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母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张全生（蒹葭苍苍）

时至今日，已是母亲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也是老人家去世将近六十周年。我是一个年愈七旬的老人，但对母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今天，仅用此文，给她老人家送去一份小小的纪念。

（一）人生的第一个故事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讲给我的第一个故事，至今仍然言犹在耳：

母亲自幼便没了母亲，是姥爷含辛茹苦将她养大，父女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在母亲十五岁那年，姥爷终因饥饿和劳累卧床不起。家境贫寒，没钱买药治病，只能无奈地等待命运的宣判。

母亲怎忍心唯一的亲人离她而去？听闻亲人之间的寿命可以转借，于是，在那低矮的土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出现了这样一幕：土炕上，姥爷气息奄奄，正用微弱的喘息与尘世作最后的告别；土炕下，母亲长跪不起，虔诚地祈求苍天保佑，甘愿缩短自己的生命来延长父亲的寿命。

这一幕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泣鬼神，但却引起了一支深夜行军队伍的注意。他们本是找水喝，又不便惊扰百姓，被昏暗的灯光吸引而来，目睹了屋内的一切。他们自然不相信“借寿”之说，只是从并不充裕的给养中拿出三块大洋，递给母亲让她给姥爷看病。

然而，姥爷的生命并未因此延续，三块大洋的大部分成了他的丧葬费用，但母亲却由此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

（二）温馨的回忆

母亲有个绰号叫“大脚省”，因为与那个时代的妇女不同，她有一双缠过又放开的大脚。不知是因家境贫寒需靠双脚谋生，还是母亲思想开明，亦或是姥爷心疼女儿不忍她受缠足之苦，个中缘由已无从考证。每当看到同龄妇女因“三寸金莲”而站立不稳、举步维艰的样子，我就庆幸母亲有这样一双大脚。

正是这双“天然”的脚，支撑着母亲走完了她的一生。跑反、支前的路上，她走得比别人稳当；从天津回家后，她独当一面，勤俭持家，拖儿带女，靠的也是这双脚。

母亲干练聪慧、心灵手巧，裁裁剪剪、缝缝补补的活儿，常有人向她请教；她心地善良、待人友善，家中总是宾朋满座，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母亲做的衣服既合身又样式新颖，引领着乡亲们的着装潮流；做的饭也是有滋有味，小时候我串门都不吃别人家的干粮，就因为母亲做的更好吃。

“棒子干粮杂面汤”是我记忆中的美味，那是家的味道，母亲离世后，我再未尝到过。自己成家后，让妻子做了几次，总觉得不是那个味儿。妻子说我犯了朱元璋“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毛病，仔细想来，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心中更多的是对母亲的深深眷恋，就像对“红米饭，南瓜汤”的那种特殊情感。

母亲持家的日子虽清苦，却给我留下了温馨的回忆。

（三）特殊的年代

1958年的“大跃进”，是我与母亲相处中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到处“放卫星”，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的铁门鼻和做饭锅都被收走，为了打井还拆房扒砖，多年后，村里那些被扒过砖的房屋，如同伤痕累累的伤兵。

“大跃进”提出的口号是：要求人们“大干苦干，昼夜不停”，要“超英赶美”，要“一天等于二十年。”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没上学，大概六七岁，弟弟不到一岁，母亲去参加“大跃进”劳动，留我在家照看弟弟。我们等了很久都不见母亲回来，弟弟饿得直哭，我没有办法，只好抱着他坐在大门口的石门蹲上等母亲。

天黑了，没有月亮，只有满天星星。我在黑暗中瞪大眼睛，盯着偶尔走过的人影，盼着母亲归来，一次次由希望变成一次次失望……

最后弟弟哭不动了，我也绝望地抱着他靠在墙根睡着了。

后来听母亲说，她在工地一直惦记着我们，几次请假都不被允许，后来偷着跑回来，还有人跟跺到家说她“逃避劳动”。为此，她还被一个不懂事的人踹了一脚。

当晚，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俩，由姐姐护送，逃难似的上了去天津找父亲的火车。

那次弟弟很久都不睁眼，母亲则是急得眼睛都哭肿了。在天津的儿童医院里，我第一次看到像大暖水瓶一样的东西连在弟弟的脑袋上输水，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在打点滴。

