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广水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老马走四方

插图摄影：易建高

广水镇全景鸟瞰

卷首语：花甲之年，蓦然回首，童年生活犹如昨天，它是我六十年人生之路最早最深刻的记忆，它让我刻骨铭心，是我迈入这个世界的第一步，一定意义上影响了我的人生。

以一个未成年人的视角，漫笔四十多年前生活的地方，以及那时的人和事，万难做到全面而准确，但透过一些社会现象、人物和故事，多少能够折射出一些那个年代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我们那一代人成长的艰难道路的清晰轮廓来。

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说得好：“回顾过去知道我们走了多远，反思过去知道我们还能走多远。”

第三代广水火车站

第一篇 快速兴起的移民古镇

广水镇位于湖北省应山县（1988年改为广水市）东北面，广水河的西岸，京广铁路穿镇而过。往北二十公里是桐柏山和大别山接壤处的中国八大名关之一的武胜关，毗邻河南信阳。

1970年前，该镇南北长约两公里，北起三道碑，南到西河桥（那时还是木结构桥呢，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东西约一公里长，东到广水河；西到何家塆、空军114医院、发电厂、吴家塆、周家塆、县四中、汽车站、韩家岗、三道碑。广水河发源于武胜关南的桐柏山东南坡和大别山西南坡，属长江流域。

听老人们讲，广水镇兴起于京汉铁路的建设。1906年，京汉铁路开通，广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这条铁路线上坡度最大最长路段的后勤保障基地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是鄂豫交界的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俗称“旱码头”。

那时候是蒸汽机车牵引，北上的火车翻越武胜关，须在广水停下，要加水、卸煤渣和检修，又要加挂牵引机车；南下的火车也要停下来，所不同的是，须摘下一个机车来。因此，铁路部门在广水设立了客运室、货运室、列检所、折返段、司机公寓、食堂、铁路俱乐部和铁路警察等机构。军队在镇上还设立了军供站。

奔驰的列车，把个广水变得像块磁铁一样，首先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来这里安家落户，继而引来了全国各地的人迁徙广水。到六十年代末，一万多人口的小镇，居民籍贯竟分布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随着发电厂、新学堂、天主教堂、清真寺、圆通寺、教会医院、铁路俱乐部等的相继出现，一个功能比较齐全，文化、宗教信仰多元，现代气息较浓的移民小镇就此迅速兴起。

每天清晨起，街上南来北往的人流很大，做生意的、跑江湖的，比比皆是。有玩把戏的，耍猴的，瞎子算命的，玩西洋镜的……热闹非凡。

“走过的，路过的，结过婚的，没结过婚的，千万不要错过，不看不知道，看了全知道，那才叫快活”；“老鼠药，老鼠药，老鼠吃了跑不脱”；卖狗皮膏药的喊得最响：这几年，俺未来，听说老板发了财，老板发财我沾光，老板吃肉我喝汤，老板抽烟我点火，吃剩的烟头丢给我……这声音在我的脑海里至今难以忘怀。

广水街景

广水街景

第二篇 古镇居民的分布

古镇虽然是个移民镇，居民大多还是以周边农村集镇的人为主。南庙口以北以易、闵、梅姓为主，这三大姓可能是镇上最早的居民。镇上很早就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高家的财主，闵家的官，易姓人缘半边天。

铁路东的工新街以河南人为主，西河街以省内外地人为主，住房大多是临时搭建的草棚子或茅草房。

铁路南道口东边的铁路公房住的全部是铁路职工及家属。它是古镇的独立王国，地方管不了它，那是古镇的富人区，是人们很羡慕的群体。铁路职工收入高、福利好，孩子上学、一家老小看病、乘火车都不要钱，就是在菜场买菜，声音最大的，恐怕也是铁路家属吧。

镇上胡姓的祖籍大多是镇东北方向胡家塆的；黄姓的祖籍大多是河东黄家岗的；叶姓的祖籍大多是镇东北方向四公里处叶氏祠的；孙姓的祖籍大多是镇东北方向三公里处孙家桃园的；李姓的祖籍大多是镇南方七公里处李店的；马姓的祖籍大多是镇北七公里处南新店的。

