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马迁原是合阳人

古莘秦建增

近日，莘原访古公众号上发表的《司马迁原是合阳人》一文，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主要讲述了朝邑人韩邦奇撰写的《郃阳县王侯增修城学记》中提及司马迁一事。在此，我想分享自己查阅资料后的一些见解，以供大家参考。

实际上，司马迁的籍贯在历史上早有定论，本不应存在争议。然而，自2024年起，抖音、视频号等自媒体平台上却争论得热火朝天，韩城人与河津人甚至有了人身攻击的倾向。百度词条显示，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括号内注释为今韩城市南。我认为，这一表述较为准确，若简单说司马迁就是韩城人，反而不够严谨。对于历史人物籍贯的认定，应当站在其所处的时代角度，不能以现代人的认知来界定。司马迁籍贯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他所在的夏阳县已消失，而司马迁祠所在位置如今属于韩城市的行政区域，司马迁成为韩城文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城因此被誉为“文史之乡”。在司马迁所处的年代，还没有韩城这个地名，韩城是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从合阳县分出部分土地，以古韩国之名命名的，其行政区域涵盖了夏阳县、皮氏县和今黄龙县的部分地区。

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必须明确夏阳与韩城的关系，夏阳能否等同于韩城？夏阳县究竟在何处？它又与合阳有何关联？

夏阳县的历史沿革

夏阳这一地名历史源远流长，西周初期是韩侯的封国。春秋文公十年，晋人攻打秦国，夺取少梁。元燮在给北魏宣武帝的奏书《请移华州治表》中记载：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由此可知，李润堡在古时是少梁旧地，也是曾经分封给晋国和芮国的土地。《史记》记载，“秦孝公八年，与魏战元里（交道元里村），斩首七千取少梁”，这表明战国初期，澄城及周边各县都在少梁城的势力范围之内。

《史记》记载，魏文侯六年在少梁筑城，秦惠文王八年，魏国献出河西之地。秦惠文王十一年，改少梁名为夏阳。《汉书地理志》记载：夏阳县即故少梁。西汉高祖元年（前206）正月，项羽封董翳为翟王，管辖陕西北部地区，夏阳归其所属。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将内史郡的一部分划分为左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左内史改名为左冯翊，夏阳属之。新莽时期，将夏阳改为冀亭，隶属于列尉大夫治所。东汉时期，光武中兴，国都东迁，冀亭又恢复为夏阳之名，仍属左冯翊。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56）废郃阳，并入夏阳。明帝永平二年（59）恢复郃阳县 并汜爱（王莽置县，今澄城县）入郃阳。三国时期，魏国雄踞中原，夏阳属魏雍州冯翊郡，晋朝依旧如此。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上郡治所从肤施(今延安)迁至夏阳，以躲避羌乱。永和七年(351年)，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夏阳归其统治。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夏阳属华州华山郡。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53)，隶属于同州武乡郡。北周明帝二年(558)，夏阳并入合阳。隋开皇十八年(598)，从合阳分出部分土地重新设县，以古韩国之名改名为韩城，属冯翊郡。唐乾元元年(758)，将韩城改为夏阳，隶属于河中府。天成二年(905)改名为韩原县。后唐天成元年（926）又恢复为韩城之名。唐武德三年（620），从合阳东部析置河西县，因位于黄河以西而得名。又割合阳、韩城二县设置西韩州，取古韩国之名，因河东有韩州，所以在此加“西”字。唐贞观八年（634），废除西韩州，将所属县划归同州，乾元三年（760）改河西县为夏阳县。宋熙宁三年（1070），将夏阳县撤销为镇，并入合阳县。

由史料可知，夏阳县并非一处城池。春秋战国时期夏阳城可能在合阳境内，但具体位置不能确定，秦汉时期夏阳故城在韩城县南二十里，唐夏阳废县城在合阳县东四十里。两城相距约四十里，应当都属于夏阳县旧地。《宋史》卷六十一记载：咸平四年（1001年）七月，同州洿谷水泛滥，淹没夏阳县，数十人溺亡。洿谷水在廉庄崖下，是由地下水渗出形成的灵湫，往南十里左右便是朝邑县境，这也说明夏阳县南部与朝邑接壤。

