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宿迁仰化中学上学的记忆

金斯基

　　大年初五，驱车245公里带着6岁上幼儿园大班的孙子，来到55年前曾经的下放地—-宿迁仰化大同三组。我把车子停在庄子南边当年辛苦劳作洒下无数汗水的南湖，一块百亩良田和水渠旁，看见一老者，于是询问费庄是否有叫费绍传的？答复，有，在东头。于是同学见面立即就浮现出50年前的记忆影像碎片。费绍传还是那神情，一点没变。

‍ 那是1969年11月底，我随父母下放被安置在大同大队张庄生产队，当天夜里随队上的板车从运西的洋北（仰化西面有刘老涧船闸不通卡车）步行了18里才到达临时安排借住的厚土墙茅草屋，黑黢黢的油灯🪔闪着幽暗的光线，一觉醒来，满地是白霜掩盖住绿色的大白菜、菠菜，远处雾气腾腾的前面村庄后，杨树林露出光秃秃的枝头，喜鹊窝支在上面，大鸟儿饿得叽叽喳喳凄惨在叫。第一次在编织芦席分隔开的三间草舍里，没有电灯没有煤球、只有刺骨寒气来袭，迎来了下放后的第一天。那年头，我才不满14岁，身份已经是宿迁农村户口的小农民。

‍ 没几天，队里的干部介绍说，离村庄三里半路的公社办有中学，小孩子可以不用劳动去继续上学。离开南京时我也开具了转学证明，应该没问题。可我一到农村广阔天地，感觉浑身是劲，到处都有用武之地啊，可以编织菜地篱笆；养狗兔鸡鸭鹅；雪窝里挖蔬菜；最好奇的是一人多深内中莫测的山芋储藏窖，像战壕掩体。淮北的沙土地用锨切削细腻似泥似丝绸，竟没有一丁点儿石头砖瓦，用脚踩着锨进入土里，多么畅快，我哪里还想去上学？母亲和奶奶差不多就要跪下求要我去上学，可见我当时有多倔强和不懂事。

‍ 在南京的1968年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时，1966年“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学五年级就荒废学业两年的我，终于按学区分配坐进了教室。名为初中一年级，却一年多整天学农、军训、大批判，没上过一天正式的文化课。到了仰化中学，才知道，农村中学同学已经文化课学了一年，我们南京来的同学耽搁课程已经非常落后。我记得，刚入学不久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三十多分，人家已经学到了二元一次方程式，我们则连分数和有理数都要补；理化（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淮阴专区自编教材）交了白卷；政治能考个80来分，语文差别不大，作文占分多，文革看多了大字报听够了新闻和报纸摘要，拿个70分妥妥的。

‍ 我们班上插进去5个南京来的同学。魏国方，本大队郭庄的；徐丽，本大队王庄的；郑亦新，大运河边马棚大队马中队的；另一位张国宪，是公社西边人来了不到一个月就溜之大吉了。班主任教语文，姓孙，叫润芝；校长杜勇猛，那时叫革委会主任，是个教政治课思想很左学生也很怕的人。班上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很好相处；费绍传家在本大队费庄，每天清晨上学和晚自习后放学，我们基本都同路。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刘纯平，经常找他帮忙问作业，他总是笑盈盈的。我坐位后排是学习班委曹淑霞，住街上，她父亲是公社粮管所的会计，好像是县里下放到公社的，户口落在本大队丁庄，而班长方立彩也是丁庄的，她父亲是大同大队方书记，是个活络人物。方立彩后来调到县里当了红代会副主任，走了官路。曹淑霞后来嫁给了县里下放在丁庄的知青小王，而小王与郑亦新（后在公社兽医站学徒，地点就在丁庄）结识成朋友，王不久上调至县邮局，又调至县一招食堂掌厨师大勺，我和郑亦新没少去混增量油炸大鱼吃，再后来，曹淑霞在郑亦新开在宿迁的工业缝纫机门市部里当会计，几十年后又见过。大约是在公元2000年新世纪交替时，在县里的同届同学有过在一家大酒店聚会，郑邀我去参加。由于分离时间久远，介绍的同学都已经记忆模糊不清了，毕竟我在仰化中学只上学了14个月，后来没能上高中，疏远了。

