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美俘虏兵在中国 詹木林 独特视角与多重艺术功能——读《半阁城》笔记之三 作者 严安政

关中牛★作坊

　　詹木林是《半阁城》艺术世界的一个异类：作为曾经的“美国鬼子”和后来的“半阁城”村民，他翻转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性。作者的这种人物设计，如同《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给作者、也给读者观照这部小说所描写的艺术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也使之具有了多重文化艺术功能。

先说詹木林其人。

这个人物的来历堪称神奇。

这位“美国鬼子”本名格拉斯·詹姆森，长得高大英俊，曾上过大学，在朝鲜战场受伤被志愿军战士高运喜救了一条命之后，曾做过志愿军总部首长的贴身翻译，后来被分配在山东一个大学教书。后来到半阁城探访了一次已经担任该村支部书记的高运喜，居然赖着不走了，成了半阁城一个“闲汉”。

　　合作化时，他不善农活，又不愿意入社，整天赶着几只羊转悠。他的生计倒是有着落的：每月在县民政局领四十二块二的“官俸”。因为身份保密，村里人不了解他的来历，又因为长相和口音的缘故，便有人说他是新疆某个地方人。开始时人们称它老詹，甚至“老詹哥”、“老詹叔”，后来人们问起他的年龄，他看别人“子鼠丑牛”地掰着指头算，他也妆模作样地“算”了一番，十分肯定地说它属“毛驴子”，以后人们就戏称他“老驴”、“驴哥”、“驴叔”，他也乐呵呵地不以为怪。他出的笑话再经过人们演绎，再加上他放着大学教师不当而硬死皮赖脸到这当一个“羊倌”，说话又半天说不清，于是人们便认为他这个人脑子有毛病，而这个毛病“十有八九是在战场上让大炮把脑子里的‘簧’给震乱了”，以致“好端端一个人不聋不哑、不痴不瓜，却不会说一句囫囵话，脑子里肯定是受了症的”。

他这样一个人过下去倒不打紧，后来他居然和村里一个志愿军烈士的寡妇麦秀恋爱并结婚了，于是，在大家看来就常常出“洋相”，成了大家口中的“笑料”。不过，这个人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洋鬼子”虽然动不动“主”啊“主”地让人生厌，但却天真而且善良得近乎幼稚，他会为村里可能出事担心，面对饥饿难耐的村民把他为他的羊群过冬准备的饲料干红苕蔓子拿去磨粉给孩子吃，他忍不住了，不仅提议用自己的羊换粮食给孩子吃，而且“义正词严”地要支书高运喜向政府反映，并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否则就是“渎职”！

后来，还主动自掏腰包为村上买了一台拖拉机！不仅如此，他虽然不懂中国国情和民俗，关键时候还能颇为勇敢地仗义执言：当公社派来抓祈雨事件的带头人的民兵头目鄙夷地以“瘸子”侮称高运喜惹得谢佑普大怒时，他也马上愤怒指出：“干部同志，你绝对不应当这么对待一个为共和国流过血的人”，提议高运喜向上级政府提出控告，并且说自己学过法律，“我可以当律师给你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对于中国农村一样经历那场“文化大革命”，他更无法理解。公社造反派把他当美国特务来抓，他还自以为是守法的“中国公民”，造反派不会把他怎么样。村干部带人把他抢回来，他却还要跟着人家走。还是他老婆麦秀明白：“他们不拷打得让你招认自己是个美帝潜伏特务才怪呢”！

这个人物在小说里第一次出场，便是一场“笑剧”：他虽不是社员，但老婆麦秀和他们婚前那个孩子却是要在生产队领一分口粮的。时逢三年困难时期，他人高马大，那点粮食一家人肯定不够吃，于是常常便要“寅支卯粮”。他这首次出场便是向支书高运喜要粮：它要求提前给他发下一个月的口粮，高运喜说：“提前发了粮食你下一个月咋办？总不能让你后头喝风屙屁去？”他却认真地回答：“不会的，不会的，那我只好再借下一个月的……”。运喜只好说先给他装点黑豆，他却以“那个粮食吃了，人的肚子会生气的”和老婆要生孩子了为由拒绝，说他老婆要吃“荞面做的踅面”！运喜生气地说集体食堂眼看都开不了伙了，“你让我给你屙一口袋荞麦去？”他听都没有听清楚，就十分高兴地高声招呼：“那顶好的，顶还的，我放羊回来，就拿口袋来找你签字……”

以后这样的笑话就更多了。作者大胆地在小说中设计这样一个在文化习俗、审美观念和语言上和中国村民有着巨大差异的人物作为独特视角来观照其笔下那一段农村生活，使之承担了多重文化和艺术功能。首先是一个旁观者的观察功能。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故事之外，没有利害相关，更容易看清事情的本质。从这个角度说，他颇似《红楼梦》中的冷子兴和刘姥姥。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设计了两个具有旁观者功能的人物，一个是既是便于从古董交易中窥见官僚贵族家庭兴衰气息的古董商，又是贾府大管家的女婿的冷子兴，一个是饱经世故的“积年老寡妇”刘姥姥。

