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之次女陈琏

孙启随

陈布雷

1941年，女儿陈琏失踪后，陈布雷致函周恩来：小女是否在贵党处

1956年2月的时候，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团中央管少年儿童的部长陈琏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候，有些来自有钱有势家庭的知识青年，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而感到烦恼和沮丧。陈琏抓住了这个机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开导他们，她讲道：“我是陈布雷的女儿。十几年前，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个满腔热血又迷茫的青年学生。为了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我找到了共产党。……，只要我们找对了路，并且愿意下功夫，每个人的人生都能有无限的可能和美好的未来。”

她的话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表扬，周总理还在台上第一个鼓起掌来，毛主席也开心地夸道：“这话讲得太棒了！”之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她的这篇讲话。

大家都知道，陈布雷是蒋介石身边写文章的高手，蒋介石的很多重要讲话都是他起草的。这样一来，很多人就好奇了，他的女儿陈琏怎么就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呢？陈琏身上到底有哪些传奇经历呢？

【一、可怜又倔强的琏儿】

1909年，陈琏的老爸陈布雷20岁那年，在双方父母和媒人的安排下，娶了陈琏的亲妈杨品仙。尽管他们的婚姻是包办的，但杨品仙是个有文化、懂礼貌、性格又好的女子，所以他们婚后过得挺美满。可惜啊，十年后杨品仙走了，这段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1914年，杨品仙生了第一个儿子陈迟，接着1915年生了老二陈过，1916年老三陈适也来到了世上，到了1918年，她还生了女儿陈琇。短短5年里，她接连生了4个孩子，生得太密了，身体大受影响。而且，1914年她老公也走了，她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管家，这些事儿把她的身体都累垮了。

1919年，她再次怀孕，这次是二女儿陈琏。从那时起，她的身体状况就一天不如一天。生完孩子后，她发起了高烧，一直退不下去。医生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却还是没能救回她的命。

在极度的悲伤中，人的情感往往会失控，导致一些过激的行为。有一天，他再次回想起妻子生前的点点滴滴，那份美好让他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这个刚降临世间不久的婴儿，成了他对妻子离世无法释怀的替罪羊。每当听到孩子那稚嫩的哭声，在他耳中却变得异常刺耳，仿佛是一种嘲讽。他一气之下，竟然做出了要淹死这无辜小生命的举动，疯狂地提起婴儿，意图将她投入痰盂之中。



陈布雷

家里人一听婴儿哭得不对劲，赶紧冲进屋里去拦他。没想到一眨眼功夫，失去理智的陈布雷又把孩子扔出了窗外。还好这孩子命大，被窗外的竹棚架子给挡住了，没直接摔到地上。家里人慌忙跑出去，从棚子上把孩子抱下来。外婆急得直哭喊：“快把小宝贝抱下来，我可怜的娃儿啊！”

这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妈妈，爸爸也不喜欢他，家里人看着都觉得他挺可怜的，就给他起了个小名叫“怜儿”。因为担心把孩子留在家里，陈布雷会再做出什么不对劲的事儿，两家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外婆把他带回去养。

在外婆的呵护下，怜儿一天天长大了。转眼间，怜儿6岁了，外婆也老了，到了怜儿该上学的年龄。于是，姑姑把怜儿接到了陈家去读书。走的那天，怜儿眼里含着泪，依依不舍地和亲爱的外婆说了再见。

上学后，爸爸用“怜”字的同音字，给我取名叫“琏”。一是表示他心意转变了，觉得我挺让人心疼的；二是想跟姐姐细儿的名字“琇”搭个对儿。

时间慢慢抚平了伤痛。现在，陈布雷对妻子过世的事情已经放下了，不再因为这事责怪陈琏，反而觉得自己女儿从小就失去了妈妈，自己又没怎么管过她，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每次回家看望亲人，他都会瞅瞅女儿的笔记本，但总是呆不久，也不爱笑，所以陈琏对爸爸也没啥深刻的印象。

直到1932年以后，我才算是真正懂了父亲。那时候，陈布雷已经踏入政坛，当上了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家人住在西湖边的小莲庄，陈琏和姐姐陈琇也被接到杭州，全家得以团聚。