古镇有三个蔬菜基地。铁路东边的叫北上园子；镇南铁路西边的是刘家畈；镇南铁路东的是南湖；这三处的人们叫做菜农，以种菜为生。

广水街景

广水塔巷子

第三篇 古镇的布局及蓄排水系统

古镇就一条街道，在铁路西边，从南到北大致和铁路平行。街宽三至十米不等，人们称它鸡肠子街。

镇中心是丁字街，丁字街下首有座戏院，街北有南门洞，南门洞到北门洞之间是广水镇最早的集镇，其中老建筑有塔巷子、孙家巷子，还有镇上最早的水井—仙人井。

据说，京剧大师梅兰芳还在丁字街的那座老戏院子里演出过。那是1950年底，梅兰芳要捐献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在全国巡演，门票五块大洋，四块募捐，一块费用，在海报中明示。

最早的火车站在老新华书店对面、邮政局的背后，后来迁到了丁字街的下首、小涵洞的南边。

新火车站的南边分别是大涵洞、百货公司、五金公司、派出所、纺织公司门市部、食品公司门市部、绞水井，再往南是朱先（医生）的诊所、刻印社、文化馆、镇委镇政府、俱乐部、电影院、新华书店、铁路小学、铁路卫生院。

古镇的党政机关、文化娱乐场所、主要商业和金融营业场所都在南门洞至武元桥之间，这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段。

韩家岗背后山顶上有个气象站，根据天气情况，每天早上在站前旗杆上挂上不同颜色的旗帜作天气预报。

电影院门口和南门洞北各有个较大的书摊，分别是江狗的爸爸和喜头的妈妈摆的。这两个地方，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总有那么一帮孩子围着书摊，坐在小板凳上看得津津有味，一、两分钱就可以看一本。

街面大多是石块铺垫，两边房屋是清一色的砖木或石木结构，小布瓦、假两层，大户人家也有搭上楼板堆放杂物或住人的。大多两进深，中间有天井，后面有院子，横屋多作厨房。门面做生意，后面一家人起居。清一色杉木门板，材质耐腐又不变形，早上卸下来开门做生意，晚上装上去打烊休息。

全镇人的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镇上最著名的有三口井，北上的仙人井，中间的绞水井，南上的连二塘井。因为布局合理，选址准确，镇上从来没有闹过水荒。

勤快、讲究的人往往到东河挑河水饮用，河水甘甜，河水泡茶味道醇美，回味无穷。黎明前的河水最洁净了。

镇上兴修了很多塘堰，既具蓄水功能，又方便生活。南上有连二塘，中间有九皇冲水塘、清水塘、韩家冲水塘，北上有石板塘。

小镇的地势西高东低。人们为了防水患保铁路，修建了很多排水沟，南上从吴家湾到连二塘的两条排水沟，分别通到大小塘。连二塘的出口又有水渠连接西河，再往东河。

周家塆前的水塘出口，经过粮食仓库后面的柴禾行、武元桥到西河，流经铁路桥下漫水河道汇入东河。

镇中有两个铁路涵洞，都通向东河，既是排水管道，又是人行通道。

从南到北，有许多排水沟渠，所有排水沟渠的中上游都连接一至多个塘堰，完善的蓄、排水系统为小镇水利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天，每到傍晚，人们挑来井水把街面一冲，既干净又降温，再把竹床、竹帘子等都搬出来，放在自家门口，一家人在外乘凉。

冲凉后，老人们搬来靠背椅，一把大蒲扇为孩子们打扇，悠哉悠哉。孩子们躺在床上，数着满天星星慢慢地进入梦乡。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在孩子们床前美滋滋地抿着散装大麦酒，母亲清洗锅碗瓢盆后，还要再洗涤一家老小换下来的衣服，不停地忙碌着。

古镇从南到北有四条横穿铁路的通道。南上武元桥是平面道口，这个道口是通往铁路东货运室和货场的必经之路。

中间有两个涵洞，可以行人、通过人力车。

北上三道碑东边也有个平面道口，是通往大悟的必经之路，是往大悟铁路货场的主干道。

孙家巷子

广水街上唯一西式楼房～原洋油栈

第四篇 勤劳的古镇

解放前，镇上的从业人员除了铁路工人外，大多是商人，主要经营粮油、杂货、布匹等，还有些手工业者及装卸工。

解放后，政府成立了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副食品公司、五金公司、粮管所、食品公司、土产公司、医药公司、供销社等，把大部分商人及其财产公私合营到以上公司，然后改为国有、国营。

镇政府成立了缝纫社、铁社、白铁社、木器社、豆腐社、染行、搬运站、副食品加工厂、酒厂、伞厂、建筑公司等，把大部分手工业者合营到以上社、厂、站。少数是国有企业，大多是集体性质。

