志。红色基因是指中国革命的精神遗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和灵魂所在。作为新时代的公民，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红色基因，去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