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上)

黄美德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卢汉通电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1950年初，春节，献物献粮异常活跃，个人有至10石米者，使我们有信心，可以举行一次献粮大会。恶霸反省立功者五六人。(1950年2月21日，工作报告)

区公所前的广场上，南区地方绅士与会。特派员号召大家捐粮捐钱，一般捐二至五元不等，唯有曹校长捐百元。这里指的是银元，也就是大洋。百元，在其它地方不算什么。但该地山穷水薄，曰，燕子飞过脱根毛。直到八十年代，该地为国家级贫困县。曹校长慷慨解囊，特派员定他为开明绅士，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云南人民箪食壶浆，迎接南下大军。

一年以后。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腿破胸，呻吟在血泊中。网外围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朱元璋传》文/吴晗)

八岁是孩子们在父母膝下开心玩耍的年龄，可是八岁的我，已在为全家的生活而奔波了。那时，阿爹关在区公所，我要天天做饭送去，家里就靠阿妈在街天做豆腐卖维持生活。阿妈经常是刚烧水准备做豆腐，就被民兵带走被批斗，锅里的豆腐就只好由我做好并拿到街上去卖。自从财产没收以后，全部家具、炊具和做豆腐工具全部被拿走，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五弟饿得哇哇直哭。见此情景，有人建议阿妈：你家远征虽小，人却精灵，让他街天卖粮食处捡泼洒的粮食，捡回家后磨成面，可以充饥的。于是阿妈找到一个破提箩，漏处用布補起吩咐我街子天去捡粮食。三天一回街，街天卖粮食的人很多。买卖粮食成交后，都要倒进簸箕里，用板子做成的斗升去量。量的过程中难免有粮食泼洒地下，于是我们就有机会捡粮食了。在街上捡粮食的人很多，我刚捡了几粒包谷，就被一个瘸腿女人用拐杖打我，说是我抢了她的饭碗。从那以后，我处处小心让开她。每次捡到一小碗杂粮，傍晚又到菜市场捡些人家丢弃的黄菜叶，拿回后做成菜面糊充饥。”

1952年农历四月初的一天早晨，天气有点冷。阿妈把院子扫干净后，就来催我起床，说：“远征，今早有点冷，你把箱子里的那件毛呢学生装穿上吧！受凉会感冒的。”

说完阿妈转身干其它事去了。我把学生装穿好后，外面又套了一件普通衣。今天是星期天，心想起床后到阿妈做豆腐处帮忙，刚走出房门就听见大门外人声嘈杂。就在这时，突然进来俩个凶神恶煞的民兵，高声喊道：“刘筠，今天我们到你家没收财产。”说着，哗啦一声拉起枪栓。

看见这种场面，我吓得浑身发抖，忙跑到五弟身后边，把刚起床的五弟抱紧。阿妈却若无其事的走来说：“远征，别害怕，今天是他们要来没收咱家的财产，不会打人。”我战战兢兢的站一旁，看着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没收财产”。

这时，大门外的人纷纷进来观看究竟发生了什么？接着就发生了令我毕生难忘的场面。只听得锅碗瓢盆的撞击声，翻箱倒柜声，尖叫声和咒骂声响成一片，民兵又到厨房、卧室里用枪托敲打地面，听听地下有没有空响，有没有把金银财宝藏于地下。折腾了半天，院子里摆满全部家产，什么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水桶和土锅，尽是些用旧了的家具，他们可能是看着心酸，做出不耐烦的样子。阿妈上前对民兵解释道：“我家好点的皮箱、毛毯、金银首饰等都摆到街上卖成钱交到乡公所去了。”

几个人看着这些破东烂西，嘀咕了一阵后，一个女人走到我面前，厉声喝道：“把毛呢学生装脱下来！”我抖腳抖手把半新半旧的衣服脱下来交给她……几十年就这样匆匆逝去，每当我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我的眼睛饱含泪水。

阿爹被关押在区公所牢房，每天由我送早晚饭。1952年农历5月20日，早上区公所的人告诉我，早饭不用送了，阿爹要在区公所用餐。

好久没有下雨了，天气酷热难当。在右所瓦窑沟门口的高梁地里，临时搭建一个台子。中午时分，阿爹和另俩个地主被麻绳捆绑跪在台子中央，旁边站着四名荷枪实弹的民兵监视着。离台子约三米远的地方，横排站着三四十个衣服褴褛不整的地主分子，阿妈站在其中第二排，后面坐着几百名小学生及群众。当小学生们唱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后，有人宣布大会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话后便是诉苦。