街道还成立了杂工队、煤球场、篮子厂、草包厂、猪鬃厂、缝包社、糠壳组等。

组织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妇们干一些季节性的杂活，如到土产公司、粮管所装卸蒜坨、洋葱、蒜苔、桃子、缝补麻袋，做煤球、编荆条筐和把米厂的谷壳运送到相关单位的食堂作燃料。

糠壳灶设计有讲究，一般靠墙角而建，烟道靠沿墙，灶宽约两尺余，长约三尺有余，灶堂呈长方形，灶面一般安装两口铁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

灶门旁装一风箱，进灶门下方斜装一石板，便于糠壳进入灶堂。糠壳堵住灶门则火小，敞开灶门则火旺。

铁路部门成立了家属队，俗称炭婆，主要是组织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属们清理火车头上的煤渣，然后优先拾没有燃尽的煤渣。

镇上的居民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各尽所能，有技能的靠技能养家糊口，没技能的靠体力劳动养活全家。凡是自己会做的能做的绝不花钱买，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包括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家庭赡养和抚养人口的多少。

家大口阔的家庭，日子艰难，家庭主妇非常辛苦。白天要工作赚钱，一大早要买菜、做饭、洗衣服、照料孩子，晚上要缝补全家人的衣服、做鞋子……

那时候，全家人一般只有一双马鞍跷胶鞋，布鞋棉鞋都得自己做。有些孩子一年就是一双布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就舍不得穿，打赤脚。

家里实在无法穿用的旧衣服旧床单，都要利用起来做鞋底。

制作鞋底很费工夫，先把不能穿的旧衣服旧床单拆洗干净，用浆糊一层层粘起来，布厚约四五层，晾晒干后叫“括子”，再把晒干的“括子”按照脚板形状剪好包边，一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一针一线、密密麻麻地扎起来，叫做纳鞋底。

因为鞋底很厚实，中手指必须戴顶针，即一种铁质的、宽约一指、表面防滑窝窝密布、形似戒指的工具，顶针的受力面大，便于将针穿透厚厚的鞋底。针穿透鞋底后，还要借助针钳把针拔出来。

鞋底纳得好不好，主要看鞋底落地一面的针脚排列整不整齐，有没有图案。这种鞋底，就是国人所说的“千层底”。

有的家庭主妇还要纺线织布，而这些活很多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完成的。

笑破不笑补，笑脏不笑旧，从一家老小的身上可以看出家庭主妇是否能干勤劳。

同等条件的家庭，如果家庭主妇智慧、能干、勤劳、节俭，这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要相对好一点。

如做同等数量的饭菜，她可能比别人消耗的煤或柴要少；错开买菜高峰，同样数量的菜要比别人少花钱；同样的时间要比别人干的活多；夏秋季节，蔬菜大上市时，她能花较少的钱买回较多的菜制作干腌菜，以备淡季之需。

风雪严冬，人家可能没菜吃，她家有菜吃，还可把多余的菜拿到菜市场去卖个好价钱。

子女多的家庭一般是大孩子带小孩子，上学的孩子放学后，除了带弟妹还要帮妈妈干活，捡煤渣、洗菜、烧火等等。

大一点的男孩子要帮家里挑水，星期天去山上砍柴或到河里去捡火石头挑回家，再用铁锤砸小，卖给建筑工地以补贴家用。

寒暑假大多要到河沙站筛沙、去工地帮小工，好多小学生毕业后就辍学，帮家里干活。

少数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家里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去干以上重活、杂活。在那个人人都不闲的年代，他们中间许多人很淳朴，也乐意帮助别人干活。

年纪稍长、子女大多已经工作或子女很少、家境较好的家庭主妇也闲不住。她们每天做完家务后，还要帮人织鱼网、做鞋子、弹袜底、缝制小孩衣服、帮人带小孩、酿米酒、制作腌菜卖……

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主妇，每个星期还要参加一次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大扫除，清扫街道，清理沟渠。

一大早，居委会的小组长们就站在街上，扯起喉咙呐喊：“大扫除，大扫除哇……”

