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赤脚医生峥嵘岁月》

董其庆

1965 年 8 月，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我成功考取了山海关三中，得以奔赴城里开启求学之路。那个年代，“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深深扎根在大家心间，对于农村孩子来讲，读书无疑是改写人生境遇的唯一曙光，我心中满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怎奈天有不测风云，1966 年 6 月，“文革”风暴骤起，学校被迫停课投身“革命”，局势瞬间风云变幻。时光辗转来到 1968 年 10 月，学校无奈执行政策，要求学生毕业，学业就此中断。年仅 17 岁的我，只能挥别同窗挚友，带着满心的迷茫与无措，懵懵懂懂地踏上归乡之路，人生的航向自此被彻底改写。

很快，我便投身进生产队繁重又艰辛的活儿里。当时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田间诸事全凭一双手。拔麦子时，麦芒扎得手掌生疼；插稻秧呢，长时间弯着腰，累得都直不起来；三伏天给玉米锄地，大汗淋漓，玉米叶子把脖子划出一道道伤痕；刨地虎口震得发麻；脱坯、搭炕，工序复杂，稍有不慎，一天功夫就白费了；起猪圈粪，那臭味熏得人喘不过气。一天农活干完，还得火急火燎奔向自留地接着忙，常常到晚上 8 点，夜幕深沉了，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家，腰酸腿痛。可在那个特殊年代，除了咬牙坚持，又能怎样呢？

然而，命运悄然转折。劳动一年后，鉴于我初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有点文化的“知识青年”，加之平常勤奋好学，从小就懂中草药知识，大队书记便决定送我学医，学成回来当赤脚医生。

这赤脚医生，可不是望文生义的不穿鞋的医生，他们深植乡土，脚踏实地，和乡亲们紧紧相依。百姓稍有身体不适，他们就能火速赶到，就像家家户户备用的“小药箱”。虽说面对疑难重症有些力不从心，可应付日常的头疼脑热、腹痛腹泻，却恰似及时雨，解人燃眉之急，是那个时代弥补农村医疗空白的中坚力量。

1969 年 12 月，我有幸获得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的宝贵机会，与长城公社的 11 位伙伴一同参训，至今我还记得有三道关大队的历芬、贺家楼大队的刘庆海、北窑河大队的赵起等同行者。

培训时，我们住在山海关医院，接着被安排到注射室、换药室、病房以及针灸室轮岗实习。每天下午，由经验老到的大夫、护士长传授操作技能与简单的解剖生理知识。那时，输液还不常见，多是注射给药，用的是玻璃注射器。教我打针的陶护士长特别耐心，传授臀部注射要点，得精准把臀部分成四等份，在外上四分之一处进针，还强调打针要“三快一慢”：进针、拔针快，推药慢。我头一回打针，紧张得两手直抖，用力过猛，针头全扎进去了，护士长忙提醒留三分之一针头在外，再慢慢推药。打完针，我大汗淋漓，心底却涌起初次成功的喜悦。在后续日子里，我每天差不多要给 20 ～ 30 人打针，只是偶尔扎浅了，肌肉注射变成皮下注射，药液刺激性强，患者就喊疼，所以关键得手腕稳，一次进针到位。不能进针时过浅，又往下按一次，这相当于二次注射。经过反复练习，我的操作越来越熟练，患者也都夸我打针不疼。打针疼不疼，和进针、拔针速度以及药液性质有关，像青霉素钾盐肌肉注射，患者常喊疼，我们就提前告知。

皮内注射堪称一道棘手难题，它要求医护人员手法精细入微，务必精准地将药液注入表皮与真皮之间的狭小间隙。操作时，通常选用蓝心注射器搭配 5 号针头，主要用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的过敏试验。推注药液时，要形成黄豆粒般大小的皮丘，这其中分寸极难拿捏，扎浅了药液容易溢出，扎深了又会打入皮下，导致试验失败。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我日夜钻研，反复练习，历经无数次尝试，终于熟练掌握了技巧。

相较而言，皮下注射就没那么复杂了。一般多选择在上肢三角肌下方进针，常用于接种防疫针。不过，这也容不得半点马虎。

另外，观察皮试结果同样是个技术活，准确判断皮试呈阳性还是阴性，直接关系到后续的用药安全，必须全神贯注，反复查看、比对，直至能精准判定。

在换药室中，碘酒、酒精、双氧水、紫药水，还有被大家亲昵称作“二百二”的红汞，以及黄纱条等，皆是日常频繁使用的药品。老师曾多次神色凝重、言辞恳切地叮嘱我们，用碘酒完成消毒步骤后，千万不能接着使用红汞，只因这二者一旦接触，便会化学反应生成有毒的碘化汞。

