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歌当哭忆父亲》

一叶知秋

在记忆的长河中缓缓回溯，父亲的一生，宛如一幅色调凝重且满布沧桑的画卷。每一笔每一划，都浸透着岁月的风霜与生活的苦涩。他的命运波折起伏，恰似一叶孤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泊，历经狂风骤雨，却始终怀揣着对生活的炽热热爱，以及对家人深沉如渊的眷恋。这份爱与执着，在风雨中愈发坚韧，成为我心中一座永恒的丰碑，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初五日午时，祖居在甘溪公社东岗山村。我的祖父王文焕，祖母谭氏，共育有八个子女，父亲排行老六。父亲自幼聪慧过人，对知识的渴望犹如干涸的大地渴望甘霖。小学毕业后，他满心期待继续深造。后来听闻岳云中学招生，尽管报名条件要求初中毕业，可父亲的热忱并未被这道门槛阻挡。为顺利报名，他借家族里王光忠的初中毕业证书报了名，凭借自身努力和天赋，竟顺利考上。从岳云中学毕业后，父亲便一直以王光忠这个名字，开启了他充满理想与抱负的教育生涯。

高中毕业的父亲投身教育工作，在真塘凡小担任校长。母亲于1951年参加教育工作，在真塘完小邻近村校教书。奇妙的缘分让父亲和母亲在工作中相识相恋，两颗心渐渐靠近。然而，这段感情遭到了外祖母的强烈反对，1953年，母亲毅然冲破家庭阻力，选择与父亲携手。1955年，大姐王红五出生，给这个家带来无尽欢乐。1957年，父亲工作调动，一家人迁至青山完小，随后哥哥王俭学也出生了。那时，父母工作稳定，一家人日子虽不算富裕，却也宽裕，其乐融融，对未来充满憧憬。

父亲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犹如热爱自己的生命。每天晨曦微露，他便早早来到学校，微笑着迎接学生，那笑容如春日暖阳，温暖着孩子们的心。白天，他不仅要组织教学教研和管理工作，还要为初中班上数学课（完小设有初中）；夜晚，万籁俱寂，当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他还在办公室认真批改作业、精心准备教案。每一本作业的评语，每一个教案的细节，都倾注了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对学生的殷切期望。

他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常与学生促膝谈心，鼓励他们勇敢追梦。他常说：“孩子们，你们都是祖国的未来，只要努力，未来有无尽可能。”在他的努力下，真塘凡小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学生成绩飞跃，曾经沉闷的校园如今充满欢声笑语和朗朗书声，洋溢着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扭转。1957年，“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开始，父亲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忱，积极响应号召。他目睹工农干部领导教育工作却缺乏专业知识的现象，这些领导常读报告念白字，外行管内行。父亲心急如焚，深知这严重阻碍教育发展。于是，他怀着忠诚和责任感，诚恳提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领导要加强自身学习的意见。这原本是为推动教育发展的肺腑之言，也得到了上级肯定，父亲满心欢喜，以为能为教育事业带来新的生机。

但世事难料，风云突变。1958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还下达了划分“右派”的指标。那位工农干部出身、不懂教育的领导，因父亲此前提的意见怀恨在心，钦点父亲为“右派”，污蔑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声称他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就这样，父亲被剥夺校长职务，开除公职，怀着冤屈和无奈，被迫离开热爱的教育战线，回家接受管制生产。那一刻，父亲的世界崩塌，所有理想和抱负化为泡影。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晴天霹雳，让我们这个原本温馨和睦的家陷入无尽黑暗。父亲从备受尊敬的校长，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右派”分子，家庭经济来源断绝，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曾经充满欢笑的家，如今被阴霾笼罩，每个人脸上都写满忧愁和恐惧。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父亲带着哥姐下放到离老家东岗山十多里的新江村。初到新江村，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他们无奈住进牛栏冲闲置牛栏的楼上。这是个极其简陋的住所，楼下牛栏气味刺鼻，楼上空间狭小，一家人挤在一起，几乎无法转身。夜晚蚊虫肆虐，根本无法安睡，生活艰难超乎想象。

