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color: inherit;">天寒地冻</b></div><div style="text-align: right;"><span style="color: inherit;">魏年</span></div></h1> 在草原下乡的那几年,我们真正领教过老天爷的厉害。每年的第一场雪9月就下了。10月以后再下的雪,背阴的地方就化不了了。10月中旬正式进入冬季。无霜期只有3个月,那漫长的冬天实在是难熬。寒冬的大草原就像一个天然大冰柜。<br> 我们刚到的那年冬天,最冷时气温会接近摄氏零下40度。中蒙边境地带曾经达到零下42度。整个冬天水井一冻到底。一冬天人畜都是靠化雪、吃雪。人到冬天,必须身穿大羊皮袍子,脚蹬毡疙瘩(毡靴),头戴皮帽子。我们女生都围上大围脖,遮住的脸只露出两只眼睛。那时还有一种牧民自制的草原帽,能护住脖子,更挡风。出牧的羊倌、牛倌、马倌自身负重就达二三十斤。我们去前也知道内蒙古冷,可没想到会这么冷。有人比喻说,你要吐口痰,掉在地上时,就像是一个带着尖的玻璃球。男生撒尿要用棍敲。冷的时候不由得心慌、恶心、脑袋发木、表情呆板,像傻了一样。<br> 我们知青的包里温度更是和外边不相上下。想写个字,钢笔水冻上了,那时也没有圆珠笔。想舀点水,一不小心手就和水舀子粘在了一起。手脚一冬天都是凉的。几个人围着灶台坐,前边热一点,后背冰凉。那时我才明白什么是“针鼻大的窟窿斗大的风”。出去上个厕所,在包里就把裤子解开,冲出去几米外就解,起来时,手已经冻僵了,只能将就着提起裤子,跑回包里把手捂一捂再系上皮带。 因为烧的有限,我们做完晚饭,不能再烧火取暖,只能钻被窝躺下。钻被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被子里是彻骨的凉,我们每天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才争取到进被窝的胜利。半个小时后,才慢慢靠自己的体温捂热被窝。双脚一宿都暖和不过来。后来我们就想出办法,把裤子脱到一半,把脚放在裤裆处,这样才好过一些。晚上睡觉时戴上皮帽子,早上醒来时,哈气结成的冰把帽沿和被头冻在了一起。那年代,被子上面要缝一个被头,脏了就拆下被头洗洗,再缝上。我们就从被子里边用两只手把帽沿和被头上下撕开,才能钻出来。起床也是要喊下定决心的,要不然衣服都穿不上。第二天早上,不知是没盖严还是暖瓶不保温,连暖瓶的水也能冻住。<br> 整个一个冬天,冷得心都揪揪在一块儿,松不开。更严重的是,脸被冻伤,不光有冻疮,还会冻起大泡。每个当过马倌的知青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地牧民因为常年生活在那里,土生土长不说,他们也积累了许多防冻的经验。而我们这些从北京去的孩子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每个知青的手脚差不多都冻伤过。记得我们队最小的男生马倌祁宝德下巴上就被冻起过大泡,脖子上也是一块块冻疮,看着就让人心疼。<br> 我在放羊时,戴着大皮帽子,不知怎么就把下巴冻了,回家后没一会就在下巴处像小灯泡一样,鼓起了个大水泡。还有一次,晚上去阿拉塔浩特开会,天气奇冷。我和靖澜穿戴好,包裹得严严的,骑马从东往西走,五六里地的路,走了半个来小时,右耳迎着西北风,路上觉得有点钻心的疼。到达后,幸亏阿勒塔看见我的耳朵颜色不对,急忙用碗凉水拔,五分钟后脱下来和耳朵同形状的一个冰壳。我疼得三天三夜没睡好觉,耳朵肿的比原来大一半,脸也全肿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我一直对阿勒塔夫妻心存感激,要不是他们的帮助,我这个耳朵早就冻掉啦。如今我的右耳仍然是全身最怕冷的地方。<br> 因为一个冬天没有水,就靠化雪吃。家周围的雪已经被人和牲畜踩脏,所以就要用牛车或者马车去山坡背风处或羊走不到的地方去拉回来。雪已经冻得邦邦硬,需要用铁锹把四边切开,再从根处撬起,一块块方方正正的码在车上,拴好,拉回浩特里备用。要用了,点着火,坐上锅,再把雪块搬进屋放到锅里,等它一点点融化。化出的水面飘着草棍,有时还难免有羊粪蛋,没关系,用笊篱捞出就行了。再把水澄清一下就可以饮用了。要知道,化雪的过程,屋里的温度还会有所下降。每天最少要融化三四块雪,才够我们喝茶和做饭。有时,牛和骆驼不在浩特,没有套车的就更成问题,只能用捡粪的筐去找干净一点的雪背回来。草原最怕闹“黑灾”,就是没有雪,干冷。那就要赶着牛车走出很远,去找那山坡背阴处的残雪,那就更珍贵了。<br> 说来也怪,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很少感冒,可能连细菌也被冻死了,空气绝对清馨洁净。冰天雪地,锻炼着我们的意志。那时我们的自我要求是“知青要与贫下中牧相结合”,我们常这样激励自己,再冷的天,牧民们受得了,我们为什么不行?就这样,我们习惯了多日不换衣服,一年不洗一次澡的生活。我从不满17岁下乡到24岁离开,在那里整整生活了7年,真正领教了什么叫“天寒地冻”。<br><br> B008致草原:第二辑-天寒地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