‍ 在偏僻农村上全公社唯一的中学（正规初中），只有镇上和附近几个大队的才有这待遇，其余边远的大队只能上村小学“带帽子”初中班（就是小学五个年级加一个初中班，俗称“带帽子”）。那时上学每天都要起得很早，满天星星，满月或月牙儿陪伴着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少年。到仰化中学一般是三、四里路，为了抄近道不走直角转弯，等距宽的山芋垄就成了跨步的距离，后来的几十年，因为走惯了斜垄大步，走路一直很快步子很大，直到现在仍有这个习惯。晚上九点下晚自习，我们附近几个庄的就结伴回家，因为中途要经过公社医院后面的坟场，没有人敢独自穿过的。这个乱坟场野狗出没，常常把医院里难产死亡浅埋的的婴儿尸体扒出来，场面十分恐怖。坟堆上空在黑夜中还会发出幽绿的磷光，我们称之为“鬼火”。据传说在坟场里深夜行走会感觉“鬼”跟在身后，不时会扒住你的肩膀。这些传说吓得我们夜里经过是一路小跑，头和眼皮都不敢抬一下，哈哈哈。

‍ 那时候宿迁县是江苏最穷困的地区之一，仰化虽处在京杭运河三角洲和六塘河河套之间，大运河有梯度船闸自流灌溉，六塘河可以疏解洪涝，有水稻种植，有大米吃，农民们却依旧以山芋干和玉米杂粮度日。在学校食堂，同学们每天到校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带的山芋或者杂粮窝窝头放进大蒸笼里，只有我们下放的学生有铝制饭盒用米蒸饭。当地学生每人都会有一玻璃瓶装的咸萝卜和疙瘩菜，有的很好吃，尤其是宿迁农家自制的霉豆（现在商品名梅豆），十分鲜美，里面的冬瓜和方块萝卜最好吃。我们对本地同学带的山芋干煎饼不太感兴趣，交换对象往往是山芋和咸菜。有一段时间，学校提供的一分钱一勺的白菜汤成了同学们议论的话题：油花是烧好后漂上去的；汤里全是老白菜帮子，食堂把菜芯都炒给老师吃了，不公平。食堂蒸饭蒸山芋每人每天收一分钱，就这，也有不少同学缴不起。

‍ 我们从南京下放到宿迁之前的几个月，因为中苏（当时称为苏修）之间关系恶化，核大战一触即发，我们所在的一中师生打起背包行李集体急行军转移到离城60里外的湖熟乡村，而边远的宿迁乡村紧张形势也不例外。学校也会在半夜组织学生紧急集合，列队穿行到田埂上5公里夜游，一人一根自制红樱枪，军号声加口号和嘹亮歌声倒也很有气势。年级里别班有位同学叫孙平领唱，他个子不高有股机灵劲，有非常好的嗓子唱歌，人人都羡慕，后来听说被部队特招当兵去了。

‍ 杜校长向公社书记们争取到马棚运河湾一块长满了茅草、坑洼不平的200亩荒滩，要给同学们练练身手，把它改造成基本良田。学校给我们描绘的前景是生产出的粮食全归我们学生自己食用，国家还给每位开荒学生每天8两杂粮补助。这让同学们乐开了花，青春期个个都干劲十足，在当时有粮食吃能吃饱并减轻家庭负担，那真是大好事。记得学生们每天去5里外的荒原农场开荒，没有耕牛，同学们就用肩膀拉犁，用尖锹脚踩挖出茅草。那里的土质非常恶劣，盐碱化加死土块，一个学生忙乎一天也整不出一平米出来。倒是中午开饭时大家聚集在一起吃着发的荞麦面馒头，就着漂几滴油花的菜汤，劳动的快乐和成就感特足。