有一个女人气势汹汹走到阿爹面前，先搧了阿爹几个嘴巴，然后尖声尖气说道：“曹校长！我老公跟你借了几十块花钱，走彝方后一去不复返死活不明，公公在家长吁短叹气死了，这就是你的俩条血债。”

说罢嚎啕大哭，并脱下鞋子雨点般的打去，阿爹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昏倒过去，又被俩个民兵拉起跪下。台下群众高喊：“打倒地主恶霸！”呼叫声此起彼伏。

看看天色将晚，一个工作人员宣布：“把他三个拖下台去执行枪决！”

台下群众一阵骚动起来，纷纷上前观看。阿妈听到宣判后，几乎昏倒，连忙抓住前排一个地主的肩膀才站稳，她不敢掉泪，也不敢出声，只是暗想：大理州法院刚判了阿爹三年有期徒刑，怎么突然就变了呢？就在这时“砰砰砰”几声枪响，阿爹倒在血泊之中，脑袋被打开。亲人在自己眼前被活活打死，阿妈该有多伤心啊！但阿妈不敢哭，陈云景被镇压后，他老婆痛哭失声，当天晚上就被斗争，污蔑她对运动不满。

第二天早晨，阿妈请了四个地主帮忙，跟邻居讨了一块木板，把阿爹放在上面用绳子绑好，抬到西寺对面的小山包安埋。以后的每年农历五月十六这一天，阿妈都要在家里准备好饭菜祭奠阿爹。

1952年闰五月20日，轮到我家搬迁了。大清早，农协会妇联主席带着安定乡的俩个民兵到我家，宣布把我家迁往安定乡太平洋村。我们母子三人就这样被赶出家门，就像电视剧里难民逃荒的场面。走了四五公里路程，到了太平洋村，把我家安置在一间破烂不堪的危房子，还说是几百年前阿土司家的住房，可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村里连我家有四户人家，有两家姓何，一家姓李，他们都是贫农。由于新迁来地主，他们特意在水井上做了盖子并用锁锁起，井里养了鱼，说是怕地主放毒，我家要挑水，必须由隔壁的民兵陪同一起把锁打开，才能挑水。

到了陌生的环境，家中没有煮饭的锅，没有挑水的桶，没有吃的粮食，我只好再去捡粮食，又到菜地沟边割野菜。阿妈每天到右所卖工，每天卖工只有一角钱(当时是一千元)，卖工回来匆匆吃过晚饭，又要到两公里外的右所开治保会。治保会，又叫训话会。

阿妈每天到大队右所报到两次，来回四趟将近八九公里。除此之外，还要给大队干部和军烈属砍义务柴和挑义务水。阿妈是小腳，没有鞋是不能走路的，于是我学会了编草鞋，每天早晚编一双给阿妈穿。白天我跟着村民去山上放牛、砍柴，依然光脚板。

转眼中秋节过后的一天，阿妈、五弟还有我，赶街回家，途经大坟山腰，阿妈突然坐下大哭起来。我问怎么回事？阿妈说：“街上的阿七姐告诉我，从大理回来的人说，你二哥饿死了。”

阿妈一面哭一面说：“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就死了呢？一定是家里无钱寄给他和听到你爹死讯后被气死的。”

母子三人哭作一团，我家最有前途的二哥就这样走了。二哥出生时月、日、时均为虎，三虎为彪。这个奶名是阿婆取的。二彪额头較窄，小时候担心他脑子不灵。未曾想到读书以后是学霸，由此成为家里重点培养对象，初中便送入大理一中，这时已经是高二了。刘筠说的不错，得知父亲死讯，二彪惊恐莫名，没有人安慰和开导他，他是猝然过世的，是个心地善良的工友安埋的他，他的坟茔很快就被荒草淹没了。

题外话--

大逮捕的时候，曹校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工。曹校长毕业于公路工程学校是工程师，抗日战争时期赶修滇缅公路到过缅甸腊戌。1942年日军侵犯我滇西，铁路停工技术人员疏散，曹工程师回到家乡，1948年被家乡父老聘为小学校长。

秋风萧瑟，草木皆兵。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曹校长对身边的小舅子说：“赶快做活，领了饷就走。”