　　但冷子兴除了以“演说荣国府”的形式表现了作者笔下这个贵族之家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之外，基本没有介入故事；而刘姥姥却在续作的后四十回介入了故事。所以从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故事这个角度说，詹木林更像刘姥姥：《红楼梦》通过她三次到贾府的视角，写了贾府由盛到衰的历程。

在《半阁城》中，詹木林以他的文化教养和人生历程形成的独特视角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自然有一种不同于故事中人的独特感受。他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饥饿，直至“文化大革命”，自然会有他的观察角度和独特感受。

比如在他看来，村干部对婚姻自由的干预，对村民“祈雨”的阻止，前者是违背法律的，后者是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的，甚至是有违“信仰自由”的等等，居然大言不惭地“开导”起作为村支部书记的对方来：“我告诉你，你这是干涉民众的信仰自由，是违反共和国宪法的，你懂吗？”。

可惜作者可能出于种种考虑，对这一点着笔不多。当然，另一方面，由于山村的封闭和文化习俗的不同，他的行为，在当地村民眼中也颇滑稽：比如他吃饭用的叉子和牙刷在村人看来竟然是“一把粪叉般模样的钢叉和一把用来刷牙的小毛刷子”，其蘸着牙粉刷牙漱口的场面也令人“恶心”，原因则是“人的嘴嘛，又不是上顿吃过猪食，有什么东西值得他那样蘸着牙粉反复洗刷的呢？”所以“村民也没把这厮当成个正常人看”。

其次是展示中西文化差异的功能。

詹木林总是习惯按照他所受的西方文化传统来看待事物。比如在他看来，他要和麦秀结婚，是十分正常的好事。他“理解不了村庄那些俗套的。诸如烈属、寡妇、入赘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没什么的问题。”更不了了解当时农村的权力状况，所以当他要大队给他开领结婚证证明，他的好友朋友运喜却大发雷霆时，他就很不理解，十分震怒地“回敬”运喜：“高，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书记官嘛！在你的村庄里，你的社员选举你做他们的干部，大家给了你权力。可是，你不能运用这个权力去剥夺一个村民的基本权利！我，詹木林，也有人民的权利；当然更有结婚的权利，你这个书记官嘛，有什么了不起，能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吗？我不明白极了！”

　　运喜最后没办法，要他征求一下村里德高望重的佑普爷的意见，他也不理解：“我娶妻子嘛，为什么要问他一个糟老头子？”运喜只好拿他可能懂的“酋长”做比方，他才似乎有点明白。但末了还要问社员们为什么要招呼他一声“驴日的”，弄得运喜哭笑不得，只好给他解释说这是吃苦耐劳的意思，他听了才“十分高兴地”“吁了一口气”，说那是别人“嫉妒”他“硕壮，很能使女人开心的……”再比如后来他因为当不上“选民”要求入社，队长舍娃开玩笑说如果同意他加入自己那个生产队，“你会不会在这次选举中投伙计一票？”他却对这句玩笑话认真起来，不仅“鄙夷地瞄了对方一眼”，而且摇着头连连说：“呶，呶。你这是贿赂选票，很卑鄙的，会触犯共和国法律的！”后来他向运喜要求入党，理由竟然是：“只有共产党员，才有权利参加你的会议，也可以给自己的党提意见对吧？你批准我入党，这我就可以有身份上北京去，向中央领导人当面反映你们公社存在的问题……！”

又比如他对女性美的西方式描述和对夫妻之事毫不隐晦地夸耀，更令人瞠目结舌！ 对“文化大革命”更是一脸懵懂，公社来了几个造反派并他当做“美国特务”抓走了，村干部和村民把他抢了回来，他却愿意跟着抓他的人走……

再次是喜剧性的谐谑功能。

喜剧性是《半阁城》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喜剧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那个特殊年代荒谬的另一面造成的喜剧性事件，二是作者风趣的语言。前者比如作者笔下的詹木林蒙头推磨事件：饥饿年代，妻子麦秀从娘家掮回来一斗荞麦想压点饸络偷偷做点小生意缓解一点艰难，詹木林却被推磨头晕这件事情难住了。麦秀想起过平时套驴拉磨给它们戴眼罩的事，于是“别出心裁地取了件旧衣服，蒙着男人的头让试着转了几圈，结果情况更糟糕。”在东倒西歪地撞过几次墙之后，“老詹决定掲起衣服透透气儿，没承想，他还没有揭开蒙在头上的东西，便一头栽倒在地可着劲儿干呕起来”，“老詹这个自诩比驴还壮实的爷们还真不如队上那头瘦驴好使”！

