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河潮》第457期：，回乡知青， —— 我的农民经历，文/许世宏

原创哥

1974 年元旦那天，我高中毕业离校。

挑着简单的行李往家走，一头是书本，一头是被褥。

身后，海会寺双塔越来越远。

担子不重，步子发沉——路在何方？一片茫然。

记得高中毕业英语考试，我的作文题目是《Going to the country》（到农村去）。还能到哪里去呢？一是“文革”尚未结束，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为数很少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肯定落不到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头上；二是城里极少到农村招工，当工人挣薪金、拿工资几无可能。所以，农村中学生毕业后只有一条道——回乡务农！

那个年代，回乡的知识青年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能吃苦，能受累，会干农活，比城里“插队”知青少了娇气。但迄今为止，回乡务农不算工龄，城里知青下乡“插队”算正式工作时间。城乡差别今犹在，奈何？

农家孩子根本没有休整一说，农家也从不养闲人。刚毕业回到家，又多了一个劳动力，母亲赶快让我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两三天后，我来到大队水利队，参加村里水轮泵站引水隧洞的挖掘劳动，地点在离村三四里的双龙寺河入沁河处。

那时，钻山打隧洞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一锤一钎一寸一寸往大山里拱啊！我们 10 个人一班，每班 8 个小时，三班倒。进洞后，两人一组，一人握钢钎，一人抡锤子，一锤一锤，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出几个直径约 4 厘米、深 20 多厘米的炮眼。然后，小心翼翼地装满硝铵炸药，安上雷管、导火索，在统一口令下点着炮捻子，跑出山洞，守在洞口听炮声。

炮响了，响够了数，才放心离开洞口。借着月光，沿着双龙寺河溯河而上，在 3 里外的双龙寺村吃上一顿免费小米饭。肉是绝对没有的，小米干饭配上红、白萝卜加白菜，每人一大碗，吃得喷香。现在再好的山珍海味，也吃不出那个味道了。

吃过饭，赶快原道返回，再钻进洞里，用筐抬出炸碎的石块，把工作面清理干净，交给下一班才能下工。如果上的是下半夜班，从 0 点一直要干到上午 8 点才收工。干到清晨四五点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黎明前的黑暗——此时，东方开始泛白，突然又转黑，伸手不见五指。约半个小时后，天才再度亮了起来。

装炸药、点炮、排哑炮是打隧洞最危险的活。记得那年腊月二十五六了，还没放春节假。吃饭前我们这班点了 5 炮，只响了 3 炮。那是哑炮、瞎炮啊，弄不好会死人的。外村就发生过排哑炮时，突然炮响把人炸飞了的惨剧。但为了不影响进度，只有硬着头皮，再次钻进洞里，小心翼翼地拔出捻子，掏出炸药，挖出雷管，再重复刚才装炸药的动作。可是，再次点着捻子，在洞外等了一会，还有一炮未响！这时有人说了：“大过年的，老天爷要收人了！”说得大家毛骨悚然。但为了完成当班任务，只能再次进去，再次排哑炮装新药。这回总算响了，大家一阵欢呼，心才放进肚里。

这种危险工作，我一气干了 3 个月。每天 8 个小时也就挣 10 个工分，价值两三毛钱。

抡锤子打炮眼是个力气活，也是个技术活。那时十六七岁的我，个子低、胳膊细、身子弱，又缺乏训练，十几斤重的铁锤往往抡不动、砸不准，但要挣工分就得干呀！一次，我一锤子砸在工友许小顺的头上，幸亏他带了柳条安全帽，砸得人家生疼，人家也不便埋怨。快 50 年了，那一锤，砸的我现在还心疼！

在那怪石嶙峋的洞里，有时也会想起不久前砸死在青山岩磺厂隧洞里的高年级同学，也担心哪天会不会也砸死在洞里！但为了挣工分，养自己，养家人，只有硬着头皮干下去。再说，中间还免费管一顿饭，把家里的粮食也省了！

也许是村里回来了个高中生，村干部对我这个回乡知青还比较重视。两年里，我曾代表大队到公社和县里参加了几个会议。

一是参加县种子会。大概是 1974 年初，我和公社种子站的田兴邦叔叔代表润城公社参会。我们步行到了城里，50 多个代表都住在种子站一间大房子里，睡大通铺。屋里临时烧了两炉煤火，大家挤在一起也就不冷了。我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认真思考，提出了落实会议精神的建议。但当我回村向老支书汇报时，老人家听了之后，只“嗯”了一声。原来，那时候有些事不必太当真，很可能县里组织会议，村里参加会议，都是为了完任务。