1960年，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极为艰难的时期，饿殍遍野，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就在这时，母亲生下了我，这本该是喜事，却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无力养活我。父亲与母亲忍痛商量，决定把我送人，还托人联系好了收养人家。当那家人来接我时，母亲看着熟睡的我，眼中满是不舍，泪水在眼眶打转，双手紧紧抱着我。怀胎十月的艰辛、对我未来的担忧、血浓于水的亲情，让母亲狠不下心，她发誓哪怕一家人饿死，也要死在一起。

祸不单行，1961年的一个夜里，更大的灾难降临。由于楼上楼板未铺满，父亲起夜小便时一脚踏空，从三米高的楼上重重摔下，重伤在床，疼得死去活来。家里本就靠母亲微薄工资度日，父亲卧病在床无法劳作，生活陷入绝境。县城医院远在衡山县城（当时衡东未分县），路途遥远，无法送父亲去医治，只能去十多里外的夏浦石矶头找跌打土郎中。母亲的担子愈发沉重，但她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坚强。她背着尚在襁褓、未断奶且无人照看的我，每天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往返步行十多里去上课。课堂上，她强忍着疲惫教书育人；放学后，又心急如焚地往家赶。一到家，来不及歇口气，就忙着给父亲煎药、做饭，仔细擦拭父亲身体，悉心照料。母亲的坚韧和付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希望。

1962年，在父亲的强烈思念下，全家把户口迁回了老家东岗山。那时，老家老屋已然倒塌，祖父、祖母也已离世多年，母亲甚至都未曾见过他们。回到老家后，父亲决定在此安顿下来，母亲也随之调到东岗山村教书。可当时没有住处，无奈之下，全家只能暂时寄居在堂兄王万泉家位于港边的木架屋。这屋子楼下是猪栏，气味刺鼻且嘈杂，楼上仅有十多平方的狭小空间，却要容纳我们全家五口人居住，生活极为不便。晚上睡觉大家紧紧挤在一起，翻身都困难，日常起居也受限，东西只能杂乱堆在角落，空间更加拥挤压抑。

1963年妹妹巧伶出生时，家里状况愈发艰难。山多田少，人口日增，缺米少衣，全家六口人挤一间猪栏的木板房楼上。看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妹妹，父母满心无奈与挣扎。他们深知留下妹妹，生活压力会更大；送走妹妹，又实在不舍。那是自己的亲骨肉，每想到要分离，母亲泪水不止，父亲则紧锁眉头，沉默不语。最终，亲情战胜一切，父母狠不下心送走妹妹，决定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一家人都要紧紧相依，共同面对。

为了有个安稳的住处，1963年，父亲和朋友们一起打会，借粮借钱，开始在祖屋地基上建造房屋。建房过程异常艰辛，一切都靠双手完成。用泥巴抖墙，一担担沉重的泥巴倒在墙上两边的夹板里，再用木锤一下一下抖紧，每一块泥巴都凝聚着亲友们的心血和汗水。父亲每天起早贪黑，既要四处寻找建房材料，又要亲自参与劳作，累得直不起腰。母亲除了照顾年幼的我们，还要忙着教书，即便如此，她还抽空帮忙挖泥挑泥、打下手，手上磨出了血泡也一声不吭。就这样，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苦努力，终于建成了一栋三间五的泥房。当一家人搬进新家的那一刻，心中充满喜悦和欣慰，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

然而，生活的磨难仿佛无穷无尽。1967年，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席卷了全国，连我们东岗山这个偏僻闭塞的山冲都没能幸免于难。父亲本就是被错划的右派，这下更是遭了大罪。