　　再比如作者关于这位老外不得已和妻子麦秀去偷邻村木苜蓿的描写。自然，这些描写的喜剧性，都有点叫人读了笑不出声来。比如被逼逃难而来的“漏划富农”孙富贵，为了不被遣送回去，又家无长物，竟然让老婆去向村支书“投怀送抱”以图消灾；比如小说写四类分子谢君怀因写信揭发谢舍娃“不当言论”被批判，一边敲着破盆儿“铛，铛”在村中走，一边喊着自己的名字说自己“不是人”等等。但以喜剧的笔墨写悲剧，似乎就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它就写了好几位人物在特殊大背景下不正常死亡的悲剧（包括不当其罪的死）。

这除了西方人所说的“含泪的微笑”之外，其实也是我国清代王夫之说过的以乐写悲，或以悲写乐，都会“倍增其哀乐”。语言方面的喜剧性的例子，在书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比如小说开头对小说中重要人物之一的佑普爷出场的描写：“自打前年夏至那天，佑普爷吃过后院树上掉下来的几颗熟透的烂杏，不慎得下那个叫作‘鸡鸣泻’的贵恙后，每日清晨，当老爷子家里那只芦花公鸡喔喔地叫过头遍，老汉就得按时按点起来，赶着紧儿去完成每日里这门必修的功课。村庄里那些早起拾粪的人，时常会看到老爷子不及出城门便已提着宽大的裤腰一路匆忙地向东城壕小跑，耷拉在他脖颈上的一条九色棉线辫的裤带，随之摆动得如同宋王爷的帽翅般英武。”

再比如说说到当地“尊孔孟，重耕读，所受儒学熏陶之深”，作者举例说：不说别的，即便从路旁狗尿水的草丛中蹦出个小蛐蛐来，其吟唱之声也酷类‘野有死麕’的靡靡之音”！再如运喜见有些事和詹木林说不明白，发火吐了他一

脸。詹木林“实在不明白，一个共产党员何以竟然采用如此恶劣的行径来回击他的政治见解”，几乎想给自己这位老朋友一拳，他不理解老朋友保护他的苦心，最后自个思考的结果却是除了喘着气问：“你嘛，为什么这么不懂礼貌”之外，再来一句：“就算咱们政见不同，真的需要你把你那臭烘烘的口水吐到我的脖子和脸上吗？”

又比如说高运喜对詹木林对当地骂人的口头禅“驴日的”的解释，以及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蹲点”的领导干部张义伦那篇文白夹杂，嬉笑怒骂的奇文《红苕之屁》，都让人读了，真有点哭笑不得。关于上述一类描写，显然增加了小说的谐谑色彩、喜剧性和可读性 ，让人读之就放不下。应当说，作者在这部小说中设计这么一个人物，是相当大胆的，也具有了多重艺术功能。可惜的是，不知作者出于何种考虑，让这个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因被保护而过早地在小说中消失，只用一封信和在小说末尾提了一下就交代了这个人物，其艺术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严安政，1946年生，陕西省大荔县人。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曾任原渭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渭南市人大常委、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员、全国微格教学协作组理事。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出版有学术专著《尚竹斋古代文学论集》、《红楼梦散论》等多部，在《红楼梦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论文曾被《新华文摘》“辑览篇目”、《光明日报》副刊《文摘报》收录，曾被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1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教师，1997年被评为陕西省先进工作者。

　　【编者按:严安政教授是老牛敬重的文学老人，也是身边时常来往的忘年交之一。老兄年届朝枚之年，去年眼睛还做过一次小小对的手术治疗，视力下降很厉害，看书本上的字已十分困难。

老牛的《大戏坊》出版后，特意亲送府上以示敬意。他事后却随口说，还想看看同时出版的三版《半阁城》。

恭敬不如从命，老牛只好又专程去府上送给他一部。谁能想到，他接到书后，居然认认真真拿着放大镜看了四十七天，合上书本那天下午马上打电话过来。

且不说那些过分的溢美话语令人感动了，毕竟是身边熟人写的一部书，何以配让一个全国知名的红学专家来评说嘛 ! 他却说，他读过无数遍《红楼梦》，都是一字一句读的，这次看《半阁城》也是这样。只看了几页，他觉得这本书有点值得读的意思，边读还边记了些笔记。以至于两人打电话交流，不知不觉闹得老牛的手机电耗殆尽突然停机 !

老牛一直以为，一部小说作品最终造成的美学效果，应当是由作者、编辑和读者三方共振完成的结局。于是，当我吐口索要教授笔记文字的意思后，他便爽快地发来洋洋万言文字。

作为作者本人，我还能说什么呢？

只能学说一下那句大家都听过的挺肉麻的大白话——文学依然神圣! 或者说，写书的人对自己笔下的文字万勿有一丝敷衍，不然，读你书的人可能会即刻揪住你的尾巴!

遵严老教授嘱咐，笔记第一节“一组栩栩如生真实感人的村庄人物形象”——读《半阁城》笔记之一已发；“喜剧的笔法，悲剧的内涵” ——读《半阁城》笔记之二暂不宜公开；今再发“詹木林：独特视角与多重艺术功能——读《半阁城》笔记之三”供文友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