捐款后的曹校长，已经囊空如洗了，还没有领到饷他就被抓走了。

民兵抓捕的时候，小舅子外出躲过一劫。小舅子长期跟随姐夫做活，深知二彪是姐夫家所爱，小舅子就去看望小侄儿，并且约小侄儿和他一起逃亡，但被小侄儿拒绝了。万般不舍的舅舅，将身上仅存的三块大洋，还有他父亲的一床英国毛毯留下给他。日后始知，这一别尽然是生死永诀。

小镇有名望的绅士，交口赞誉的有三个，除了曹校长，还有饶姓医生和姜姓老者。

《巍山县志》记载：1942年境内流行霍乱，蒙化县政府给省的呈文中称：“死者枕藉，耕耘失时。”

当时，门前街上每天都有棺材横路，每天都有死人出殡，真是阴风惨惨无比凄凉。这时，饶医生和潘尔章医生免费为乡民接种疫苗。

疫苗价格不菲，据《版纳医缘》一书 写到“如注射一针阿的平收滇银半开20元，种痘每人收3元，各族群众普遍无力就医。”(见20页)

饶医生慷慨解囊，悬壶济世医者仁心，因其良好的声誉和口碑，抗战胜利后小镇绅士自发成立简易师范，推举饶医生为名誉校长。

土改时斗争饶医生，给他上“老虎凳”，因为疼痛他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

民兵呵斥道：“你再叫！”一面骂一面又压在板凳上。

这时，饶医生疼得呲牙咧嘴，眼泪鼻涕像决堤的水流个不停，他说道：“真的很疼，不信你们试试。”

就在么一句话，称饶医生要反攻倒算，饶医生就这样被枪毙了。说到底，还是他太有名望了。

又我说曹校长，你跟我借钱，我借给你是天大的好事啊！那时借钱多是做生意，做生意是走彝方。彝方就是思茅普洱一带，当时疟疾和鼠疫肆掠。

1976年编印的《云南省疟疾防治所资料汇编》：“1919年前，思茅城区有居民7000余户，人口35000余人。自1919年起，发生了持续三十年的疟疾大流行，死亡惨重”“1950年思茅解放时，全城只剩下717户，1092人。”除了疟疾还有鼠疫、霍乱和天花等传染病。由此，民间总结出：“要下思普坝，先把老婆嫁。”

有一个故事《借债》：有持卷借债者，主人曰：“卷倒不必写，只画一幅行乐图来。”借者问其故。答曰：“怕明日后讨债时，便不是这副面孔耳。”

文中借债的人，只是脸色不好看。不像借曹校长钱的这家人，不仅不还钱，还把债主送上断头台。

送上断头台的，还有一种情况。 保长口述：当时人民是反对出兵的，因为凡被抓去当兵的，十有八九都死于沙场或死于非命，很少生还，一旦被拿去当兵，等于眼睁睁看着儿子走入黄泉之路。我们是到处抓兵拿兵，老百姓则到处躲兵、逃兵，有的甚至逃出去躲兵，至今音信杳无。我们当保长的，几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在解放后被枪毙，还有一些被劳改。这都与拿兵有关，凡拿去当兵而不回来的，统统算成保长的血债而被枪毙。

《县志》记载：1950年--1952年底，全县共审结破坏社会治安，有血债的恶霸、土匪、反革命960人，其中判死刑的280人。时全县人口214746人。

曹校长蒙难以后，除了二儿子在惊恐和饥饿中过世，他毕业于简易师范学校的大儿子，已经在公路上谋得一分差事，因阿爹冤案被遣返回家。三哥1950年初入伍任文化教员，长相英俊帅气如玉树临风，已经被部队文工团相中，因为阿爹“问题”而泡汤。五弟投靠三哥异地插队，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但见到《履历表》吓得索索发抖，阿爹的冤案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

历经多少风雨，度过多少沧桑，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终于盼来邓小平执政时代，这是个真正的春天，他制定的“落实政策”，阿爹得到平反昭雪，并发给五百元抚恤金，我们把阿爹的墓地，由西寺山迁往小水井山上，用上好的棺木和碑石把阿爹和阿妈合葬在一起。

站在坟前的冥坛上，向四周看去，整个坝子尽收眼底，坝子里景物焕然一新，白天车水马龙，夜间灯火辉煌，一派盛世景象，祖国的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