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我的团”132期《父辈留下的伟大遗产》

缪根山

父辈留下的伟大遗产 ——读《在父辈的旗帜下》 李延国 那些默然战斗了一生，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付出了一生，把勋章深藏箱底的父辈，更值得接受我们庄严的军礼！ ——题记 作者：李延国 一本好书是一笔财富 　　如果父辈留给我们一份遗产，我们最渴望它是什么？身份？金钱？不动产？人脉资源？古董字画？某种纪念品？ 除了物质遗产，我们是否更渴望精神的财富？ 当我阅读了《在父辈的旗帜下——第九独立团建团70周年文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部看似像“回忆录”的纪实作品，郑重地向我作出了回答：精神财富才是父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它沉甸甸、重过黄金；它像一汪清澈的源泉，源远流长。 书中的父辈们，大都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带着硝烟和战伤隐身入历史深处。是他们执着的儿女，用崇敬和爱，寻找和捡拾起历史的碎片，合力托出了这部厚重的遗产！ 　　他们不是作家和记者，不是军史编纂人，但却用最虔诚的信念、最朴实的感情，撰写了父母做为通信兵的风雨征程。 从遥远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以及和平年代投身通信部队建设的往事，他们集腋成裘，完成了四个章节、五十六个故事、三十万言的一部回忆录。 这是一份超越一切物质财富、具有深刻思想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本好书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如今，影视屏幕上不缺战争片，所有的制片人和导演，似乎都疏忽了一个对战斗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环节——通信。那年代，父辈们用线拐子铺线、收线，冒着炮火，保持指挥的畅通；用手摇的旧式电台发送命令和战况，让用兵如神的首长和奋勇无比的战士构成战场敏锐的神经。 先辈们在长征路上的战斗中、在保卫陕北根据地的鏖战中、在晋冀鲁豫抗日前线、在平型关、在血战四平、解放济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战上海、解放海南岛、进军大西南、抗美援朝等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铺设着炸不断的通信线，让电波在天空翱翔，传递着胜利。 他们战功赫赫，壮怀激烈。我虽然曾为军人，之前却对这些通信部队谱下的英雄乐章闻之甚少。 做为读者，我一边阅读，一边深深感佩此书的组织者、编撰者，他们心系我军的红色传统，以敏锐的目光看到通信兵先辈的足迹的历史价值和传承价值，抢救式地组织老通信兵的后人，珍重地用笔、用电脑将其记录下来。 　　《在父辈的旗帜下》，称得上是第九独立通信团的团史，也必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还是一部可读性极强的纪实文学作品，填补了军旅文学有关通信兵作品的空白。 先辈的儿女以文字为载体，描绘下父辈伟岸的身姿和放射着光芒的革命精神。 儿女对父辈的点点滴滴都记忆犹新，生怕遗漏下那些珍贵的历史瞬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红军时期到改革开放、从线拐子布线到卫星通讯，从马厩为舍到今日整洁的营房，从部队大院娃娃到今天的军旅后来人……我想，是后辈与父辈血脉相通的缘故吧，这部书没有概念化的叙述，文风朴实真切，庄严中透着活泼、严峻中饱含深情、敬仰中透着幽默，似乎一边回忆一边怀念，时而撒撒娇，露出儿女真性情，真真切切是一部风格独特的好书。 这部书让我收获了感动、惊喜和审美愉悦，并从中温习了熟悉的军旅情、官兵情、战友情、军民情、儿女情。更欣慰的是，我从书中看到了这些老兵的后代，血脉赓续、薪火相传，承接了父辈的精神遗产，健康地成长。 一部好书就是一道阳光，可以净化人的灵魂！ 一部好书就是一面旗帜，可以引领生命的道路！ 