人们的衣服几乎清一色是买布到镇上的裁缝铺缝制。自己织的布，还要到染行先染色。

镇上有南、北、中三个比较大的裁缝铺，裁缝们一年四季都很忙碌，有时量衣服还要排队。

人们用的菜刀、镰刀、剪刀、锄头等工具，都是镇上的铁器社生产的。

副食品商店卖的酱油、食醋、豆瓣酱、糕点基本都是镇上的副食品加工厂生产的。

铁路货场装卸火车的活，由铁路作业所包办。工人们白天、晚上两班倒，车皮随到随装卸。

货场货物的装卸，由地方搬运站垄断。货物运输都以人力车完成，外地货物则由汽车站的汽车运输，一年四季，工人们总有干不完的活。

镇上有南北两个菜市场、柴禾行，南边的自武元桥到铁路小学，北边的从广场到南门洞，早八点前买卖最红火，俗称：露水集。八点以后就基本没有买卖，人们忙别的活去了。

六十年代初，劳动力开始大幅增长，其中有解放初期的劳动改造释放人员、有1957年划为右派遣回原籍人员、有1962年中央企业裁员回原籍人员。这些人大多是黑五类或其子弟。

根据国家建设需要，结合本地资源情况和铁路运输优势，镇政府先后组建了河沙站、采石场。

这两个企业，解决了包括以上人员在内的很多人的就业与生计问题。

镇上的地富反坏右及其成年子女，大多集中在这两个企业里。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尽管他们中间不乏有知识、有技术专长的人才，却只能空怀报国之志，到最艰苦的企业“锻炼”改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劳动报酬和分配方式跟别人没有不同。

这两个企业的活计都是重体力劳动。河沙站的工人一般都要求集中睡在站上的工棚里。

早饭后乘小火车到河床的作业点，把筛好的黄沙挑到小铁路旁，再装上小火车，如此循环往复。小火车把黄沙拉到大铁路旁边的专用货场，工人们先把沙子从小火车上卸下，再挑到货场堆起来，直到货场的河沙堆得像小山似的，足够装满几个大火车皮，再装载启运。

铁路是半军事化管理，装车时间有严格的要求，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大雪纷飞、夜半三更，空车皮一到货场，必须按时装完，到点没装满照样拉走。

空车皮的调度权在武汉铁路局，广水火车站只知道大概时间，一般都在晚上。

如果白天获得装车消息，所有工人都不得离站，在工棚休息待命。有时晚饭后装车，有时半夜三更起来装车。只要晚上装车，家属们都要往作业现场送饭，孩子们最怕半夜三更从睡梦中叫起来送饭。

河沙站工人们的工具很简单，一把钢锹，一条扁担两只箢箕。要熟练地使用这些工具还真得操练操练，它要求把一锹十几斤重的沙甩到准确的位置，尽量不撒。

挑一担空箢箕到沙堆边，必须弯下腰，扁担不离肩，两手挥锹，左右开弓，迅速将沙装满箢箕，挑到目的地。

在小火车到来之前，必须在铁路旁备足至少一车箱河沙，如果车箱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装满的话，就得扣工钱。

所以，工人们除了要有强壮的体能外，还要能够熟练地使用工具，以提高工作效率。

镇上的采石场在镇北三道碑西面山上有个采掘点，开采和运输是两大部分。

开采工常年工作在塘口开山炸石，负责打炮眼的工人一人扶钢钎，对准选准的位置，一人抡起大铁锤，准确地砸在钢钎上，每砸一锤钢钎都要旋转一下。炮眼形成一定深度后还要注入适量的水，使里面的粉末形成糊状，便于用铁勺掏出来。开始最难，炮眼还未形成，钢钎不易固定，两人如果配合不好，铁锤容易砸偏，甚至砸伤扶钎人的手。

抡大锤要有力气，它要求高高地抡起，重重的准确地砸向直径不到一寸的钢钎上，这可是个大技术活儿。铁锤把不是硬邦邦的木头，而是四片宽约一寸、厚度不到一寸、长约两尺五的竹片，它柔软而有韧性，铁锤砸到钢钎上就不会震痛抡锤人的手，以柔克刚。两个人一天必须打好一个炮眼，工作量很大。

为了明确责任，实行谁打眼，谁装药，谁点炮。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们须将所有打好的炮眼装上炸药、雷管及引线。等到安全员把所有非点炮人全部疏散到安全地带或者下班后，指挥员吹第一次哨，示意点炮人点燃烟卷，烟卷燃着后要一一向指挥员说好。