小陈琏在读书这事上，完全是继承了老爸的优良传统。

回到杭州没多久，爸爸就让陈琏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幼师专业。考完试过了几天，陈琏站在师范学校公布新生名单的告示前，好一会儿都没吭声。原来，在幼师专业录取的23名新生里，她是最后一名，心里嘀咕着：“这也太丢脸了，学校肯定是看在我爸爸是教育厅长的份上，给我开后门才录取我的。”

固执的陈琏心里既难过又羞愧，回到家后，躲进被窝里大哭了一顿。隔天，她跟姐姐讲，她宁愿再参加一次考试，也不想靠爸爸的关系进学校。后来才明白过来，这次学校公布名单是按姓氏笔画顺序来的，23个新生里，“陈”字笔画最多，所以她才会排在最后。

一年后，我听说老爸以前毕业的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特别重视数理，但考上的人很少，十个考生里才选一个。这回，陈琏没问老爸的意见，她觉得凭自己的能力，考上浙高没问题。结果，陈琏真的戴上了浙高的校徽，跟老爸陈布雷成了校友。



【二、走上革命道路】

到杭州的时候，陈琏已经有13岁大了。

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接连爆发。二十万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攻打上海，勇敢的十九路军挺身而出，跟日军打了三十三天硬仗。可蒋介石不光不给抗日军民支援，反而还坚持“先安内再攘外”的错误政策，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这样一来，大家抗日救国的热情就更高涨了。

在这个阶段，对陈琏来说，影响最深的就是五婶洪克平、七叔陈训惠，还有表哥翁泽永了。

五婶和七叔思想开明，老爱给他们讲抗战时候的事儿，推荐好的书报，还教他们唱让人振奋的《毕业歌》，“听听，耳朵里全是老百姓的哀叹；看看，一年又一年国土被侵占”，还有那激昂的《热血歌》，“谁甘心当奴隶，谁愿意像牛马一样活着？”

在陈琏眼里，他们既是让人尊敬又感到亲近的前辈，也是指引她人生道路的重要导师。

南京被攻陷后，国民政府搬到重庆，陈琏也跟着家人到了离重庆大约三十多公里的北碚安家。到了1938年，她考进了四川第二中学的女生高中班，那里的学生大都是逃难来的，因为国家有难，所以大家抗日救国的劲头特别足。

在学校里头，陈琏不光是夜里给同学们上语文课，还爱读那些让人长进的书，并且她很热心抗日救国的活动。她去乡下告诉大家要抗日，哪怕翻山越岭走得脚都破了皮，也从不喊累。重庆被炸得厉害那会儿，她帮忙安慰受灾的人，还帮忙送受伤的战士，一连熬了好几个通宵。那会儿，谁也想不到，这个穿着蓝布旗袍、青布鞋的年轻姑娘，居然是个大官家的千金。

有一天，她收到了表哥翁泽永从金华寄过来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心里特别高兴，连忙回信说：“这书真好，我之前已经从朋友那儿借来看过一次了，但收到你从战场上寄来的这本，感觉更加宝贵。这书真的很值得反复读呢。”她还跟表哥说，“我这边也有些朋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国家大事，还做些自己能做的小事。”

1939年7月份，陈琏刚念完高中，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选了一条和老爸完全不同的路。高中结束以后，她没去考就在家门口的中央大学，反而选择了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一直是陈琏梦寐以求的大学。它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顶尖学府合并而成，1938年初搬到了昆明。那里聚集了国内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像吴有训、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人都曾在那里教书，人们常说它“内部崇尚学术自由，外部则是民主的坚强后盾”。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陈琏碰到了她后来的丈夫袁永熙。

袁永熙来自贵州修文，家里挺有名望的。他爷爷在清朝是个大官，和徐世昌是亲家关系，而且呢，他还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小舅子。

袁永熙第一次见到陈琏时，就被她深深吸引了：她剪着齐耳的短发，穿着蓝色的布旗袍，脚踏青色布鞋，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朴实、安静、伶俐……

陈琏接上组织关系之后，就开始在袁永熙的手底下干活了。

1940年的时候，西南联大里头藏着83名秘密党员，这数字占了当时云南省247名党员的整整三分之一。中共云南省工委觉得得在西南联大搞个党总支，于是就让袁永熙当总支书记，陈琏做宣传委员。他们在西南联大校园里头，弄了些进步社团，办了读书会、歌咏会、朗诵会，还搞墙报、上街做宣传、募捐啥的。