忠诚的道路 1954年7月27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签署了一份任命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命令干任军命字三十八号于南京——刘世仁等任职——任命刘世仁为通信独立第九团团长…… 第九独立通信团的建制，成立于1954年7月，至今整整70周年，而老一代的通信团战士身上承载着更遥远的岁月。 第一任团长刘世仁，12岁就参加陕北游击队，成为一名勇敢的小红军战士。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刘世仁被编入红一方面军。他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表现机智勇敢，不怕吃苦，被调到师直属队学习当电话守机员。从此，刘世仁的军旅生涯就和通信结下了生死之缘。 “扛着电话机，扛着电话线，架线、拉线、查线、接线、收线……那是要冒着生死危险在炮火弹雨中穿行的。” “通信兵差不多是最先占领阵地，又最后撤出战壕的人”，这句经典的总结，也是从刘世仁口中讲出来的，可见他对通信兵的岗位意义认识之深。 小小年纪的刘世仁，由于能吃苦、执行命令坚决、又善于学习，从营里的一名电话守机员，调到了团部。团首长是李天佑、杨勇、张寅初，这都是妥妥的名将啊！ 　　一个娃娃兵，就这样跟着这些名将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广阳伏击战，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一支优秀的部队，就是一座最好的学校；一名优秀的将领，就是最好的人生老师。 刘世仁接触的那些将领，都是信仰坚定、有勇有谋的革命者，无私无畏视民如母，爱兵如子。 强将手下无弱兵！ 1938年秋，刘世仁又被选调到师部电话连。后来师部将电台、电话队、通信队几个部门改编为通讯营。刘世仁以坚定的革命信仰、出色的业务能力、刻苦的学习精神被任命为副营长。 此后，他跟随罗荣桓、陈光、杨勇赶赴山东菏泽，在鲁西南平原上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其女儿刘小菊的回忆录中，提到了他参加打樊坝的战斗，那是杨勇指挥的赴鲁西南首战。 我曾和李庆华先生合作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根据地》，书中曾详细描写过杨勇率部攻打樊坝一战，所以读到刘世仁在回忆中谈及樊坝战斗，感到极其亲切。原来先辈和我相距如此亲近！ 通信兵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大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赶赴东北前线，刘世仁已成为梁兴初身边的通信科长，参加了血战四平、攻克锦州、解放沈阳等一个个恢宏的战役。 “东北民主联军”风卷残云般扫平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林、罗、刘首长指示通讯部队，要突出无线通信一个“快”字，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刘世仁和他的通信部队保障了每次战役和战斗指挥的畅通。 　　抗美援朝，刘世仁夫妇共同跨过鸭绿江，一起走上冰雪覆盖、遍地废墟的朝鲜战场。 彼时，刘世仁所在的纵队番号已改为38军，这位老通信兵亲自参与和见证了这支英雄部队与敌人的浴血奋战。 其实，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已经萌发出信息战的雏形。1950年11月27日第二次战役时，38军113师奉命直插三所里，切断美军第9军的退路，为保密部队调度，113师实行了无线电静默，全体官兵在崇山峻岭中急行军，用14小时，穿插72.5公里，提前5分钟进入阵地，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无线电静默结束，通信人员立即用三句暗语向上级指挥机关请示：“我部已达三所里；敌人企图向三所里以南撤退；请示我部任务。”14小时无线电静默，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吉凶难料，彭德怀和志愿军指挥部的将领们，寝食难安，翘首以盼！ 超乎想象的三所里大捷，使彭德怀飞笔在电报上写下了那句永载军史的经典：38军万岁！ 朝鲜战场上，敌人有着最先进的通信工具。而他们最惧怕的，反而是我们最原始的通信工具：军号、小喇叭，还有哨子，美军战史中有记载：这是一种原始的、却极有效的“神经战”。