父亲被扣押在大队部，关在那黑暗潮湿的黑屋里，用绳子吊着父亲的一只手和一只脚，然后把绳子挂在楼枕上，美其名曰“称半边猪”，还把头发被剃了半边，头上还戴着个竹片纸糊的“官帽”，胸前用铁丝拴着一块又湿又厚的松木板，三十多斤的松木板上写着“打倒右派分子王光軍”。那铁丝深深地嵌入到父亲的脖子里，鲜血直流。他手里还要提着大锣，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一二十里的山路，翻山越岭、爬坡过坳，挨家挨户地喊着“打倒右派分子王光军”。大队召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们这些“孝子贤孙”都要参加，父亲戴着那个“官帽”，被押上台去批斗。那些造反派手里拿着竹篾片，毫不留情地用力抽打在父亲身上，把父亲打得遍体鳞伤，衬衣都被鲜血染红了。父亲遭受的这些折磨，我都亲眼目赌。望着被造反派们抽打、鲜血沾满衬衣的父亲，我的心像被无数根针扎着，既悲痛又恐惧。那一声声抽打声，仿佛抽在我的心上，让我瑟瑟发抖。每当一听要开斗争大会，我的心便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空荡荡的，充满了恐惧和不安。那种恐惧，深入骨髓，让我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在父亲被关押在大队部黑屋子以及被批斗的这半年里，那些造反派好几次深夜跑到我们家来抄家。他们把我和姐姐粗暴地赶到屋外（当时只有我和姐在家），然后在屋里翻箱倒柜，把家里弄得一片狼藉，连父亲曾经在职工作时买的䘦子大衣、手表和皮鞋都被他们占为己有了。

抄家那夜，我和姐姐孤苦伶仃地坐在草坪里，望着天上的月亮，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月光洒在我们身上，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反而让人心生寒意。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变成月亮，躲进云层里，避开这可怕的一切。那时的我只有七岁，对世界的认知还很懵懂，却要被迫承受这些恐惧和伤痛。

那段时间我在大队部小学读二年级，平时父亲关押的黑屋离教室只有一步之遥，但却如同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不能相见。那时的同学也经常模仿大人的样子，拿一块小板子插在我肩颈里，还喊着：“打倒右派分子”。我被同学们戏谑，只能蜷缩在角落里，不敢反抗，也不敢出声。久而久之，我渐渐养成了胆怯自卑的性格，不敢主动与人交流，总是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做错什么事又会招来嘲笑和欺负。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而父亲，在遭受了如此非人的折磨后，依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他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命运的不公，总是用他那温暖而坚定的话语鼓励我们要勇敢面对生活。他说：“孩子，别怕，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熬过去。”父亲的坚强和乐观，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

好不容易盼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本以为生活的苦难也会随之终结，可现实却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我们的希望。父亲虽然终于被放回家，可苦难却像摆脱不掉的噩梦，依旧紧紧纠缠着我们。他还得接受生产队的管制劳动，隔三差五就得去大队部反省自己的言行，而且必须随喊随到，稍有差池便又要遭批斗。

父亲在生产队管制下劳动，生产队安排父亲干的全是又脏又重的活儿。天寒地冻之时，别人都能在家围着火炉，享受着温暖与安宁，可父亲却被安排去犁冬水田。那冰冷刺骨的水田里还结着薄冰，父亲的脚板本就因常年劳作开裂了，当他踩进去的那一刻，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让他忍不住剧烈颤抖。但他硬是咬着牙，强忍着剧痛坚持下来。等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干完活回家，我看到他的脚板已撕裂成一道道大口子，鲜血不停地往外流，染红了他走过的路。他让我把松香溶化，滴到那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口里。看着父亲那满是伤痕、惨不忍睹的脚，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揪住，眼泪忍不住“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父亲的心疼，在心里无数次地想着，要是我能快点长大成人就好了，这样就能代替父亲去承受这些痛苦，让他少遭些罪。