1939年9月份，联大剧艺社上演了《阿Q正传》这部剧。陈琏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负责在台前招呼客人，忙前忙后个不停。她还是群声歌咏队的一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唱那些鼓舞人心的歌曲。

说起那时候的事儿，西南联大的老同学王民嘉这样讲：“1939年冬天，我一个人跑到昆明，碰见了她，心里别提多美了！她是我杭州中学时的老同学……她特别照顾我，带我参加了学校进步团体群社的各种活动，像读书会、唱歌会、朗诵会，还一起办墙报，上大街宣传抗日，募捐啥的。因为特别信任她，我就满心欢喜地扎进了这股子热乎劲儿里。”

战争时期，学生们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西南联大的上课地方和睡觉地方，都是借用昆明当地几所学校的房子或者集会场所，东西都很老旧简单。虽然有些同学家里有钱，过得挺享受、挺阔绰，但陈琏从不讲究穿戴，衣服简简单单，完全没有“富家千金”的派头。

干活的时候，她听说袁永熙老是生病还硬撑着上班，就很心疼他，常常帮他分担家务，打扫房间什么的。一起奋斗的日子里，因为他们家庭背景差不多，陈琏和袁永熙之间慢慢就产生了感情。



【三、陈布雷的舔犊之情】

说白了，就像一般家庭的爸爸那样，陈布雷对陈琏也是很疼爱的。

工作再忙，他也会抽时间教女儿中文和英文，看到女儿学业上有进步，他就特别开心。他常悄悄看陈琏的作业本，心里美滋滋的，但就是不直接夸她。到了重庆后，有次他发现陈琏的英文作文写得真棒，就写信给四弟说：“这次回家，发现怜儿的英文水平比我年轻时还厉害，真是让人高兴啊。”

姐姐陈琇回想起往事：“在重庆那会儿，爸爸因为工作太忙，身体状态很差，平时很少见他笑。不过有一次例外，他和陈芷町先生聊完公事后，聊起了妹妹写文章的才华，我们在走廊外面都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开心的笑声。”从这话里，爸爸对女儿的宠爱之情很明显。

他对女儿的疼爱，也体现在为女儿规划未来人生路上，尽管他的选择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那时候，他让女儿去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主要是想着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以后生活稳定。不过，当他知道女儿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地质系，心里也稍微松了口气，觉得这也挺不错的。

这就对了。琏儿，我盼着你认真学点技术……”，“我一直都不赞同自己的孩子去搞政治，年轻人干嘛要掺和政治那些事儿呢！”

可能在不太平的岁月里，想让孩子只顾埋头读书，不去管外面的风风雨雨，这想法有点不现实，但这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深沉的爱啊！

女儿在西南联大没了消息后，他心急如焚，赶紧找人帮忙问周恩来，还自己登报发了个找人的广告，这足以看出他对女儿的担心。

1941年1月份，“皖南事变”一出，联大的党组织不顾危险，在校内贴出了《新华日报》。报纸上，周恩来写了字：“为江南牺牲的同志们哀悼”，还写了一首诗：“真是千古难见的冤屈，江南就像一片落叶；自己家人打自己家人，何必这么着急呢！”另外，还抄了中共南方局发的文件，说了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攻消灭的真相。这事儿一下子就让师生们火冒三丈。特务们一看这阵仗，吓得不行，赶紧行动起来要查清楚。特务头子康泽还特地从重庆跑到昆明，打算抓一大批人。

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云南省的中共工委按照党中央“低调行事，长期潜伏，积攒实力，等待好机会”的指示，决定让一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离开学校，分散到昆明周边县城和乡村隐藏起来。

出发前，陈琏犹豫了好久，最后拿起笔给琇姐写了她说的“最后一封信”。信里写道：“既然时代要在我跟家庭之间上演一出悲剧，那我就没法不接受了。”“相信妹妹我不是随便走这条路的。这条路肯定会很难走，但为了祖国的自由，我别无选择。”

陈琏“不见了”的消息，让陈布雷家里的人都心神不宁。陈布雷一遍遍地读着琏儿的信，好像琢磨出点什么，心想她八成是去了延安！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外甥翁泽永想办法从共产党那边找找看。