他们每每一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尖利的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哨子声，就觉得到了世界末日…… 　　“在第四次战役，汉江保卫战时，他部下一位接线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多次往返于指挥所与前沿阵地之间，电话线断了接，接了又断，由于线断得太频繁，最后备用线用尽。于是，他用牙齿咬开了线皮，两手扯着线头，不顾浑身的麻痛，用身体保持联络的畅通。不怕牺牲的通信战士太多了，不胜枚举。” “二次战役后，我112师缴获了许多咖啡，这些美国鬼子当宝贵的东西，到了我们战士嘴里成了难喝的苦药汤子，而且它还不能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在向三八线进军的路上，我们干脆就把这些咖啡洒在了银光闪闪的雪地上，当成了醒目的路标。 ”这富有画面感和诗意的描述，一定是刘世仁老兵亲口所讲，今天我们仍还能够感受到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刘世仁从朝鲜战场回国分配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师职干部，组织上安排他去通信院校任一个系主任，或以师级身份去野战军当个政治部副主任或通信部副部长，他婉然拒绝，说自己没什么文化，还是在一线带兵吧！最终接受陈毅任命，到第9独立通信团担任了首任团长！ 直面鲜血，直面牺牲，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祖国，已经成为刘世仁的生活方式，他的青春岁月贯穿于整个战争年代。和平年代，他的所作所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刘世仁从12岁参军，走的是一条忠诚的道路！ 　　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党、忠诚于民族的解放事业。 书中的父辈们，大都是放牛娃、放羊娃、小马倌、小长工出身。他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不当亡国奴，挣脱身上的绳索，寻找活路和希望。这些苦娃娃是最早的觉醒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在小小的年纪就承担起民族的苦难和抗争的使命！ 第九独立团的继任团长刘瑞，16岁参军，他所在的连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所在的连队。在这条忠诚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气吞山河、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当年刘瑞所在部队和冀中平原人民血肉相连，与日寇打起了“地道战”，用“能藏、能防、能打”的地下工事，打得日伪军狼狈不堪。 在抗战中后期，刘瑞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电话队电话员、总机班长、电话排长、军区司令部通信股长、20兵团通信营副营长，出生入死，在战斗中成长。入朝作战，他用职责保障了“打不断的通信线”，“用血肉之躯战胜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及其联合国仆从军，打出了军威、国威”。 从一个农村苦娃子，在战场上历经14年血与火的考验，战功赫赫。后定居济南七里河营房后，刘瑞提议让孩子到就近的农村小学就读，村小学十分简陋，教师是村中有些文化的农民。家人想让孩子们到附近更好的学校就读。刘瑞说：怎么？老百姓的孩子能上的学校咱就不能上？我小时候想上学还不能上呢！ 和平年代，这位老通信兵仍未偏离忠诚的道路！ 　　1947年3月，17岁正在上初中的董瑞锷，闻听解放军路过村庄，他立即从学校赶回，报名参军，成为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的一名战士。 董家是烈士之家，董瑞锷的三哥参加抗日武装，牺牲时才20岁，五哥1945年参加八路军，牺牲时不到17岁。董瑞锷参军临走时，奶奶喊着他的乳名：“本儿，把这个带上。”