回想起文革那些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也让我无比害怕，那就是送通知。那时村里开大队干部会，送通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弟身上。我们东岗山是山区，住户分散得很，一条冲里才住一户人家。有一位大队干部家离我家足有五六里地远，这五六里的路途中荒无人烟，只有漫山的森林树木。我那时才七岁啊，却要独自走这么远的路去送通知。父亲被批斗的遭遇让我本就胆小怯懦，走在这条无人的山道上，四周安静得可怕，我只能听见自己走路的脚板声，每一步都像是踏在自己的心跳上。山林里时不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风声穿过树林，发出“呜呜”的声音，就好像有人在哭泣。我总觉得有个吊颈鬼在背后跟踪我，村里曾有个女人上吊死了，这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想转过头去看个究竟，可又不敢，因为我听大人讲：一旦掉头，那鬼就会追上来附身。我只能硬着头皮，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一步一步慢慢地往前挪，每走一步都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感觉自己的魂儿都快被吓掉了。而这样送通知的任务，每月总有几次。哥姐那时年纪比我大些，有砍柴、种菜、干农活这些事要忙，妹妹才四岁，根本做不了这些，所以这个可怕的任务就只能由我来承担。每次完成任务回到家，我都像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心还在“砰砰”直跳，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恐惧，日复一日地折磨着我，让我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里，充满了害怕与无助。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的遭遇，让我们全家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后的那几年，“右派”家庭仍笼罩在特殊的阴影之下，因为父亲右派的身份，我们这些子女也深受牵连。有一个贫下中农家那比我小两岁的两个儿子，拿着石头追着我打。我心里委屈极了，可我清楚父亲的右派身份意味着什么，在那个观念还未完全转变的时期，我们这样的家庭仿佛低人一等，我绝不能还手，只能选择避让，任他们追，任他们打。

后来实在气不过，我找到他们的母亲，把这事告诉她，本想着她能好好教育教育自家孩子，毕竟孩子不懂事，大人应该明事理，我还跟她说要是下次还这样，我可就不客气了。哪知道，她转头就把这事告诉了她丈夫。他丈夫一听，竟当着我父亲的面大声吼道：“你这个右派分子反天了，还敢告状，还说要还手打我儿子，我要向上级反映，让你老婆别教书了，把她开除。”

父亲一听，又气又急，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那一刻，我的委屈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我边哭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地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们母子俩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心里满是无奈和酸楚。

其实仔细想来，年少时孩子之间的追打，本是很平常的事情，若是在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根本不必挂怀，父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错误，以后友好相处就可以了。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简单的事情却变得如此复杂和沉重。这位家长不是正确地教育孩子，而是护短溺爱，还仗着“根红苗正”，大话不惭，将小事无限放大，用来打压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这不仅仅是个人素质和家庭教育的问题，更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扭曲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的体现。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无奈和不公，这种不公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我也真切体会到了父亲的无奈和痛苦，他不是不想保护我，在正常情况下，哪个父亲会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欺负呢？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的身份让他根本无能为力，他的尊严被践踏，连保护家人的能力都被剥夺，这是多么可悲又无奈的现实啊。

除了政治上遭受的歧视，生活上我们也是举步维艰。建房欠下的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山冲里的田少，阳光稀缺，水温低，庄稼产量也低。家里又缺少劳力，分到的口粮少得可怜。妈妈在学校教书外，全家五口人，那时我们正是吃长饭的年龄，每天却只有一斤半米。早上吃红薯，那干涩的红薯噎得让人眼泪直流，每咽一口都无比艰难；中午吃薯丝拌饭，米少薯多，根本吃不饱，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晚上只能饿着肚子，早早上床，躺在床上，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那种饥饿的感觉让人心里直发慌，嘴里也不停地冒清水。那时一年到头只有春节、端午、中秋才能看到点肉，炒菜几乎是“光锅子”，没有一点油水。生产队里有些人生活困难还能偷树卖点钱，哥哥那次跟着堂屋嫂子偷树，被父亲发现后，父亲严厉地打了他一顿，我知道，父亲虽然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他是希望我们能走正道，做个正直的人。