二是当代课老师。1974 年 4 月份，本村学校一位女老师身体欠佳，休病假需要找人代课。经学校推荐，报大队同意，公社教育部门审核批准后，我正式就任了一年级老师。

高中生教一年级，应该是小菜一碟。真正上岗才明白，教好小朋友并不容易，尤其是拼音教学。我就重新学习，虚心求教，认真施教。在教学的同时，我的普通话水平也有了长进。那年夏天赤日炎炎，虽然教室也闷热难受，但总比在大太阳下挥汗如雨劳作轻松多了，真还受到不少同学、乡亲的羡慕。

高中生代课的报酬是一天 9 毛钱。但这些现金是不能直接发到我手里的，需要交给大队，由大队换算成工分，9 毛顶 10 分工。这样，9 毛钱到我手中就变成了三四毛钱的工分值了。

应该说，在代课的半年时间里，我教学还是很认真的，多次受到学校和家长的好评，也与 37 个小同学结下了友谊。如今回到村里，当年的小学生虽然都已年过半百，仍亲切地称呼我许老师，感到心里美滋滋的。2019 年10 月，我请他们欢聚一堂，摆了 3 桌“八八席”，喝了一箱老白汾，照了张合影，大家都很高兴。

三是参加县政治夜校会议。1974 年冬，我代表公社各生产大队的政治队长，到驾岭公社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大办政治夜校会议。那时，为了突出政治，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各个生产队都成立了政治夜校。因为白天上地干活没有时间，政治教育就放到了晚上，并增设了一名政治队长，主要负责组织社员们政治学习。

我赶到城里，和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了大山。站在敞开的车厢里，山道弯弯，路窄坡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随着代表们不断的惊叫，终于到了会议所在地驾岭公社驾岭村。

这里的土地大都是一耙宽的梯田，田埂用小石头垒砌，是名副其实的穷山恶水。但是越穷的地方，大家政治觉悟越高，革命性、战斗性越强。

在温沟倒虹工程工地上，社员们粗茶淡饭，衣着破旧，但抑制不住战天斗地的豪情，让人动容。晚上他们在政治夜校的发言，虽然都是口号式的表态，但不乏慷慨激昂——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代表们集体住在驾岭中学腾出的学生宿舍。盖的被子是在村民家里收集的，被里被面虽然都是农家织的粗布，但干净暖和。驾岭在 3600 年前是商朝汤帝爷祈雨的地方，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活动的老根据地，但解放 20多年了，仍没改变贫困面貌。相比之下，我的家乡自然条件就好多了！

四是参加公社理论读书班。1975 年冬，各村的理论骨干集中在公社所在地润城村，由公社党委秘书、大学生郭宝岗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 33 条语录，主要内容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是当年的一项政治运动。但让农村青年弄懂艰深晦涩的导师语录，太难为他们了。好在我的文化水平高一些，一字一句地认真琢磨，领会得还差不多。回村后，作为政治队长，在生产队的政治夜校里，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用农民的话，深入浅出地向不少大字不识几个的村民宣讲。其实有些内容我也弄不明白，但看到社员们似是而非的点头，似懂非懂的默认，也就满足了。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肚子可以吃不饱，但革命理论一定要武装好。

两年农民生活，一直受到大队重用。特别是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学明对我信任有加，悉心培养。我曾担任村革命委员会委员、团支部副书记、民兵营文书和生产队政治队长。有这么几件事值得一记：

当团支部副书记时，团支部书记是女同学李满翠，她心地善良，工作认真，也很善于跟大家合作共事，我们都很尊重她，支持她，当时团支部的工作也很活跃。可惜的是，满翠 40 岁出头就因病去世了。我在部队惊闻噩耗，着实难过了几天。

我在团支部的工作是积极的。每逢重大节日，在村大庙“三节楼”的墙体上，我负责出一期大壁报。连写带画，每次用纸 10 多张，画的工农兵、海陆空战士形象，虽然临摹的不是很像，但都是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引来不少村民驻足观看。我还配合下伏村农民画家许小苟，创作的村史组画挂满了大庙后好几眼新窑，村民分批参观，一度盛况空前。我还编写过一个小剧本，供村里宣传队表演，并亲自登台担任角色。1975 年，我参加了县农民画的创作征集活动，画的《乒坛新苗》《鱼儿上山了》等作品，在县工人体育场展出，并获县文化馆“美术作品好”奖状。原画虽早已不见，但仍存铅笔画稿。今天重睹，不免生出一番感慨，这都是当年“无师自通”的习作啊！