奶奶撑着病弱的身体从炕上爬起来，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块银元，一块棉布手巾，还有一支钢笔，这是五哥牺牲后的遗物，董瑞锷接过来，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当时国共在胶东进行拉锯战，势不两立，生死博弈。就在董瑞锷参军后的那个夏天，国民党整编师第八师师长李弥（后任国民党第13兵团中将司令），率部住进庄里，李弥也真是个人物，明明知道董家是共军家属，却偏要住进这座四合院里。晚饭后，专门找奶奶聊家常，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三个儿子都参加八路，为什么不参加国军？”奶奶回答很干脆：“我两个儿子都参加抗日，结果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国民党的暗杀中，我还能把儿子交给你们？” 李弥这位抗日名将，听罢奶奶的话，一脸无奈。 通信团老兵许宗才，也是一个农村苦娃娃，16岁从军，身上有日本鬼子留下的七处伤疤，最大的一块伤疤是在左上臂的炮弹伤，由肩下一直延伸到肘关节以上。伤疤覆盖着畸形的骨骼，没有了肌肉组织，手腕和腿上是日本鬼子三八大盖留下的贯通伤。 他的每一块伤疤，都是一枚闪光的勋章。 但是，他的儿女很少听他讲每一次负伤的具体细节。 　　他是一个把勋章深埋在心底的战士！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入伍所在的连队仅存三人——副连长、卫生员、许宗才。 许宗才把上百次的生死搏杀深埋心底，只给儿子和两个女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他所在的连队在消灭了一群鬼子后，被来增援的鬼子打散了，他的手腕被三八大盖的子弹击穿，血流不止，他自己做了简单的包扎，撤退进一个村里。 他躲进一个婶婶家，当婶婶得知他18岁时，亲热的说自己的儿子也18岁，也参加了八路军。 此时街上传来马鸣和枪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让婶婶藏在柴禾垛后，他自己就藏在灶间的一个墙后。 刺耳又沉闷的皮鞋声踏进院子里，许宗才拿出一颗手榴弹，拧开盖，拉出套环，用受伤的手紧握着，伤口的血顺着手榴弹滴到地上，另一只手握着上了刺刀的枪。 两个鬼子向屋里走来，却忽然停下脚步，蹲下抽起烟来，嘀哩咕噜的说着什么。 许宗才当时做出两种选择，一、冲出去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是柴禾垛后的婶婶就会被鬼子发现，那样婶婶18岁的儿子就没有了娘；第二、等鬼子走进灶间，拉响手榴弹…… 他选择了后者。 最后，两个鬼子忽然哇啦了几句，站起来出了门，街上的喧嚣也在散去。 　　许宗才平静地讲完这段经历，对儿女没有多加“教诲”，只是淡淡地说： “那两个鬼子进院是为了找门板，幸亏婶婶家的门板早就没有了，要不，就没有我，也没有你们了。” 这是一个父辈身上7个伤疤浓缩出来的故事，也许他再健谈一些，他的儿子许支平（本书撰稿人之一），会为我们呈现更多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气象。 在那个风云多变的年代，无数工农劳苦大众的青少年，义无反顾地纷纷选择了这条艰难而曲折的、忠诚的道路。 又一位少年英杰，在这条道路上打马而来。 他会放马，会骑马，是我军一名年轻的骑兵。 他是九团通信老战士赵彦，12岁就成了一名小长工，给地主家放马为生，他没有名字，人们都喊他“小马倌”。一次放马时，马匹受惊，踩了地主家的西瓜地，地主用马鞭抽打他，不给他饭吃。 正在这时，一支东北抗联的队伍从村里路过，“小马倌”就像铁屑遇到磁石一样直接跟着队伍走了。 队伍走出很远，带兵人才发现后面跟了一个“村娃”，嫌他年龄太小，劝他回家，他说受不了老财的打骂，死也要跟着队伍。 连长得知他是个“小马倌”，会骑马，还识字，就向上级反映，正好抗联有个骑兵连，他就幸运地被安排到骑兵连当了通信员。 他和队伍互相选择、互相接纳，合力书写人生和民族的传奇。 　　骑兵连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马倌。” “这不是正式名字，我给你起个正式名字吧……你姓赵，就叫赵彦吧，希望你长大容貌俊彦，能逢凶化吉。” 赵彦在部队里真格成长得少年英俊，1943年冬天，是东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岁月。赵彦身背小马枪，手挥银光闪闪的马刀，和他的骑兵部队在通北的林海雪原上，送情报、打伏击战，一次又一次的厮杀！ 