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73年7月，河北省静海等五县划归天津市，我第一个去采访的就是静海县大邱庄。它是河北省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位县里干部陪我乘吉普车去大邱庄时，公路坑坑洼洼，颠簸的厉害。</p> <p class="ql-block">支部副书记禹作敏接待了我，组织一大帮农民下地，修筑台田，改土治碱。</p><p class="ql-block">文革时期，倡导提拔新生力量，年轻的禹金明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当天晚上请我们在他家吃了顿饭，因为靠着团泊洼，吃的是贴饽饽熬小鱼，我是第一次吃天津农村的特色饭菜，所以印象极深。</p> <p class="ql-block">后来，大邱庄回来一位中专生，是个大能人，在市里广寻门路，带领大家干起了轧钢工业，由于处于改开初期，他们起步的早，很快就发展起来了。</p> <p class="ql-block">当时，禹金明已经调到县里工作，禹作敏重新担任支部书记职务，这老兄非常狡猾，鬼点子很多，但是，他正全力发展工业时，万万没有想到，在他身边居然异军突起，出现了一个震惊全国甚至世界的人物——种田状元马德良！</p> <p class="ql-block">马德良，这位大邱庄勤劳的村民，承包了137亩土地，他以不懈的努力和聪明的头脑，创下了全年产粮67000斤的佳绩，荣登全村榜首。1983年，他更是以98000斤的产量，荣获了15000元的奖励，成为村里的佼佼者。</p><p class="ql-block">由于大邱庄非常有名，他是大邱庄的农民，所以，他的成绩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p> <p class="ql-block">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早晨,一架波音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徐徐降落,从舷梯上走下来一对普通的中国农民。然而,他们却成了轰动法国的新闻人物。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围着他们忙个不停,电视摄像机的镜头时刻追随他们的身影,录音话筒不时地伸向他们的嘴边。他们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的一对农民夫妇,男的叫马德良,女的叫何文丽。老早就在机场等候的法国电视一台首席记者雅宛丽娜·杜波娃快步迎上前去,和他们热情地握手，热烈欢迎二位到来。</p><p class="ql-block">马德良夫妇出发那一天，我扛着摄像机跟着到首都机场，在他们进机场检票口前，突然觉得应该请他讲几句感想，因为话筒就在摄像机上面，不好取下来，只好靠近他录了一段话，没有想到他还挺善讲的，讲话效果很好。</p> <p class="ql-block">马德良荣耀地成为首位受邀访问法国的中国农民。他入住四星级宾馆，备受瞩目。法国农业部长亲自迎接，并赠予他“法国农业骑士勋章”，彰显其在农业领域的卓越贡献，成就了一段佳话。</p> <p class="ql-block">马德良夫妇出访回来时，我又带着两位照明师到首都机场接他们。回到天津时天快黑了，副市长刘晋峰、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市广电局局长董树义等在和平宾馆（市二招）正等待马德良夫妇归来。我急忙打开摄像机准备拍摄，可是，后面一位同志背着的录像机不转了，大概是天气太冷，录像机被冻住了，它老人家这一消极怠工，我的一头冷汗可下来了。无奈之下，我请董局长向刘副市长说明情况，请他们多坐一会，我赶紧回去换台机器再回来。一到办公室即发现老记者刘杰也是刚回来，正在擦拭机器。这是日本索尼公司新生产的单管摄录一体摄像机，送给我们试用的一台。我马上拿过机器、备用的两块电池和充电器，迅速赶回宾馆。幸好刘晋峰副市长没有生气，仍然在和几位聊天，没有影响我的拍摄。</p><p class="ql-block">在场的还有一位法国记者，他扛着一台索尼三管摄录一体摄像机，他的妻子是个日本美女，为他打灯。我们拍完镜头后，他指了指我的摄像机，笑着竖起大拇指，我也回了一个微笑。