夏阳县治城在哪？

乾隆四十九年《韩城县志·卷一·山》记载：《诗经·大雅》中提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春秋公羊传》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谷梁传》记载“梁山崩”；《左氏传》亦有“梁山崩”的记载；《尔雅》记载“梁山晋望也”，郭璞注释为梁山临河上；《汉书·地理志》《禹贡》都表明梁山在冯翊夏阳县西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夏阳县有梁山；《魏土地记》称梁山在夏阳县西北；《水经注》记载“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原自山东南出至河，晋之望也。在冯翊夏阳之西北，临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候以问伯宗，即是处也”；《晋书·地理志》记载梁山在夏阳县西北。由此可见，夏阳县治城应当在今合阳境内。

从目前的地缘关系来看，韩城与合阳互为邻邦，虽然夏阳县已不复存在，但它与韩城、合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合阳与夏阳屡分屡合，或并置，或同属合阳，或同属夏阳。隋代之前并没有韩城名称，所以历史上不存在“合阳并入韩城”的说法。只是在1958年12月，合阳并入韩城，1961年又分出。据宋代张鑑所作《光济寺碑记》记载：夏阳，古西河之野，当潼关之北，自汉迄唐至于宋，世为冯翊属邑，分陕而西，金城千里，号为塞地，占天下上游，其形势胜，前響蒲坂之都会，背恃龙门之峭绝，大河派其左，梁山腋其右，地灵人异，为有莘氏建都之址，子夏明道之方，文母始生之旧里也。嘉靖三十年（1551），朝邑名儒、翰林院国史修撰、经筵讲官苑洛韩邦奇撰写的《郃阳县王侯增修城学记》中有“郃阳，古人材区也，自周卜子夏、汉司马迁之下，代不乏人”之句，明确指出司马迁是合阳人。据《陕西通志》记述：星野虽出郃阳人司马迁所著《天官书》，本巫咸之意而作。《陕西通志》属于省级地方志书，由明朝陕西巡抚赵廷瑞修，陕西三原籍著名学者马理、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主持编纂，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完成。《合阳县志》记载：明初有四十七里，明末清初为四十四里，包含芝川在内的三里籍军民被划分入韩城境。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祠所处区域一定时期属于夏阳县，一定时期是合阳县，今天属于韩城市。

夏阳县的重要文物

目前已知的夏阳县文物有两件：一是夏阳扶荔宫砖雕，二是夏阳邦工鼎青铜器。扶荔宫砖雕于1960年在陕西省韩城县西汉扶荔宫遗址出土，距离司马迁墓很近，砖上刻有“夏阳扶荔宫合壁与天地无极”的字样。扶荔宫是汉武帝的避暑名宫之一，此砖经考证为宫内遗物。夏阳邦工鼎于1978年在合阳灵井村西北出土，经国家文物局鉴定属于战国时代的铜鼎，通高19.5厘米，腹径21厘米，重3200克。鼎身上除了有“邦工”“夏阳”的字样外，还用大篆体錾刻着鼎的重量和容量：“容一斗半斗，重十一斤”。夏阳邦工鼎是一件礼器，它的两耳为附耳，三足为兽蹄状足，有盖，盖上饰有三个环状形钮，腹中部饰凸弦纹一道。它为研究古夏阳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佐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如今是合阳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从出土文物扶荔宫砖雕和夏阳邦工鼎可以证明，韩城、合阳均隶属于战国 - 秦汉时期的夏阳区域。不同的是，扶荔宫砖雕能说明韩城属于夏阳范围，而夏阳邦工鼎更能表明夏阳治城在合阳的可能性较大。秦国灭掉梁国后改为少梁，后来又将少梁改为夏阳，这一脉络清晰，基本一脉相承，秦国之后才有夏阳建制的拆分调整。据有关史料推断：如今韩城的夏阳故城，很可能是战国后期在长达三百年的秦晋之战、秦魏之战过程中，区域发展中心建制拆分与调整，向北迁移到今韩城市南的结果，但这并不影响早期夏阳、少梁、梁均在合阳的可能性判断。

　　

我们敬仰史圣司马迁，更应学习他尊重历史、尊重史实、敬畏历史、追求真理以及对人性深刻理解的精神。我们要做历史的见证者、文化的传承者，不断探索历史的真相与人性的深度，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凝聚起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