祖国母亲把责任给了他，把力量给了他，把青春的热血给了他！ 他把热血还给了母亲！ 在一次追击日寇的战斗中，部队不幸中了敌人的埋伏，日寇的炮弹如雨，当增援部队赶到时，赵彦已倒在血泊中。当时的苏联是抗联队伍的大后方，抗联首长指示：凡是还有心跳的伤员，立刻转移到苏联境内的红军医院救治。 赵彦头部被弹片击中，昏迷不醒。同时转移的伤员大多牺牲在路上。而赵彦心脏的跳动，一直坚持到达苏联红军医院。 弹片被取出，赵彦却昏迷了3个月之久。英勇的小骑兵，是昼夜鏖战太累，要好好地睡一觉吗？ 他终于醒来了。伤口刚刚愈合，赵彦就强烈要求归队打日寇。 此时，国内传来指示，要留下有文化的战士在苏联学习技术、技能，赵彦被留下学习驾驶汽车。 　　这是我党对军队长远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 赵彦的坐骑变成了汽车。 回国后，赵彦心心念念的那支骑兵部队，全体官兵都已壮烈阵亡，把生命献给了那片黑土地。 赵彦跟随新的抗联部队，与日寇的灭亡做着最后的战斗。 日本投降后，赵彦成为第四野战军的一名汽车兵，驾驶着缴获自“国军”的美式卡车，投入到解放大东北的恢宏战役中。 赵彦熟练地驾车运兵员、运火炮、运弹药、运粮草、运伤员，夜以继日。夺四平、打锦州、打沈阳，我军万炮齐发，硝烟升腾。敌人节节败退和溃散，我军红色的军旗插上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赵彦的青春就在军旗上骄傲地飘扬！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了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村，迁入北平。 同年3月25日，毛主席在西苑机场阅兵，检阅了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功勋部队。 “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和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一个摩托化团以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和连以上干部，在北京西苑机场接受毛主席和军委首长的检阅。 赵彦的汽车团在西苑机场附近担负警卫任务，当他听到受阅部队雷鸣般的呼声、看到照明弹冉冉升起，深深感受到了革命事业的壮丽和光荣。 　　从西苑机场出发，他驱车南下，参加了解放两广、解放海南岛、抗法援越、域外作战。直至抗美援朝，冒着敌机的空袭，驾车运送弹药，成为“炸不烂的运输线”上的一节钢铁链环，并且，他又一次与死神拥抱、经历了死而复生—— 一次向前线运输弹药途中，敌人的飞机向运输队投掷凝固汽油弹，击中了一辆卡车，车上全是弹药，如果爆炸，不仅会引爆前后车辆，还会毁掉整条运输线。 赵彦毫不犹豫地跳上了正在燃烧的汽车，驾车向山顶冲去，驾驶室如同火海，赵彦的衣服和皮肉开始燃烧，他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把汽车开到山顶，竟发现前面是一处断崖…… 他一踩油门，决然的冲了下去…… 这是何等壮烈的一幕！ 忠诚的道路，也是为了革命事业随时甘愿奉献生命的道路！ 赵彦在志愿军医院醒来了。他经历了什么？ 当时山下的战友看到了那壮烈的一幕，立即通知护理部队，同时找到当地朝鲜游击队，动员当地老乡搜寻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山坡的一棵松树上，发现了昏迷着的赵彦…… 这是一个值得写进革命史诗的故事。 当年通信团的老兵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壮举。但是，他们像一座座沉默的丰碑，鲜少提及峥嵘岁月中的光辉往事。 和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儿女们，在和他们的几十年的相处中，偶尔窥见了他们生命的秘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踩出的那条忠诚的道路，他（她）们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他们的儿女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战士，循着他们的道路，完美自己的人生。 我们也会成为父辈 　　今天，父辈们伟岸的身影已成为诗和远方。 