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曾被告密说起

泰山翁

　　1960年，我考入泰安二中上初中。当时在学校里当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二年级担任班长，初中三年级担任学习委员。整个初中三年一直担任班干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下晚自习后，同宿舍的张姓同学问我：“你写了两次入团申请书，又是班干部，这次批团员为啥又没批你？”其实，我自己也很纳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是心中的痛点，于是没好气地说：“不批散！不批我以后就当民主人士！”

过了几天，班主任找我，问我在宿舍都是谈过什么。说实话我也记不得曾谈过这句话了。一晚上说了那么多的话，不知道老师想知道什么。后来班主任问：“你懂得民主人士是什么吗？”我恍然大悟！才意识到张姓同学告我的密了。我立即对班主任说：“老师，我错了。我是说着玩的。”班主任严肃地说：“闹着玩的？你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了吗？”就这一句话，班里批；学校开全体师生会议时校长在大会上批。直到1966年高中毕业，团没入上，民主人士没当上，还惹了一身骚。

当时，张姓同学也正在要求入团。向团组织和班主任汇报自己的思想和他人的思想，这都被看成是要求入团积极性的表现。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受大环境的影响，学校里班班都有告密的。告密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张姓同学告我的密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奈的；但却是可耻的。

告密者令人不齿，古今中外被人唾骂。

告密，自古就有；但一直为道统所责，为正人君子不齿；下场都很悲惨。明太祖朱元璋堪称告密者教父。他登基后，首先设置锦衣卫以监视官民，保证他们臣服；太监魏忠贤更是将这个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最著名的有场民间饭局，四个人晚上小聚，某人酒醉，大骂魏忠贤，很快就传到了魏忠贤耳朵里，结果都死得很惨，骂人的被分尸酷刑。那个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最大的功劳就是杀了魏忠贤。到死，魏忠贤都没想到，这辈子自己玩告密出身，最终把自己玩了进去。

告密还能成为英雄。上初中时，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苏联一个叫帕夫利克12岁的孩子，他热爱党，忠于政府。他爸爸是村苏维埃主席。因为同情被流放的富农给他们开了通行证而被儿子帕夫利克告密给警察。结果，他爸爸被捕，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他祖父、祖母和舅舅对他怀恨在心，将他和8岁的弟弟杀害。因为这一事件，帕夫利克成了苏联英雄。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对其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高尔基一马当先，撰文歌颂；政府为他塑造了无数的雕像，甚至享受了连斯大林都没有享受到的将头像印在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的殊荣。无数作家艺术家为其立传、唱歌、作画，所有的苏联儿童在加入少先队佩戴红领巾的时候，都必须在其雕像前宣誓，并高唱歌曲《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告密的孩子帕夫利克成了英雄，但他的全家几乎灭门。

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不乏告密者，而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顶峰。整个运动充斥着父母、子女、夫妻、同事、朋友之间无情厮咬、指着鼻子栽赃、面对面诬陷、背靠背揭发的人性悲剧；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事情更加普遍。人们心中的仁爱和信义消散了，全社会道德沉沦，民众精神迷惘。

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典型：

1970年某天，安徽固镇县的少年张红兵（原名张铁夫）的母亲──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的话。她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张红兵是“忠实的红卫兵”，他为了证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马上写了一封信，把信和他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同住一个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把方忠谋踹倒在地，然后用绳子把她五花大绑抓走。儿子张红兵写了《检举揭发罪恶滔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罪行》大字报，文末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1970年4月8日，方忠谋被判处死刑，三天后被枪杀。张红兵参加了固镇县万人公审大会，还到了行刑现场。后来，张红兵“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方忠谋死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他和弟弟仍然是“黑五类”子女。

类似这样的事件可谓举不胜举。之所以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告密者往往和被告发的人关系密切，就算有些不义之举，这其中保不准告密者也有参与，只是为了明哲保身，亦或是借机上爬的举动而已，动机绝对的不纯。就算告密成功，告密者也得不到对方的重视，甚至瞧不起；因而下场极少有很好的。

一位中国专门从事告密史研究的学者戏谑地将告密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因为古代中国人是以“礼义廉耻”这四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而告密恰好是这四维的夺命杀手。告密者恰好又把君子不妄自非议他人的“礼”和千古传唱的“义”踩在脚下。等于说，告密者拥有了人类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出卖他人。

告密不同于检举、举报、揭发。检举、举报，揭发是指向有关部门或组织揭发违法、犯罪行为，它主要牵涉到法律层次，比较正式，它是法制的产物。举报、检举、揭发等一般是针对公共事件的，告密则是针对个人事情甚至是隐私的；举报、检举、揭发者通常不为自己谋私利，告密者通常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举报、检举、揭发通常是光明正大的，可以公开的，被鼓励，告密通常是在暗处进行的，是可耻的。

告密行为危害巨大，告密不会在敌我之间产生，它只发生在朋友、同事、血亲、同乡、邻里之间；告密者靠出卖友情、亲情、乡情获取利益，这也是平时所说的背后捅刀子。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忌，人人自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告密仍似幽灵一般漂浮在中华大地上。它仍然在肆虐，仍然在侵蚀着人们的灵魂。中国亟待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伦理纲常；中国人，需要回归真诚与善良。只有全国人民一起努力，铲除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复苏人性，人们才能获得温馨的亲情、享受友情的和睦，才能构建美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