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凝 朗读者：老宗 <h1><b>“何不就叫杨绛姐姐？”--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5）</b><br><br></h1><h1>5<br> 一次杨绛先生问到我的个人生活，说什么时候想要见见我先生。二〇一三年春节前，我和先生同去杨绛先生家拜年。杨绛仔细端详着我的先生，扭头笑盈盈地对我说了夸奖逗趣他的话，那慈爱的神情，就像我的娘家人一样。我们聊了一些家事，还讲到我们的女儿。杨绛先生嘱咐说，“下次来，送给我一张你们的全家福吧，照片背面要写上字呢。”二〇一四年四月，我和先生再次拜访了杨绛。杨绛先生在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记录了这次见面：“下午铁凝、华生同志来，说说笑笑，很高兴。”那确是一次轻松快乐的见面，杨绛先生维权胜诉后身心放松的平静心绪感染着我们，闲聊中只有凡俗的家常气。这些年，越是和杨绛先生见面，就越是感受到她身上的家常气。柴米油盐和学问著述从未在她这里成为对立。杨绛对亲人和家庭孜孜不倦的爱和护卫，则处处洋溢着她教养不凡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智慧。这样的情趣和智慧，在某种意义上 以并不低于学问本身的魅力，伴她渡过难关，清明而无乖戾，宁静而不萎靡。我们遵嘱送给杨绛先生一张全家福照片，她看着照片上的女儿，叫着孩子的名字，好像孩子已经站在她的眼前。杨绛先生比我们的女儿整整大了一百岁，当她看着照片上的孩子时，仿佛时光倒流，她的神情刹那间呈现出稚童样的活泼。<br> 我和我的先生不忍更多打扰杨绛，更不曾想到让孩子前去打扰。但我在今年春节前给杨绛先生拜年时（这也是我和杨绛最后一次在三里河家中见面），刚刚坐在她的身边，面容已显出疲惫、形态也显出虚弱的杨绛先生，开口便先问起了我们的孩子。她清楚、准确地叫着女儿的名字说：“豆豆好吗？”这让我意外而又感动。时隔一年多之后，她还记得一个未曾见面的孩子。我相信，一百零五岁的杨绛，她爱的是天底下所有的孩子，这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爱女的不幸离世而枯萎。她说过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她的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她的眼光越过我们，祝福的是一个新世纪里更新的一代。我不愿相信，这是一位真正走到人生边上的世纪老人，对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最后一声问候。<br> 读《杨绛全集》，杨绛写她和钱先生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作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在写到那段时间有人曾许给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被钱先生立即辞谢。“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她写在当时的上海，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的气氛中，“我们并不惶惶然”。“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br> 读《杨绛全集》，我想起杨绛八十岁生日时夏衍先生所赠亲笔短诗：“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其后，杨绛在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自问灵魂去向，深思生死边缘的价值；九十八岁续写《洗澡》，成文《洗澡之后》。于是，《杨绛全集》便呈现出一种开放的、且读且新的气质。<br> 我珍视和杨绛先生的每一次见面，也许是因为我每每看到这个时代里一些年轻人精致的俗相，一些已不年轻的人精致的俗相，甚至我自身偶尔冒出的精致的俗相，以及一些不由分说的尖刻和缺乏宽容、理性的暴戾之社会情绪，正需要经由这样的先行者，这样的学养、见识、不泯的良知去冲刷和洗涤。<br> 一个不断崛起、日益被世界瞩目的民族，她的风骨、情怀与人文生态，仍然需要一代隐于人海的文化大家的长久滋养。我们的下一代，更下一代，当永怀赤子之心，真诚生活，才配得上这些秉持着智慧之烛，光照后辈的先贤们的问候和祝福。<br> 在杨绛先生一百零五岁诞辰之际，我写下以上文字，以表达对先生深切的怀念。<br><br></h1><h1>2016.7.17<br></h1> <div><br></div><div><br></div> （图片取自百度，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