不，他们的战史和灵魂已凝为鲜红的旗帜，永远飘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里。 战争离不开通信，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今天我军的成长和强大，我们触摸到一条不息的脉冲——电话兵、电话班、通信排、通信营、通信团，直至今天拥有了由卫星和现代科技装备支撑的通信旅。 通信旅的诞生，是我军建设和作战方式的伟大变革！是老一辈踩出的忠诚道路的延伸！ 一代又一代通信指战员，前赴后继，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打造出军队通信的大动脉，它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简陋到现代化。这条动脉通达了胜利，而胜利壮大了国力和军力，通信旅应时而生！ 人类已进入AI时代，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正发生着改变。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警示人类：战争方式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信息化和先进的通信方式已成为战争胜负的核心关键。 不论战争方式如何演变，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人。 父辈用鲜血和生命凝聚的旗帜，会永远飘扬在大地与天空之间。 　　老一代通信兵已经把遗嘱和忠诚留在了《在父辈旗帜下》的书中。 他们的子女和通信部队的后来人，在完成训练任务的休憩片刻，打开书页，倾听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父辈对敌人发出的最后吼声；沿着父辈带血的脚印，去寻找他们当兵的初心；沿着父辈铺下的线路，去确认他们人生信仰的路线！ 尽管父辈隐藏了军功章、立功奖状，但是他们的儿女仍用笔、用电脑，尽力描绘下他们军魂的模样，并且真切地在每一篇回忆录结尾，都留下无尽的感念和继往开来的誓言！ 父辈在他们身上复活了！ 回忆即是重逢、书写即是传承。 他们用炽热的情感书写回忆录时，就是一种与父辈往事的相逢。他们用写作复活了属于军人家庭的血缘之爱。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届老师。 看看书中那些诱人的小题目吧—— 《父亲是兵我也是兵》、《战争烽火中的父亲》、《父亲的从军岁月》、《我的老兵父亲》、《听父亲讲通信兵的故事》、《我记忆中的父亲》、《脱下的是军装，铸就的是军魂》、《父亲的教诲》、《老兵父亲和我》、《父辈精神伴我从军成长》、《老兵家风，传承有我》《九团大院的日子》…… 我肯定地说，打开书页，随意走进每个小题目，都会和爱相遇。 　　《母女通信兵》里会讲些什么呢？是否枯燥或有趣？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电键，上面连着一条电线，我常常拖着它的电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想象着它是一只船，在大海里游来游去，它是怎么来的，我一无所知。 有一天，我家前排房子搬进很多机器设备，有的叔叔坐在桌子前，敲着像我拖着玩儿的那个键，发出滴滴嗒嗒的声响。 母亲盯着哥哥写作业的晚上，哥哥削铅笔很笨拙，母亲对他说：“把铅笔给我，你也学着点儿。”只见铅笔在母亲手里轻松的转动着，木屑小花瓣一样纷纷飘落，最后铅笔芯不长不短，粗细匀称，非常好看。 我奇怪地问：“妈妈，你怎么会削铅笔呢？” 母亲说：“当报务兵，必须得会削铅笔。” 我只见过母亲穿军装的照片，不知道她当过报务兵。 正在这时，前排房子的“滴答”声又响起来了，母亲听了后脸上露出兴奋，跟哥哥要了一张纸，低声说：“都别出声。” 她似乎回到了战争年代，一边听着“滴答”声，一边用铅笔飞快的在纸上写下阿拉伯数字，四个一组。排列工整，一直到“滴答”声停止，妈妈才放下了笔。拿起写满数字的纸，像跳舞一样开心的原地转了一圈，我扯着她的手腕，“我看看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刚才那些叔叔发的报啊！”之后又说：“他们是新兵培训，不保密的。” 忽然，她对哥哥和我严肃地说：“以后你们要离前排那些训练的叔叔远一些，听到了吗？” 女娃的妈妈16岁参加八路军，曾是军中一名出色的报务兵。那时候的发报机需要两个人用手摇着，无怪三个孩子听父母聊天，经常提到“有线”、“无线”。 