那时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翁泽永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当厅长郭沫若的秘书。陈布雷心里明白外甥的政治立场，他清楚翁泽永肯定有办法和共产党取得联系。

有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去了重庆天官府的郭沫若家，翁泽永就趁着这个机会，当面跟周恩来夫妇说了陈布雷正在找女儿的事情。那时候，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行动已经被打退了，情况慢慢好转起来。周恩来马上就给八路军、新四军还有延安那边发了电报，他们回复说陈琏没有去抗日的地方。



陈布雷听完周恩来的回复，连说了好几遍：“真是太感激了！”没过几天，昆明和重庆的报纸上都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孩子，看到字条赶紧回家。爸爸留。”

没过多久，党组织安排人把陈琏送回了重庆，她那失踪整整一年的老爸终于见到了女儿。陈布雷高兴极了，那张平时干瘪得像老姜一样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说到女儿的婚事，陈布雷真是费了不少心思。1947年的时候，女儿从北平写信来说要和袁永熙结婚。陈布雷接到信后，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女儿都28岁了，她的终身大事总算定了下来；担心的是，这个准女婿到底是什么来历？按照女儿的想法，他会不会是个共产党员呢？

所以，他就找当时的北平市长张伯瑾，帮忙了解一下袁永熙的情况。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张伯瑾的回信：小袁今年28岁，是从北平大学毕业的。他老爹以前在满清时当过辽宁某个县的县令，这小子是个正直又有教养的小伙子，就是思想上有点偏向左边。

收到张伯瑾发来的“调查核实”信，陈布雷非常高兴，毕竟自己女儿思想前卫，有个同样前卫的女婿，也是挺合适的事儿。

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办了婚礼。这场婚礼全是靠陈布雷让他的六弟陈训念来张罗的。虽然陈布雷因为工作太忙没法亲自来北平，但凭着他的名气，婚礼还是办得热热闹闹，特别有面子。

原以为怜儿成了家，就能离政治远点，过上安稳日子了。但没想到，没多久就听说陈琏夫妇在北平被抓，还被送到了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陈琏结婚那天，她的好友田先生前来道喜。按照规矩，陈琏的老公袁永熙就跟田先生互换了名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张名片上。后来，军统的人在捣毁中共北平电台时，抓到了电台台长李政宣，他们发现李政宣和田先生有来往。李政宣受不了严刑拷打，就供出了田先生，军统的人又在田先生家翻出了袁永熙的名片。这样一来，袁永熙和陈琏两口子都被抓进监狱了。



听说陈琏夫妇被抓到南京，陈布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替他们说好话。

蒋介石吓了一大跳，赶紧叫特务继续深入查探，但最终没找到什么证据，就吩咐陈布雷把陈琏从看守所带出来严加看管。后来通过陈布雷的努力，再加上袁永熙的姐夫、外交部次长叶公超的担保，袁永熙也在1948年5月被放了出来。

【四、与父亲政治上的分道扬镳】

自打陈琏长大，能自己拿主意开始，他和老爸的想法就越来越合不来了。

我第一次明确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是在去联大上学前，跟老爸的一次聊天里。

当父亲期望她能专心读书，不去关心政治时，父女俩的对话就变得针锋相对起来。

陈琏讲道：“爸爸，抵抗日本鬼子，拯救国家，每个人都有份，爱国这事儿，肯定是没错的。”

说到爱国，陈布雷津津有味地向女儿讲述起他以前组织过反抗清朝的队伍，跟封建军阀斗过，还有在“五卅”运动里的那些英勇事迹，接着他又辩解道，“爱国是没错，但我真心希望你别去参与那些跟政府对着干的事儿。”

陈琏反驳道，前线战士们正在拼命打仗，而后方的官员们却趁机捞取不义之财，汪精卫还投敌当了卖国贼，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说是反对政府呢？

陈布雷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最后只能让女儿体谅一下他的难处。

又一次，陈琏在“失踪”之后回到了家里。起初，她心里并不想回家，而是想去延安。但后来，周恩来告诉她，为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局，最好还是留在父亲陈布雷的身边。