‍ 当时的仰化中学只有两排平房教室，一共两个年级八个班级，老师们大多数是经历过1966到1968年文革大动乱后离校分配的大学生，来自江苏各地，大部分住校。最北面靠干渠的是后勤总务和食堂，大门开在西面，进大门就是大操场，两排两间一联的平房教室在东南角。教师宿舍在靠北的中间平房。操场长度南北向勉强达到百米，而一排四间教室加上操场的尽头也是百米，直到现在提起100米的距离我就联想到当年的图景。学校开运动会，我报名参加200米赛跑，本以为自己身体敏捷，能拿个名次，结果什么也没得到，农村的同学个个跑得飞快，这才深知自己的不足。我们上学从三里路外的东面每天都要绕着学校的围墙走，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经过两个淮北寒冷的冬季，远远望见围墙内教室里晚自习暖暖的灯光（公社里每天供电几小时），就感到自己很满足了，回到家里做功课只有昏暗的煤油灯。煤油有股淡淡的刺鼻味道，每个月都要去大队部小店里去“打”，计划供应的；当时几乎每个下放户家庭都有时尚的煤油炉，晚自习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家里的煤炉已经封火了，就打开煤油炉热点饭菜吃。一觉还没睡醒，闹钟就响起来啦，一看才5点，赶紧从热被窝里爬出来，打开吱吱作响的木门朝外一看，还满天星斗呢。院墙外传来轻语，本庄的同班同学张超玉等已经守候在门外了。在偏僻的淮北乡村，除了发的教材，基本没有书可看，更没有教辅资料，如果要看只能翻开姐姐存留下的语文课本以及家里的地理书籍。经过文革动乱和搬家迁徙，也没什么“封资修”书籍了。

‍ 1971年1月，经过毕业考试，我拿到了仰化中学有杜校长签名印章的初中毕业证书，送别我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证书上就是这么写的。通过一年的补习和追赶，我毕业考试语文拿到90分；数学76分，理化68，75，体育刚及格，政治85。现在回顾在仰化中学学到的知识，大部分是政治和背《毛选》，了解了柴油机四冲程原理以及农化常识，外语因为没有师资没开过课。回到南京后在学校工作参加省自学考试，通过七年业余时间苦读，拿到省首届中文专业本专科文凭，才知道当年知识的浅薄程度。专业课堂学习的重要性在于系统、自觉、目的明确、有学习氛围和努力标杆。在仰化中学时这些都是缺失的。

‍ 回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狰工分，是我当年最想体验自己价值的想法，那时心理挺满足。不久仰化中学开办高中招两个班，大队传下话来只推荐祖祖辈辈没读过书的贫下中农子女，本队张超玉符合条件去上了。母亲也想为我争取，得到答复是你家祖辈都有书读，应谦让贫下中农子弟。我其实倒不以为然，除了读高中可以逃避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什么向往的，那时候都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 在我回生产队劳动两年后，1973年，父亲不再带薪参加农业劳动，被调至仰化中学教高中英语、数学、地理。那时候宿迁县还以为南京来的下放干部都是“臭老九”和“反动学术权威”，上面大概也觉得再不让他们恢复工作，让他们继续拿着高薪水不工作也不合适，加上邓小平复出提出恢复国民经济。却一点也不知道南京下放去到宿迁的，当地可以说“捡”到了一批瑰宝：南无、海校、一中、三中等名校的教学骨干、“反动学术权威”，云集宿迁各公社，以至于都安排不了，名师在大队“带帽子”小学初中教书的比比皆是。多年后的2000年同学聚会，听同学谈起当年南京下放的名师云集宿迁，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为当地培养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优秀人才，甚至惠及第三代，不少考去香港和国外的，感恩那个时代给他们带来的运气和机遇。

‍ 当时母亲心疼我劳动太累，央求父亲给学校打个招呼让我继续读高中，但父亲坚决不允诺，说要上高中自己去申请，我不会去找人“开后门”。在那个时期，宿迁流行“裙带关系”，当兵、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甚至于买紧俏猪肉猪油、肥皂白糖日用品、非品牌自行车手表，都要托关系“开后门”。我一听心里有点失望怨恨，但同是下放干部子女，也只有小几岁的才有机会读高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1973年仰化中学高中是几轨几个班。

‍ 1975年每个下放人员家庭可以安排身边子女一人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了洋北公社银行，但年迈88岁的奶奶仍住在张庄队家里，我半个月休假两天也住那里，直至1980年回南京才离开。

30年前带5岁的儿子去张庄队，体验父辈的生活经历。

如今带6岁孙子去探访故地，与带儿子去时隔30年。

在费绍传家门口时隔55年再相见合影。

熟悉的大锅大灶。

当年每天劳动都要扛锹走过的路。

现在的仰化中学，地点仍在原处，却连一点过去的影子都没有了。

灌溉渠很少了，与过去还基本一个样。

张庄，过去是泥土草顶屋，现在是瓦房，已经没有年轻人了，这个路口就是我家屋后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