终于有一天，这个叫许超的女娃，得知了母亲自认为很平常的一件往事—— 一次战役中，母亲随电台配属在一个作战单位，部队正冒雨和敌人作战。当电台接到上级一份电报时，指挥部随着部队进攻，前移至村外一片很远的树林里。 一封电报，决定着战机、决定着战斗的胜负。 不等电台撤离，母亲怀揣电报，毅然独自向指挥部奔去，大雨滂沱，炮弹在周围爆炸，流弹纷飞，脚下无路，不到20岁的母亲沿着指挥部人员踏出的泥泞艰难地跑着，最后终于将一份极其重要的电报交给指挥部首长，报文丝毫无损…… 父母对自己战争经历的讲述，是零碎的、是无意间的、是平平常常的，对我，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他们困苦的经历和遭受的磨难，哪一件都令我为之心疼和难过。 有时我拷问自己：如果我是他们，也处在他们的战斗经历中，我能做到像他们那样吗？ 想想父亲身上的战伤和母亲不足20岁，奔跑于炮火纷飞的战场，我真心认为他们就是我最大的骄傲。 　　母亲在49岁那年病故了，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在部队荣立二等功的证书和几支铅笔。 妈妈给三个子女留下了军魂。 几年后，我和母亲一样，也在16岁穿上了军装，并成为一名报务兵。在“培训班”，同年战友因为削不好铅笔苦恼时，教员拿起我削好的铅笔，在全体学员面前展示表扬，那是在赞扬我的母亲…… 对越作战开始了。由队长带队，我们进入大山深处灯火辉煌的作战指挥中心，端坐在一尘不染的工作台前值守，随时准备用电波向前线发出战斗命令。一瞬间，热泪从心中涌上眼眶，“妈妈，你的女儿也是一名人民军队的报务兵了……” 军人，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中最具有血性的力量，他们是民族和国家精神的代表，他们最先把这种气质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先辈们的家庭，许多是“战友”式的组合，如前面讲过的许超父母、老兵温骥连夫妇、还有书中两位作者许支平、许丽凌的父母等，数也数不过来。 许支平、许丽凌的父亲叫许宗才，就是打日本鬼子身上留下七处伤疤的那位狠人，夫妇生有一儿一女。 这个家庭是有线和无线的“结合体”。 两个孩子从小就常听到爸爸妈妈拌嘴： 妈妈说：“你们有线是跑断腿……” 爸爸说：“你们无线，费眼费脑又费手，还费耳朵呢。” 　　妈妈毫不客气地怼爸爸：“我们无线是一字一码，胜过千军万马。虽然不和敌人短兵相接，在解放战争中却用滴滴嗒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命令和战场变化。解放战争中，功不可没。” 爸爸说：“你再怎么说，战场上交战最激烈、推进最快的地方，是通信兵最忙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我们扛着线拐子在战场上飞奔，没处躲没处藏，躲避着敌人火力的杀伤，绝对靠的是机智、勇敢和灵活。当线路被敌人炸断，我们得用自己的身体当导体，连接线路，保障战场通信。有线通信兵军事素质和战场生存能力是超强……” 妈妈看着爸爸身上的伤疤，心疼，不辩了。 儿子许支平，从小聪明伶俐，（但也有点小淘气），被两位老通信兵的豪气熏染，15岁就吵着要去当兵。 当兵？答应你！ “一个上午，父亲用一辆嘎斯69吉普车，把我送到了军区招待三所，交给一个叫徐股长的军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对我说：“你要听徐叔叔的话。”然后这个在战场上血液流干过几次的老爸，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大门。 父亲的身影消失时，我感到巨大的孤独，陌生的一切和不能预知的未来，还有必须自己掌握的命运、以及必须承担的责任，随着父亲的离开，像座大山似的倒向自己。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应对眼前这一切的准备。生活忽然出现的改变让我茫然地站在招待所的院子里，对着父亲消失的大门发愣。 我深深的后悔吵着闹着要当兵。 从父亲上车关上车门的那一刻，父亲就把他对我行为负责的那条线果决的割断了。我突然想不顾一切的跑去追赶父亲的车，我要跟他回家，回到亲人呵护和依赖的生活中…… 徐股长帮我擦了眼泪，把我带到餐厅，来来回回为我打来饭菜，我羞涩的说了句：“谢谢徐叔……” “现在你还可以叫我叔叔，晚上到了部队就不能这样叫了。你和我一样，都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这带着童心童趣的叙述深深的吸引了我，真实、亲切、生动。