换药室一直以来都把无菌操作当成金科玉律，我们为了娴熟驾驭各项技能，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地练习包扎手法、钻研撕胶布的窍门，还有精心打磨伤口的处理流程。碰到较为简单的伤口时，老师特别有魄力，放心地让我去尝试缝合。那时候医护岗位的分工远不像现在这么精细明确，换药室的护士同样承担着缝合伤口的重担，并且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之下，护士转行成为医生也是被认可的事儿。

去病房查房时，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庄重感。我们个个身姿挺拔，神色凝重，小心翼翼地将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像虔诚的信徒紧紧追随着敬仰的导师一般，亦步亦趋跟在大夫身后。

起初接触听诊，真让人一头雾水，心脏的跳动声、呼吸的气息声在听诊器里混作一团，根本无从下手分辨。好在随着时间推移，听得越来越多，练习得愈发频繁，慢慢地，竟也能捕捉到哮鸣音那尖锐似哨的呼啸，还有干湿性啰音或清脆、或沉闷的独特韵律，成就感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我们学习血压计使用方法。那会儿，医院里普遍用的是汞血压计，操作起来可真不简单。初次上手，紧张得手都有点发抖，听那血压搏动的第一声时，耳朵里总是乱糟糟一片，怎么都捕捉不到准确的起始信号；到了最后，要精准判断声音消失的那一刻，更是难上加难，不是早了就是晚了，反复折腾。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练习，终于驯服了这台小小的仪器，能精准又自信地测量血压了。除此之外，测体温、数脉搏这些看似基础却又至关重要的操作，也在一次次实践中被我们打磨得炉火纯青。在外科病房里，大家更是鼓足了劲儿学习，给男性病人导尿、灌肠这类技术活，也逐渐被我们掌握，操作起来越发得心应手。

我们还依次轮流奔赴针灸室，开启为期10天的学习之旅。在那里，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小觑，消毒的步骤必须严谨细致，进针的角度、深度关乎疗效，提气的手法更是蕴含着中医的精妙门道，大家都全神贯注，将这些关键要领牢牢记在心底。对于合谷、足三里、太阳、内关等这些中医临床上的常用穴位，从它们各自的位置、主治病症，到具体的针刺手法，我们都摸得一清二楚，除了胸部及重要部位不敢扎外，其它穴位运用起来也越来越娴熟。

就这样，在山海关医院扎扎实实沉淀了三个月，打针、针灸、换药、导尿、灌肠等一系列医疗技能，我们已然基本掌握，就像手握了一把把治病救人的利器。不仅如此，对于安痛定、百尔定、氨乃近、阿托品、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复方阿斯匹林（APC）等常见药物，无论是它们的功效主治、适用症状，还是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我们都了如指掌，心里有了底。当时，口服药因其服用方便等诸多优势，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颇为广泛，我们对各类口服药的特性与使用规范也格外留心，力求为患者提供最精准的用药指导。

培训结束回到大队，正赶上市卫生局要求每个大队建立合作医疗室。我们回马寨村有一千二百人，通过个人、生产队、大队各出一元，筹集三千六百元合作医疗基金，这在当时是笔不小资金。大队腾出一间房，摆上办公桌、储药柜、换药厨、一张诊断床、消毒高压锅，再购买一张视力表。我和董宝华、马文娥、马桂云、陈平五位赤脚医生齐聚于此，门上写着回马寨大队合作医疗室，我既是负责人统筹全局，又当赤脚医生治病救人，还兼任会计精打细算，更得去医药公司进药、合理分配。当时合作医疗看病只收五分钱手续费，取药时要在处方上盖户主印章。那时疾病种类多是头疼脑热、咳嗽、气管炎、感冒发烧、胃肠疾病、关节痛、皮肤病、蛔虫感染等常见病，还有肺结核、精神分裂症、疟疾等疾病。而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癌症等极其少见。

那时候，注射器都是玻璃材质的，每次用完，大家就赶紧清洗、冲刷针头，再用高压锅消毒，反复使用，毕竟每人的诊包顶多只能备 4 - 5 个，实在不够了，就用开水冲洗后接着用。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脚不沾地，忙得连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都没有，夜里还时常得出诊一两次。医疗条件很是简陋，技术水平有限，可我们个个都是全科大夫，依靠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计诊断疾病。不管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还是眼耳鼻喉科的病症，全都能看，打针、换药、灌肠、导尿等操作也不在话下，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就医带来了便利。