我还介绍了几名青年入团，其中有一名是富农家庭出身的优秀青年栗纲。虽然当年很“左”，家庭成分高（即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基本被剥夺了政治上进步的机会，但我认同报纸上的话：“出身不由己，革命靠自己”，表现积极就应该发展，也得到了上级批准。后来栗纲还上了农校，入党提干，官至地市一级的局长。

团支部还办了一个“抽屉图书馆”。本来想跟大队要一间房，办个大点的图书馆，但苦于大队没钱，买不起书，团员们也捐不了款，就用村里收的20 元罚款，派我到县新华书店买了一包书，刚好放满大队办公室一个抽屉，加了一把锁，建立了一个借阅登记表，就宣告图书馆成立，还真的有不少青年借阅。当然，作为村里的文化人，所居不能无书香，遂在家门后的墙上钉了一块板，用铁丝弯了个书档，做了个极简易书架。遗憾的是，除了“毛选”无书可放，只好再放一些上面发的宣传资料充数。书架下还安了个报纸夹，送给生产队的《山西日报》暂先放在我家中。

当民兵营文书时，营长是退伍军人李兰州。他带我搞民兵整训，抓民兵工作“三落实”，并带我背着一只半自动步枪到邻村搞“外调”（政审），好威风！

说起第一次动枪动弹，还真有点意思。那年，县里给每个大队民兵营发了一支 56 式半自动步枪，由营长李兰州保管。我爱不释手，李营长说，那你就朝天放一枪过过瘾吧。我说，光听响声多没意思啊！我看能不能把树上的麻雀打下来。李营长就简单地告诉了我“三点成一线”的瞄准法，我对准墙外树上的一只麻雀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还真打中了，只见一只麻雀晃晃悠悠掉了下来。我跑出门外捡起来一看，麻雀肚子上有一道擦痕在渗血。头一次开枪就打中飞禽，当然开心了！

当生产队政治队长时，晚上给社员们讲课不多，但每次都很认真。当然，这些“官”都是不脱产的，首先要带头参加集体劳动。那年，我负责带几个人给生产队几十亩棉田喷洒农药，每天起早搭黑忙碌，终于在一个特别闷热的日子，农药中毒了。高烧、呕吐、昏昏沉沉，村医给我吃了几片“阿托品”，休息了两天就撑过来了——那时人都结实，一般小病小灾奈何不了！

回乡两年，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理发和打针。

理发好办，反正农民不讲究什么发型，剪短了就行。但因没有好推子，常常夹人家头发，看着人家呲牙咧嘴又不便发作的样子，实在不好意思。

学打针就有点意思了！一天，村医李洲元感冒重了，头疼高烧受不了。我那天正好在卫生所看报，他把用开水烫过的装有柴胡注射液的注射器塞给我，自己用棉球把臀部擦了擦，让我给他“攮一针”。这咋行？他说行！“四分之一右上方肉厚部位，打！”我只有照着他指的部位一针扎下，推进药水。

“还行！”他说。就这样，在村民找不到医生时，我还真的救了几次急。

当革委会委员时，我曾参加了本村的“清欠”工作。

那是 1975 年冬天，上面要求拖欠集体钱款的村民还账。这好像很公平，但这种欠款是由于农民收入太低造成的。除了家里劳力多，挣的工分多，大队账面上有存款外，80% 多的农家都欠钱。还不了欠账，就把欠款户家里所有能折换成钱的箱柜、木料、缝纫机等，半动员半强行地抬出来拍卖。大队让我们几个年轻人跟着村干部孔水长负责这项工作。他老我们小，老百姓背后叫我们是黄世仁和狗腿子（戏剧《白毛女》中的地主和打手）。贫农的孩子成了地主狗腿子，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对欠款户报以深深的同情，但也不得不完成大队交给的任务。

那时老百姓真穷，不少农民家徒四壁，连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拿不出。每当看到这些，我总要叹口气，深深感到，社会不能再这么折腾了，农村不能再这样穷了，农民不能再这样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