书页上印着他刚穿上军装，戴着领章、帽徽，一副“娃娃兵”样子的照片，童真喜人。 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父辈送别时的果决和严峻。 父辈打出了和平年代，他们的孩子生活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生活中，同是15岁，他们不再会去当“小羊倌”、“小牛倌”、“小马倌”、“小长工”，不再受暴虐的鞭打和饥饿，不会再遇到路过的穷人武装队伍，义无反顾地带着苦难的童年跟上去…… 如今他们的童年有爱的呵护，有部队大院和自家的住房，丰衣足食，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读书。他们走后家里留下成堆的图画书、乐高、积木、电动坦克、会闪光的冲锋枪等各种玩具，他们的成长环境和父辈有着天壤之别。 　　从军路上没有硝烟和纷飞的炮火，他们怎样长大？ 许支平和另外几个同龄人乘火车抵达一个团部招待所，等待着胶东新兵到齐后开始集训。 看到大院里有个篮球场，几个未穿军装的小兵顿时忘了“乡愁”，想打篮球，为找篮球，竟然走进了团部大楼，并且走进了团长办公室。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坐的是团长，他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军人，带着微笑让他们坐在沙发上，并且一个个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聊天聊的很开心，许支平看到书柜里立着迫击炮模型，便毫无顾忌地去搬出来摆弄着。 篮球的事情已不重要。 “你是后勤处长吧？能不能马上给我们发军装？” 中年军人微笑着：“好，我这个‘后勤处长’马上就给你们发军装。” 他喊来了徐股长，对他说：“给小兵们发军装吧。” 徐股长说：“他们穿3号军装都大，仓库里没有他们这么小的冬装，等胶东的新兵到了，让他们跟着在新兵连发吧。” “胶东兵什么时候到？” “还有三天。” “仓库里有他们能穿的夏装吗？” “有。” “那就给他们发夏装。” 几个娃娃兵高兴坏了：“连领章帽徽一块发给我们吧！” 　　“后勤处长”对徐股长说：“一块发，一块儿发吧！” 三天后，胶东新兵抵达，三个“娃娃兵”正式走入军营。 三个月的严格训练结束，许支平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炮兵连。他的武器，正是团长书柜里的那种八二迫击炮。 半年后，许支平被调回团部当通信员。 他第一次在司令部值班，团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欣赏地打量着他：“长高了！炮连对你反映不错。” 接着，团长打开书柜： “你过来，再抱抱这个炮。” “九个月前，我第一次抱它时，只觉得好玩儿。现在我再次抱起它，却觉得它不是冰凉的金属，它有军人赋予它的灵魂，它不是模型，它象征着军人的责任和重托，半年来真枪实弹的磨砺，让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随意摆弄它，我庄重地抱紧它，像抱紧军人的使命。 团长微笑着对我说：“说说吧，是不是和你第一次抱它时不一样了？” 许支平一个立正：“是，团长，轻了。可是更有分量了！” 团长说：“觉得有分量，没白在下面待这半年，你也成熟了不少，好好干，干不好，我要找到你父亲那里去，记住了吗？” 我走出团长办公室，眼眶有些湿润。回头一看，团长正站在门口，手里夹着烟，在冲我笑。 　　 这是一代又一代父辈对后辈的微笑，请孩子们把这微笑留下，并一代代传递下去。 《在父辈的旗帜下》一书中，每一个父辈和他的儿女的故事都很动人，我一边阅读，一边恨不得全部把它们抄录下来。 温骥连和女儿温暖、温云雷的故事、王志成和儿子海涛、海波、海澎、海湧的故事、徐俊礼和女儿徐红艳的故事……我已经抄袭了很多，在抄袭当中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力量，随着书中那些栩栩如生的描述，我仿佛在耄耋之年又重新回到了军旅之中，闻听那熟悉的军号声，威武雄壮走着队列的脚步声，操作着152加农榴弹炮，听着炮弹在遥远的靶场发出雷鸣般的声响。 《在父辈旗帜下》，将带着通信旅历史的声响，伴随着强军之路，走向遥远的未来，走向胜利！ 2024年9月7日于深圳 作者：李延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