20 世纪 70 年代初，药品稀缺，医药公司对抢手紧俏的药物只能限量供应。就拿我们合作医疗室来说，每月仅能分到约二百支二十万单位的青霉素，平均分给五个人后，没几天个人手头的药便所剩无几。

那时，磺胺类与呋喃类药是临床常用抗菌药，复方新诺明更是我们抗菌消炎的首选。药品按进价记账，给患者看病只收五分钱手续费，每月底清点剩余药品，将手续费上交，纳入合作医疗基金，如此循环，保障医疗持续运转。

药品种类有限，日常行医只能在现有资源里想办法帮乡亲们解决病痛。俗话说“扎针拔罐，不好去一半”，碰上一般的腰痛、肌肉酸痛，我就用针灸、拔火罐来治，效果通常不错。面对肩周炎、腰疼患者，巧用针灸，从条口透承山等穴位进针，不少肩周炎患者肩部当即就能松快许多。遇到牙疼的，用山间采来徐长卿回来熬水，止痛迅速；或是用普鲁卡因精准注射合谷穴，疼痛立马消除。扁桃体炎患者，用三棱针在少商穴针刺出血，再吃一片四环素就能治愈。

我用土方验方治疗疾病，曾有位女患者得了乳腺炎，我手头没青霉素了，便用传统中药瓜蒌，让她内服加外敷，仅三天就病痛全消；把冰硼散和凡士林混合，治疗早期带状疱疹效果也很好。

孩子怕打针，用氨乃近注射液滴鼻来解热，家长们颇为认可。碰上发热病人，常用百尔定或安痛定，要是高烧不退，在安痛定里加少量地塞米松，病情往往就能好转。

1971年 3月，因我医疗工作出色，我被借用到长城公社卫生所仨月，结识了山海关人民医院的徐云程、杜大夫，每日跟着老师学，不懂就问，收获颇丰。同年 6 月，前往九门口东贺庄参加该院下乡医疗队成果交流会。

那些年，天刚破晓，我便沿着蜿蜒乡道疾行，为急症患者送医送药；骄阳似火，暑气灼人，依旧穿梭村落，帮乡亲解困；夜幕低垂，哪怕山路崎岖、摸黑赶路，只要乡亲一声呼喊，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奔赴，守护大家健康的决心从未改变。

当时，由于药品匮乏，我们推行“三土四自”模式办合作医疗。大队北面那座大山简直就是天然的药材库，丹参、地黄、苍术、玉珠、黄芩、黄柏等中草药应有尽有。我们时常进山采药，把山葡萄秧加工成山葡萄酊，用来治疗胃痛、腹痛，疗效立竿见影。采来的中草药制成饮片后，一部分留作自用，大部分卖给医药公司，以此补充资金。还在合作医疗室旁边开垦出一块地，专门移植各类中草药，方便社员们认识。我们把采来的中草药精心制成标本，长城公社诊所的董大夫帮忙撰写说明，然后挂在合作医疗室外展览。山海关区卫生局听闻此事后，在回马寨小学组织召开了合作医疗现场交流会，各公社卫生所都争先前来观摩学习。后来，南海大队以及滦县部队卫生所还专门到村里驻留一周采药，我带着他们上山挖掘中草药。1971年6月份我参加秦皇岛市卫生局召开的合作医疗经验交流会，并在大会上发言。会后随同卫生局人员一起考察驻操营董家口大队合作医疗。

1971年夏，细雨如丝，山里大队的萧山高有发的弟弟心急如焚地冲进合作医疗室求救。他眼眶泛红，声音颤抖地说道，他哥和嫂子起了激烈争执，嫂子一怒之下，竟喝下了农药对硫磷，也就是老乡们常说的“1605”。

我心头一紧，丝毫不敢耽搁，迅速备好抢救要用的药品，将诊包稳稳背在肩上，拔腿就往他家赶。一路上，雨水混着汗水打湿了衣衫，山路崎岖泥泞，又要爬山又得过河，我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跋涉了一个半小时，才终于赶到他家。

高有发自己身为赤脚医生，事发后已经争分夺秒地给病人洗了胃，也注射了大剂量的阿托品，可病人的肌肉震颤依旧十分严重。我顾不上喘口气，立刻上前，精准地给病人注射了解磷定。片刻之后，奇迹出现了，病人的肌肉震颤渐渐消失。我守在床边，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密切观察了整整 4 个小时。所幸，病人的情况慢慢好转，最终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高有发的父母激动得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连连道谢，一直把我送出山口。