那个踹过母亲一脚的人，后来我和他相处过，一个和蔼的老头，对自己在那个疯狂年代做的很多错事深感愧疚。特殊的环境，真的能让人迷失本性。

（四）话说古道热肠

母亲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没留下什么处世格言，但她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扶危济困、古道热肠。

乡亲们有难事、心里不痛快时候找她，没事也爱和她聊天，她就像大家的主心骨一样。什么婆媳不和、兄弟分家，没有母亲不管的事，家里人来人往，热闹得像老舍笔下的“茶馆”。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很多。

“大跃进”不久就是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我虽没见过“饿殍遍野”的景象，但忍饥挨饿却是亲身经历，我还亲眼见过村里的人们饿得抬不动饿死的乡亲的棺木，没法出殡。

我们的邻居大黑奶奶，八九十岁的样子，豁达乐观，村里很多小孩都是她接生的，小孩子们有个头疼脑热，经她的手摆弄一下就好了。她儿子大亭爷爷六七十岁，留着长长的白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每天端着一大一小两个碗来我家吃饭闲聊，我还经常把他的头当玩具玩儿。他负责给生产队放羊，羊儿们被他养得干干净净、膘肥体壮，快中午时，三声鞭响就告诉大家他放羊回来了，告诉人们，是升火做饭的时候了。

困难时期，身强力壮的人家都难以度日，大黑奶奶母子俩就更艰难了。我们两家关系好，母亲一直把他们当亲人，因为父亲在外面，经济上能接济一些，我们家日子相对要比他们好，有什么稀罕东西都会给他们送去。

后来日子越来越难，粮食贵如珍宝，我们家也断了粮。大人们还能忍，我和弟弟饿得直闹，母亲想尽办法，能吃的树叶、野菜、水草都吃了，还是填不饱肚子。母亲却什么都舍不得吃，我们问她，她总说吃过了，后来我们知道，母亲就是那时侯饿出了大病。

即便如此，母亲还是一直照顾着大黑奶奶一家。有一次，母亲做了几个窝头，没让我们看见，就给大黑奶奶送去了。

老人家饿得动不了，见到母亲哭着说：“五臣家的，我没病，就是饿的。你的孩子还小，照顾他们要紧，我这么大年纪，咋着都行了。”这句话成了大黑奶奶的临终遗言，母亲念叨了很多年。

多年后，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乡亲们说：“乡亲们挨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向大家赔罪。”有了这句话，乡亲们都释然了，毕竟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

（五）刻骨铭心

我上初中一年级时，最困难的时期已过，但也只是勉强的温饱。供一个孩子上学，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一年学费四元，分两次交，每学期两元，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是六元，虽然不多，但对母亲来说也是很吃力的。

为了供我上学，母亲有病都舍不得看，把能省的都省下来。

有一天，我刚上完第一节课，接到母亲病重让我回家的消息。我预感到大事不好，二十里的路，没有自行车，我侥幸地被大顺风吹着，一路小跑就回到了家里。

还是晚了，母亲已经说不出话，听到我的声音，她吃力地睁开无神的双眼，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我。

那是带着母亲体温的六元钱，正好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的，这钱承载着母亲对我的全部希望，让我感到无比沉重。

随后，母亲就永远的合上了她的双眼。

这一幕就像巴尔扎克笔下欧也妮·葛朗台的最后定格，但内涵又截然不同，一个是冰冷的索取，一个是滚烫的奉献。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灵魂震颤。那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刻骨铭心。

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我必须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母亲去世两年，我完成了中学学业，可当时国家停止了高考招生，母亲对我的期望暂时是无法实现了。

适逢“珍宝岛”战事爆发，我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巡逻站岗、军事训练、立功受奖，我在业余时间一头扎入部队的图书馆，尽管条件艰苦，但我从来也从来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学习。

即使是远在千里之外，对母亲的思念从未减少，每次探亲，我都要到母亲坟前待上一个时辰。亲人们不放心，总是默默陪伴，我心里明白，这不仅仅是母子天性，更是母亲的人格力量使然。

如今，距母亲去世已经六十年，她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对母亲的回忆，让我再次感受到母爱的伟大与真挚。这就像一杯陈年老酒，时间越久，越加醇厚绵软，令人回味无穷。

这篇长文，竟然是一气呵成，对一向疏于动笔的我，也算是个奇迹，这并非灵感所致，而是我思念母亲的真情流露。

母亲，是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人，这种记忆充满人生的时时刻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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