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快乐真谛 宋辉

严蓉仙著作

袁小四妈妈严蓉仙

　　在南院，在称呼上的“差辈”，屡见不鲜。正如“喝咖啡的猫”留言道：“乱称呼还真是不足为怪。

记得我家楼下住着中文系的老先生高兰，我一直称呼他高爷爷，而他夫人和我妈是同一个系的同事，所以，我叫她阿姨，自然，她家的女儿们我也是一直叫姐姐的。现在看来，这也是南院特色了。”确实如此。

山大著名教授高兰

　　在南院，与我们一家走动密切的，刘其恺家应该算一家。其恺管我妈叫“严阿姨”，管我爸叫“袁叔叔”，但我们兄弟姐妹们一直称其恺的母亲为“伍奶奶”。

南院的小朋友们，很多都认识刘其恺，都叫他“老恺”，或者“老K”。老恺个子高，鼻梁也高，当年是属于帅哥一级的小伙儿，倾倒美眉无数。

但是对其恺兄的父亲刘遵宪先生，南院的小朋友们或许就不太了解了。因为在山大搬到济南来之前，刘先生已经去世了。在南院，对于刘先生的记忆，只属于那些在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老”人。

袁小四爸爸，文史大家袁世硕。

　　提起山大的校史，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以为“文史见长”，并津津乐道地说起中文系的冯陆高萧和历史系的八马同槽。但对山大的理科教授，却了解不多。

其实，在50年代初的新山大，理科也聚集了一批学业有成的专业领军人物：生物学家童第周，物理学家束星北，化学家刘遵宪。等等。

1956年，我国学习苏联试行学位制时，山东大学只有三位教授被评为副博士研究生导师，其中两位是中文系的教授，理科的只有化学系的刘遵宪教授。

刘遵宪先生，生于1904年，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从清华毕业后去美国深造，是MIT的硕士和斯坦福的博士。1931年，刘先生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北大、南开、浙大、岭南大学、香港大学等多个大学里任教，1940年进入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并任化学系主任，1944年后任理学院院长。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刘先生就来到了位于青岛海滨的山东大学。初到山大的刘先生，已经在电化学方面卓有成绩，是新中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几位化学大家之一，他的到来为山大化学系日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五十年代的国家二级教授，是不会浪得虚名的。在前年教育部评定的双一流建设中，山东大学只有两个学科成为国家一流：一个是数学，另一个就是化学。

刘先生也很帅！有两件事情可以为证。

刘先生在山大任教期间住在大学路和鱼山路的交叉口上的鱼山路26号（甲），从当年的第二校门出来回家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而且是一路下坡，所以，每天下班的时间都可看到刘先生骑着自行车，背着手坐在车座上，大撒把地冲下大学路，到鱼山路口一拐弯，就回家了。这姿势，即便是放在现在，也可谓是：炫酷。

另一件事是，华岗任校长时期，学校里不仅学术气氛浓厚，学校里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

每到周六，学校都要组织舞会，华校长只要在青岛，大多会去参加。新山大是由老山大和华东大学合并而来，老山大的跳洋派的交谊舞，华大来的则喜欢扭大秧歌。两边互相不服气的时候，刘先生居然当众来了一段美式踢踏舞，惊倒众人一片。

（袁世硕画的当年鱼山路、大学路的草图）

　　刘先生的夫人名字叫伍恩照，她老人家是在南院住过的，一开始在4号楼305，后来搬到3号楼304，后来又搬到18号楼2单元的1楼，就是现在摆出来卖菜卖水果的那家。我们这些南院生、南院长的孩子们，都叫她伍奶奶。

在广东台山，伍家是大家族。伍奶奶的父亲名叫伍于簪，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与孙中山共事，前后有二十多年，是孙中山的革命战友、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1922年1月7日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发的第一个元帅令，就是任命梁长海为国立中华国民银行行长，伍于簪为副行长。

孙中山去世后，伍于簪无意陷入汪蒋之争的漩涡，回香港继续自己原有的生意。伍于簪有十个子女，伍奶奶排行第九。

大户人家的小姐，自然可以受到好的教育，伍奶奶在香港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在香港大学的校园里，刘先生是一表人才的留美博士、大学教授，伍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的知识女性，两情相悦，是再正常不过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去破解刘先生与伍奶奶的爱情媒介。但他们的共同爱好——体育运动，肯定是正能量的催化剂。从刘先生跳美国踢踏舞和骑自行车“大撒把”这两件事情来看，刘先生的体育素质一定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他在清华读书时，就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而年轻时候的伍奶奶，也绝非是我们印象中的南院时期那一头白发，上楼梯都会哮喘的弱女子。大家不会想到，南院的那个伍奶奶，年轻时是排球健将！1934年就是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的队员，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在菲律宾举办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是中国女排的先驱。

伍奶奶与刘先生结婚后，便随同刘先生去了在成都躲战乱的齐鲁大学，并在英语系做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又随学校搬回济南。1950年又与刘先生一起来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在外语系任教，级别是6级讲师。在青岛，伍奶奶一家就住在与山大大院一街之隔的鱼山路26号（甲）。这里是当年山东大学的教授宿舍区，家家都是楼上楼下的带有卫生间的住宅，用现在的话就叫联排别墅。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大教授有：束星北、韩连琪、刘遵宪、张学铭、谢力同、冯沅君和陆侃如、萧涤非、王仲荦、周伯平和童第周等。刘先生和伍奶奶育有3个孩子，其哲、其慧、其恺。刘先生是二级教授，伍奶奶是6级讲师，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超过400块钱，一家五口过着无忧无虑的惬意生活。

有山大的老师曾经感叹刘先生家生活的富足：他们家饭后是要喝咖啡的耶。殊不知，他们家中午的剩菜剩饭是绝对不会留到晚餐的。伍奶奶家里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刘先生是河南滑县人，说的是一口“我们都老了”那样的河南话；而伍奶奶生在香港，长在香港，说的中文也是粤语。南北方语言上的差异影响了双方语言的交流，所以，在家里，伍奶奶和刘先生之间的交流大多是用英文进行。

（袁小四妈妈画的鱼山路26（甲）当年的住户情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时间转到1957年，美国的海归和香港的华侨，没能躲过反右运动的风暴。伍奶奶首先中招，被错划成右派，工资降为九级。化学系的风暴比较温柔，刘先生只是被定义成思想右倾。但刘先生仍然不能接受这种现实，突发脑溢血，于1957年9月辞世，终年只有53岁。顶梁柱塌了！前半生衣食无忧的伍奶奶，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收入上巨大落差，伍奶奶要一个人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手头立刻拮据起来。以前的生活方式不能了，家里雇佣的保姆辞退了，甚至连学校安排的住房房租都要精打细算：让出楼下的房子，可以少付一些租金。那时候，我的父母正好刚刚结婚，向学校申请房子。于是学校就给我父母分派了伍奶奶让出来的，她家一楼的房子。所以，我父母就住进了鱼山路26号（甲）。60多年来，我们家和伍奶奶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伍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我哥和我都在中心医院。

　　写此文之前，我曾打开山东大学的官网，查看山大的历史名人录。没有见到“刘遵宪”的名字和照片。这肯定和他老人家英年早逝有关，但心中不免还是有些唏嘘。

如今，伍奶奶早已去世，其恺兄也在十年前就离开了我们，所以，我想，我是该写点什么的。

山大小树林 袁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