然而，行医之路哪能一帆风顺。有一回出诊，夜深得浓稠如墨，我在睡梦中猛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穿好衣服，匆匆奔赴患者家中，一瞧，患者烧得满脸通红，体温计显示高烧 40.5 度，家属们围在一旁，急得眼眶泛红，眼睛里满是无助与焦灼。我心瞬间揪紧，心急火燎之下，不假思索地拿起注射器，给患者注射了两支安乃近。

仅仅 15 分钟过去，患者的体温竟如失控的电梯般急剧下降，可还没等我松口气，新的状况出现了：患者大汗淋漓，整个人虚脱无力，软绵绵地瘫倒在床上。我脑袋“嗡”的一声，顿时慌了手脚，六神无主之际，赶忙叫上邻居套好大马车，心急如焚地将患者送往山海关医院。

在急诊室里，经验丰富的徐大夫神色凝重地走过来，询问用药情况。我低着头，忐忑不安地如实回答。徐大夫微微皱眉，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却又语重心长地说：“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安乃近药效迅猛，你一下子用这么大剂量，病人不虚脱才怪。不过别太慌张，补点液很快就会恢复，往后遇到高烧患者，用药千万得慎重，马虎不得啊。”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宛如一记响亮的警钟在我耳畔敲响，让我刻骨铭心，也让我从此深知，面对高烧患者用药时，必须慎之又慎，容不得半点草率。

那时候，我们紧守“能治则治，难治速转”的准则，全心全意帮乡亲们解决病痛难题。合作医疗有项暖心规定，患者住院花销超出二十元的部分，可报销百分之八十，极大减轻了乡亲们的就医压力，大家齐心协力，凭双手为乡亲们铸就抵御病魔的坚固屏障。

回首过往行医岁月，困难挑战接连不断。曾有位惊慌失措的女患者冲进合作医疗室，着急大喊，说脚背上扎了针还折断了，断针已没入肉里。我依经验迅速准备开刀取针，手术刀划开皮肤后，我瞪大双眼、全神贯注在伤口翻找，汗珠不断从额头滚落，心急如焚，可那针头像故意躲猫猫，怎么也寻不见。旁人提醒：“针扎进肌肉会移动。”我才如梦初醒，半小时过去仍毫无头绪，只能赶紧把患者送往山海关医院。

一位进修的解放军军医接手，一番查看后重新开刀寻觅，忙得焦头烂额，结果还是两手空空。这时主任赶来，见状怒责：“你们俩怎么搞的，做两次手术都取不出来！”接着又解释：“这种情况，单靠常规手术根本不行。”说罢，他带病人进 X 光室，借助影像，断针终于现身。主任眼疾手快，用止血钳稳稳夹出断针。

经此波折，我感触颇深，专业知识如同黑夜里的启明星，为我们照亮征途；临床经验恰似精准的指南针，引领前行航向；过往挫折则是奋进路上的助推器，时刻督促我在日后行医时，更加热切地追逐知识、紧抓学习契机，只为让乡亲们少受病痛折磨，享受健康生活。

1972年5月，农村开始选拔工农兵学员。我恰好符合各项条件，出身贫下中农，拥有初中文化，还是一名赤脚医生，因而幸运地得到了推荐，得以进入唐山地区卫生学校。这无疑是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怀揣着激动与憧憬踏上求学之路，我深知自此将有契机走出农村，学到更多能为乡亲们服务的本事。 我告别和我一起工作的赤脚医生和我热爱的父老乡亲，奔赴唐山地区卫校学习。

在卫校学习期间，我一门心思扑在医学课程上，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学习中医课程时，偶然察觉中医教研室里中草药标本稀缺，凭借之前当赤脚医生时上山采药、制作标本的经验，我牵头带着三班同学奔赴昌黎五峰山采药，最终制成一大批精美的标本，赢得了学校领导与张德芝老师的赞赏。

1974年4月，我又被提前留校，并被派往山东医学院药理师资班深造。说实话，我内心更向往做个治病救人的临床医生，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当教师，可命运的安排让我在基础医学教育领域扎根，这一坚守，便是三十八年。

我如今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昔，“赤脚医生”是特殊时代的闪耀印记，他们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下，手持简陋器械、凭借有限知识，无惧风雨穿梭乡间，为化解农村缺医少药困境筑牢根基，功绩不朽。

如今，乡村医疗已焕然一新，新一代医者接过使命，扎根乡土、守护健康。站在当下回首过往、展望未来，我们满怀信心，坚信乡村医疗将乘风破浪，为百姓幸福安康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