</p><p class="ql-block">像这样采访录像时败走麦城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不堪回首啊！</p> <p class="ql-block">禹作敏陪着马德良夫妇，我们和市局领导一起共进晚餐后，连夜回到大邱庄，安排我们在他的豪华办公室住下。我看他枯黄干瘦的样子，怀疑他吸毒，就把他的床铺让给了干照明的小同志，另外找了间房子住下。</p><p class="ql-block">第二天上午，我要求他去接马德良开欢迎会。马德良一见面就抱怨我：你怎么能叫书记来接我呀？这个待遇我可受不了！</p><p class="ql-block">由此可见，禹作敏当时作为全国农业改革的先进典型，在村里享有多么高的威望。谁能想到，1993年他成为罪犯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后自杀而死，成为党和国家的罪人！</p> <p class="ql-block">禹作敏垮台后，大邱庄随即衰败了，我跟马德良也失去了联系，前些年听人说，他因病去世了。这么多年，我陪着家人和朋友曾经到村子旁边团泊洼玩过几次，却没有到大邱庄村子里去，因为我内心深处有个心结：我最早报道过这个贫穷的村庄，曾经拍摄过他们兴旺发达的画面，拍摄过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的别墅楼；采访过第一个受外国邀请出访的农民；曾经带着全国电视经济报道会议的代表来村里参观；曾经拍摄过中央首长莅临视察的场景；曾经拍摄过中央部队首长参观的镜头……因为禹作敏的愚昧落后，因为他的满足现状不能与时俱进，因为他的骄傲自大，蛮横霸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某些人宠坏了！正应了那句老话：我“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楼塌了！”“昔日禹家楼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p> <p class="ql-block">近日为了写这个美篇，我查了查大邱庄现在的情况。据报道，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关心和帮助下，大邱庄又开始奋起，他们改变了发展方向，要把昔日的“钢铁小镇”发展成“生态城镇”，我坚信，一个兴旺美丽的大邱庄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崛起在碧波荡漾的团泊湖畔！</p> <p class="ql-block">顺便说几个我“走麦城”的糗事，给大家解解闷：1978年，市委书记林乎加参加北大港水库姚塘子扬水站落成庆典，我用的是一台瑞士出的宝莱克斯发条驱动的16毫米电影摄影机，我正摇着手把上发条时，突然哗啦一声，发条断了，只好跟书记说了声“抱歉，机器太老了，发条一断，拍不成了！”垂头丧气，怏怏而归；80年代初，美国驻华大使来天津开发区参观，我借了文艺部一台高档摄像机，在开发区调好色温，拍了些镜头，关机吃饭。下午，美国大使来到开发区参观丹华自行车厂时，我们拍的视频全是绿色的，不能用了。再问文艺部的摄像师，才告诉我，这台机器关机再开机，必须重新调整色温，我哪里知道有这个怪毛病！我们新闻部的几台机器都是每天用的时候调整一下色温，就可以一直用下去；还是80年代初，我带着徒弟徐效到静海县东双塘采访，他们办的防寒服厂和方便面厂效益很好，我们住在旅店里，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徐效就抱着摄像机跑来叫我说，马师傅，不好了，摄像机镜头坏了。我大吃一惊，赶紧打开机器一看，镜头上有几片黑斑。他说刚才拍日出时候被阳光烧的。我问他，你刚才出去，是不是日头老高了，你对着太阳拍了多长时间？他说，大概对着太阳拍了十多分钟。真是把我气坏了，只好打道回府了！回去汇报情况后，罚的不重，扣除我们两个月奖金，我求情说，徐效年轻，刚参加工作，别扣他的奖金了，领导倒是接受了，却给我扣了一个季度的钱，唉，倒霉！还有两次喝酒醉了，差点误了飞机，一次是在昆明，跟昆明台专题部主任张清晏，云南台记者小马一起喝米酒被灌醉了；再一次是在新加坡，被新加坡朋友用Xo灌醉了，把人都丢到外国去了！</p> <p class="ql-block">岁月匆匆催人老，白发斑斑几多愁？翻云覆雨天地变，忆及往事心悠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