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广东行——访历史人物故居

快乐的家伙

龙年十二月，我参加了一次60空间策划的广东九天慢奢旅游。

从近代以来，广东是我国清末从闭关锁国走向开放最早的省份，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因而，近现代名人辈出，再加上岭南独特的人文遗迹，作为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我，收获不小。

期间，参观了两处著名历史人物的故居纪念地：中山市的孙中山故居和江门市新会区（县）的梁启超故居。

12月11日午后，我们从深圳经深中通道抵达中山市。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家乡在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1866年11月12日（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孙中山出生于祖屋旧址。

孙中山故居

这村子离澳门不远，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12岁时随家前往美国檀香山，17岁到香港学医。身受中西两种文化熏陶。孙中山耳濡目染，初步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理念。

据称是老祖屋

孙中山最初的主张集中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汉族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并解决土地问题，主要针对的是清朝的压迫和封建制度。这从他1905年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拟定的政治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以看出。

陈列室内孙中山手书的条幅

不得不说，这个政治口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东北也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族共和才是正道。再者此口号尚未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随着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的深入，孙中山的思想逐渐系统化。1918年孙中山著《孙文学说》指出 :“ ……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自此形成了民生、民权、民族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对中国近代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展览详细展示了他的革命历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革命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失败了好多次，但他居然每次都能爬起来继续干。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还能乐观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从未灰心。

这里还有新的纪念馆建筑，但我们去时未开放。

孙中山1925年英年早逝，其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刻在孙中山故居纪念广场上的“中山鼎”上。

孙中山是梦想家，也是实干家。他有远大的理想，但也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并且，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升思想理论的科学性，为后来者指路。其“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名言，再看当下的某些人与此名言相反的为人处事风格，证明孙中山的人格修养是值得称道的。

17日晨，我们由珠海抵江门市新会区，参观梁启超故居。

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1983年，新会县人民政府为纪念梁启超诞辰110周年，拨专款修葺故居，设立陈列室，存放梁启超部分遗物、著作，展出生平照片及事迹等。

故居内的梁启超雕像

据百度载，梁氏家道殷实，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1884年，年仅14岁时在广州中秀才，随后在广州学海堂读书。1889年在广州乡试中举，名列第八。

故居内怡堂书室

梁启超少时做登塔诗（茶坑村有凌云塔）

1890年（光绪十六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百度载，同年秋，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有为万木草堂，接受了康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君主立宪的改良维新之路。

1898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合照

梁启超入康有为广州万木学堂

变法维新的过程无须赘述，其失败以后，梁启超经过了14年的流亡生涯。期间，为唤醒国民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适时写出“少年中国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纪念馆内以“少年中国说”为背景的梁启超坐像

但梁氏思想初时宣扬保皇，继尔鼓吹立宪，总之处于变化中。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民国初建的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超为法部次官。1913年（民国二年）9月，梁启超获任司法总长。对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慰。后在祖屋上造了个匾额，标明自己的头衔，多少是有些得意的。

梁氏祖屋上的头衔匾额

但是，梁启超心中的民主意识，仍然存在。当袁世凯复辟皇权、出卖国家的面目彻底暴露后，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发出讨袁檄文，并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纪念馆内对梁氏参与护国的说明牌

1917年（民国六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梁启超辞去官职，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他本着“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宗旨，全力推进文化教育事业。

陈列室内1925年梁启超对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同学的题词

梁启超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史学、哲学、文字、佛学等领域造诣颇深，一生著述宏富。他是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

另外必须提及的是，梁氏的家庭教育堪称典范。其一门九子，出了三位院士:长子梁思成（建筑学专家）、五子梁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余子女皆为才俊。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在改良和革命之间产生摇摆。

笔者以为，对于探索救国方法的先行者们，这种思想的变化和摇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经过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不同的文化特点下，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哪一种代价最小，历史会揭示。他自己说过：“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就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这无疑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