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籍案”与《元祐党籍碑》

郑州张世科

　　所谓《元祐党籍碑》，是指北宋年间刻立的又名《元祐奸党碑》《元祐党人碑》《党人碑》的碑刻。该碑由太师蔡京撰文并书丹，由宋徽宗赵佶题额。北宋崇宁元年（1102）初刻，后立了毁，毁了立，多次反复。现存的两通碑均为南宋时期翻刻。分藏于桂林碑海博物馆和融水民族博物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桂林的是一通摩崖石刻，高1.92米、宽1.47米。是由饶祖尧在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组织翻刻的，其上有其题跋，王俊刊刻。

　　北宋时期的《元祐党籍碑》之所以命运多舛，立了毁，毁了立，是和当时的政局动荡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讲，《元祐党籍碑》分明就是北宋末年“党争”妖风的附属品。

　　所谓“党争”即指不同政党或政治派系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资源或政策主导权而进行的竞争或斗争。这种竞争通常表现为在选举、立法、政策制定等领域的对抗，有时可能演变为激烈的冲突，甚至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朝局的变更。我们说，适度的党争可以促进政策辩论和监督，但过度的党争可能导致政治僵局或社会分裂。不幸会的，北宋时期的“党争”不仅是后者，而且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田地。

　　宋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因为宋太祖赵匡胤订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和传统，因此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文官体系的极大制约和牵制，甚至于在有些外部环境影响下，有时候皇帝的权势也能屈从于整个文官集团，来维持统治。北宋中叶，国力衰退，冗费激增，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熙宁二年，出任宰相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决心，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新法，史称为“熙宁变法”。经过王安石的变法，数年间让朝廷富裕了起来，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府库无不充衍”，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里堆满了绢缎。但是，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了样。比如，原本要平抑物价的“均输法”“市易法”，结果却是官商代替了民商；本意为“富民”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则成为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从而百姓对新法充满怨气的同时，也对朝廷内部的变法出现了分化。原本是好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此时则转化为政敌，一方坚持变法，一方维护旧制，终日“争论于私下，辩驳于朝堂”。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形同于水火。

　　神宗时，有张横渠的关学，洛阳二程的洛学，川中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几个学统都是广收弟子，到熙丰变法时，这种学统之争又进而扩展至朝堂之上，越演越烈。如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尚可止于言辞，但他们的门人弟子却交朋结党，彼此倾轧，演变为宋朝最为激烈的“党争”。

　　北宋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8岁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神宗母亲高太后听政。王安石被免职之后，司马光奉诏入京，“尽废新法”“元祐更化”。司马光不分利弊“尽废新法”的做法，不仅引发“新党”的反对，连“旧党”中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原本反对变法的苏轼，此时却就“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反倒是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此时则见风转舵，坚决执行“尽废新法”的指示，深得司马光赞赏。徽宗即位后，拜蔡京为宰相。这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均已去世。蔡京摇身一变成为“新党”领袖，对反对变法的“旧党”大加挞伐。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旧党”厄运临头，轻则被贬放，重则被关押。

　　根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朝对所谓“元祐党人”的打击，是从崇宁元年（1102）开始的。蔡京为了自己把持朝政，就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当时很多人都死了）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依据朝规，司马光等人子弟不得在京城做官；党人子弟毋得擅自进京；烧毁当年悬挂在景灵西宫的司马光等人画像；皇族不得与“元祐党人”子女通婚。可以说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元祐党籍碑》可谓是命运“多舛”，几次修建，几次被毁。北宋崇宁四年（1105），蔡京以徽宗诏命再次书写《元祐党籍碑》并颁行天下，敕命各州据此刊石立碑，“以示后世”，并使“其子孙亦受余辱”。蔡京在碑中列出“奸党”共计309人。比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程颐、李格非等，均在其中。立碑还不到一年时间，一个奇异的天象在京城出现，北宋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扫过天空。其长竟天”，景色怪异，朝野为之震撼。“旧党”趁此机会大做文章，说是蔡京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天庭动怒。本来就对变法心存疑虑，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徽宗，立刻令全国“尽毁党碑”。刚刚在各州县刻立的一块块《元祐党籍碑》，又纷纷被砸毁。据史料记载，刻立《元祐党人碑》的行为，至少应该有三次：一是崇宁元年（1102），由徽宗赵佶真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被毁；二是崇宁四年（1105），由蔡京书写，勒令诸州据以刊刻，次年也奉诏毁去；三是置于文德殿外的那通，崇宁五年（1106）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不过，此碑也未逃厄运，终被毁弃。其结果是，北宋年间立于各州县的《元祐人碑》无一幸存。

　　南宋初年，有人把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主张要“修复祖宗故事”“讲孔孟之正道”。南宋政权刚刚成立，朝廷为了笼络人心，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的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那些被列入“元祐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平反，改称为“元祐忠贤”。而被迫害几十年而耿耿于怀的“元祐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之日，竟有重刻旧碑以泄怨愤者。于是，也就出现了现存广西境内的两通《元祐党籍碑》。

　　桂林的这通，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党人”梁焘的曾孙梁津雇人刻于龙隐岩石室内。另一通现存融水民族博物馆，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雇人所刻。根据《融水地方史志》记载，这一块党籍碑是沈暐拿出自家收藏百年的原碑拓片重刻后安放在融水真仙岩的。据说，后来竖立于老君洞“三清殿“后，文革被用来垫沟，直到1972年，在郭沫若干预才又发掘了这块已经断裂为二的碑刻。

　　根据文献专家考证，现存融水民族博物馆的这块碑，并非宋蔡京的手书，因为明显不是宋代人的字体，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明。而桂海碑林摩崖石刻的字迹却是依据蔡京手书拓片所刻。在没有更多的文献证明之前，这些疑点就只能存疑。如今的人们，站在《元祐党籍碑》前不禁唏嘘。“党争”的风风雨雨，伴随着北宋的灭亡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所谓的“黑名单”并没有如立碑者所愿而铲除，该碑反而成为后人回望和反思那段历史的物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