这段时间，他们父女俩经常待在一起，相处得特别多。

1942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开得正火的时候，传出个大新闻，说中央银行的老大孔祥熙私吞了好多美金公债。好多爱国的参政员一合计，联名上书，让政府严查这事儿，就连监察院的头头于右任也说要弹劾孔祥熙。会议主席一听，慌了神，只好赶紧向侍从室汇报。

一个周末夜晚，陈布雷满脸愁容，琢磨着怎么跟“委座”说孔案的处理办法。他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风声。陈琏说孔祥熙趁着国家危难捞好处，还拿点小甜头来骗取名声。这些事儿，陈布雷心里都有数，可他心里也明白，孔祥熙是蒋介石的亲戚，到最后又能拿他怎么办呢？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最终，陈布雷又一次苦口婆心，对女儿说：“安心学习，多读书来积累知识，明辨事理来丰富才华。”

陈琏就劝爸爸别再在官场待下去了，别再给这个坏透了的政府干活了。

陈布雷还是在用“政府虽然有问题，但毕竟是正宗的”这样的话来为自己辩解。

陈琏直截了当地说：“你死守着的老一套，早就跟不上历史的脚步了，干嘛还硬要留住一个不合理的规矩呢？”

爸爸和女儿两个人谁也劝不动谁，最后只好带着不愉快的心情各自分开了。

陈琏从牢里出来后，陈布雷见到了她。女儿脸色惨白，人也瘦得不成样子，而且还怀着孕。他心疼又略带责备地说：“琏儿啊，爸多次跟你说别掺和政治上的事，你咋就不听呢？”

“爸爸，你别管政治，可政治会找上门来啊！这不都是因为永熙的一张名片才闹出来的嘛！”陈琏回答说。

陈布雷没法说服女儿，只能劝道：“琏儿啊，你先别惹麻烦了，去慈溪乡下待一阵，养养身体。永熙还在看守所呢，我得去找叶公超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没过多久，陈布雷帮他们俩在南京谋到了工作，陈琏去国立编译馆的西洋史组编写世界史书，袁永熙则在中央信托局任职。他们的小家安在了中山东路。虽说没跟陈布雷住一块儿，可他们的行动还是受人盯着呢。



尽管父女俩走了不一样的政治路，但父亲心里始终疼爱着女儿，女儿也同样尊敬父亲。陈琏既感激父亲把她养大，又钦佩父亲的为人。陈布雷跟那些国民党的大官不一样，他一辈子都正直清廉。哪怕物价涨得飞快，他也只靠工资过日子，从不以权谋私，这让家里过得挺紧巴。在有些人看来，他这就是死脑筋、书呆子的做法。

就连宋美龄也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悄悄派人量了陈布雷衣服的尺寸，然后找了一个手艺很棒的裁缝，做了新衣服送给他。到了节日的时候，她还会给陈布雷送些其他的礼物。

【五、尾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势头很猛，一路冲向国民党的老巢南京。陈布雷特别失望，他压根儿没想到，那些装备了美式武器的800万国民党军，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

11月12日晚上，陈布雷看到自己多年来效力的国民政府，已经破烂不堪、快要崩塌，心里特别绝望，于是吃了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陈布雷的离世，就像是为蒋家王朝灭亡提前奏响的悲伤乐曲。

郁文表姐，也就是翁泽永的妹妹、乔石的夫人，趁着吊唁舅舅的机会，特地从上海跑到南京。她悄悄地告诉陈琏，上海那边有办法送他们夫妇去安全的地方，让他们赶紧去上海等着。到了1949年1月，陈琏夫妇在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安全到达了解放区，开始了新生活。

不过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因为家庭背景这些情况，陈琏夫妇俩也碰到了不公平的事，他们在1957年无奈地离了婚，而到了1967年11月，陈琏选择了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中全会开过之后，陈琏受的冤枉，总算是沉冤得雪了。

1979年3月2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给陈琏举办了骨灰安放活动，悼念词上讲：“1947年9月，因为北平的我党秘密电台被敌人搞破坏了，陈琏同志受牵连被抓了起来。但在被抓的时候，她很聪明地保护了其他同志。在监狱里，她一直都很坚强，既没有说出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把党的秘密说出去。”

致敬！陈琏同志，为了追求革命理想，连家庭都顾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