父亲不仅在做人的品德上对儿女们要求很严，而且在学习也是非常严格的。父亲从大队部放回来后，仍不忘翻看我的作业本，发现上面要么是大片空白没做的题目，要么就是满篇刺眼的“×”。父亲知道我成绩差，无心读书。我上课不专心听讲，内心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还觉得，要是父亲当初没读高中，没去教书，我们家也不会遭受如今这么多磨难。因为这种想法，我一直抄同桌的作业。其实同桌也不太会做，只是他胆子大，敢写，所以我的作业上才满是“×”。当父亲给我辅导功课时，讲了好几遍，我却像听天书一样，根本理解不了。父亲见我如此不争气，气得火冒三丈，抬手就给了我几个耳刮子，打得我眼冒金星。那时的我，心里又恨又怕父亲，觉得他太凶了。可没想到，在父亲坚持不懈的辅导下，我的学习逐渐步入正轨。我开始能在课堂上认真听讲，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竟然排到了全年级第一。直到这时，我才深刻明白，父亲当初的严厉，饱含着对我的殷切期望，他是真心希望我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让未来的生活更有希望。

父亲由于蒙冤受屈，积忧成疾，渐渐地患有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身体越来越差，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根本干不了重活。但生活的重压却容不得他休息，他不得不带病劳作。他这种病一到晚上就格外严重，呼吸困难，肺部就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我们兄妹四人每到晚上，就轮流为父亲捶背、扯肚皮，希望能让他好受一些。有时候捶着捶着，我就因为太困睡着了，但很快又会在睡梦中被父亲痛苦的喘息声惊醒。那时的我，特别害怕夜晚的到来，一到晚上，心里就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害怕晚上要起来为父亲捶背，不是因为辛苦，而是害怕看到父亲呼吸困难时那痛苦的模样。每次看到父亲被病痛折磨，眉头紧皱，嘴唇发紫，艰难地喘着粗气，我的心里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沉重无比。我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希望父亲能快点好起来，可又知道这病很难治好，那种无助和痛苦让我小小的心灵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那时，他只能用氨茶碱维持病情，但这药副作用极大，父亲吃了之后整个人都很不舒服。即便如此，也没能留住父亲的生命，在他五十三岁（1976.10.21日22：38分）那年，无情的病魔还是残忍地将他从我身边夺走……

临终之际，父亲气若游丝，眼神中满是对这个世界的不舍。他拼尽全力，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我未反党，戴着个“帽子”去死……死不瞑目……”那声音，带着无尽的不甘与深深的无奈，每说的一个字都像是用鲜血写就，刺痛着我的心。那是他对自己悲惨一生遭遇的愤怒抗议，更是对我们家人的无限牵挂和不舍。我知道，他多么想看着我们长大成人，看着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可命运却如此残酷，早早地将他带走。

1978年，父亲去世后终于迎来了评反昭雪，这份迟来的正义，虽然洗清了他的冤屈，却再也无法填补我心中因失去父亲而留下的巨大空洞。那些曾经的痛苦、那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我多么希望父亲能看到这一天，能知道他的清白终于得到了证明，可他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与坚韧相互交织的一生。在重重困境之中，他从未低头，始终咬着牙，为了家人努力地奋斗着。他对教育事业的那份热爱，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炽热而坚定；他对家庭的责任，就像一座巍峨的大山，沉稳而可靠。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指引。

虽然父亲已经离我而去，但他的精神却如同璀璨星辰，永远闪耀在我的心中。我会永远深深地思念他，把对他的思念化作前行的动力。我要传承他的坚韧，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不屈不挠；传承他的善良，用温暖和善意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的精神在我的生命中代代延续，永不磨灭。

今天，我饱含着泪水写下这篇文章，只为怀念父亲那充满不幸、受尽非人折磨的一生，也为了铭记那段荒唐的岁月。对于那些曾经批斗父亲的人，我如今早已不再心怀怨恨。在那个“儿子可斗老子”的疯狂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也不过是被政治浪潮裹挟的可怜人，只是在响应号召、完成所谓的政治任务罢了。我理解他们的无奈，也早已放下了心中的芥蒂。写下这些回忆，我只希望那段黑暗的内乱年代永远不再重演，让这样的悲剧成为历史的尘埃，不再给任何家庭带来像我们家一样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