说好的声音数和炮眼数相符后，指挥员吹第二次哨，示意所有点炮人点火，点炮人确认引线点燃后，再迅速跑向安全地带。

核实所有炮眼爆炸后，安全员开始排险。

先是要把散落在道路上的石块清理干净，然后再把塘口上方已经松动但未落下的土方和石头用钢钎把它撬下来，确保在下一次爆破前不会塌方、滚落石块。

排险是个责任活，更是危险活，要胆大心细。要系好保险绳，保险绳的一端一定要系在不会塌方的大树上，不然一不小心就会人和石头一起滚下来，轻则受伤，重则丢命。

他们是最晚下班的人，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们总以最快的速度回家。

所有石块先要在塘口整理好，然后由运输队的工人用板车运到铁路专用货场。

从塘口到铁路货场约三里路，整个路线呈v字型。

上山的路很陡峭，一个人把空板车拉到山上塘口就会累得出汗，到塘口后还得自己把石块装上板车，且一车石头须千斤以上，因为计件工资，不足千斤只算半车，所以还得多装一点。

运送一车石头下山是非常危险的活，如果驾驭不了，一车石头冲下山去，拉车人跑慢一点，轻则受伤，重则丢命，还可能伤及无辜。

别小看拉板车，除了要有足够的体力外，还要有技巧。装车要尽量把石头堆放在板车后部，使之后重前轻，最大限度地增加车尾部与地面的摩擦系数，一般在车尾部加装旧轮胎。

最重要的是，在下坡时身体要后倾，双手使劲上抬，脚踏实地，稳步慢行，尽量降低板车下行产生的惯性。

下山后，要把后面多装的石头移到前面来，使车前后平衡。

稍歇片刻，是一段约半里路长的缓坡，通过京广铁路后到达货场。这段路很艰难很费力气，人身体前倾，得像骆驼祥子一样，除了要付出很多体力外，还要有技巧，行走z字形，以降低坡度，那是一步一点头，百步一身汗。

到了货场，还得自己把石头一块一块地卸下来码好，这样才能得到一个车牌。

工人们一年四季，无论寒冬酷暑，天天如此。

懂事的孩子放学后或星期天会帮父亲一把，下山时站在车的尾部增加摩擦力，上坡时帮忙推车。

把石头装上火车也很辛苦。等到货场的石头堆满足够几个火车皮时，场部就会请求铁路货运部门调度空车皮来。

装车一般在晚上，工人们无论白天多么劳累，也无论风雨交加、大雪纷飞，必须加班装车按时完成。

晚上光线不好，装车人很容易被石头砸伤手和脚。

小点的石头由一个人抱到齐胸高的车皮上，抱不动的大石头可由两个人抬起来放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扛到车皮里。

车上的人还要把石头堆码半人多高。只要晚上装车，路上就有络绎不绝的送饭亲属。

六十年代后期，学校还没有复课。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北方产煤大省的煤炭产量大幅下降，加之运输困难，镇上的煤炭非常紧缺，河沙站的小火车就因没煤而改烧木柴，镇上的柴禾价格上涨。

因为这个商机，失学的学生们便寻找到去镇北三十多里路的孝子店山区，贩柴禾到小镇上来，赚取点差价，这份工叫拖柴禾卖。

这虽然属于商业行为，其实赚取的差价仅仅是点运输费、血汗钱，这买卖非常辛苦。

那个年代，个人的运输工具只有人力车。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吃早饭，家庭情况好点的可用手帕包一个饭团带上。

五点钟前出发，为的是在八点钟前赶到农民家里。要是晚了，农民已下地干活，就找不到卖家了。

有时候，一早晨要跑好几个村子才能找到卖家，或者走几个卖家才能凑足一板车柴。

谈好价钱后，再过称装车。有的村子不通板车，还得自己一捆捆地扛到大路边，一般每车柴禾都在七百斤以上。

一路上，除了下坡身子后仰眼睛向前看外，只看脚下的土路一步一步往前延伸，人一步一点头，留在路上的只有挥洒不尽的汗水。渴了，有路旁流淌的河水。带了饭团的，筋疲力尽时得以充饥；没有带干粮的，只有喝水，到家后肚皮几乎贴着后背。

北孙家巷子

第五篇 古镇和铁路的不解之缘

“走、走、走，下汉口，来、来、来，上河南”。这是古镇母亲教幼儿学走路时常说的一句话。

古镇居民和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家庭都有亲属或者亲戚在铁路上工作。

铁路不仅为古镇居民拓宽了生存空间，而且也给小镇居民出行带来了便利。人们南下汉口，北上河南，早去晚归如家常便饭。在交通极不发达的那个年代，铁路给了小镇居民莫大的恩惠。

如果你想免费下汉口，找在车站当班的亲戚、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亲戚，跟直达江岸的守车（货运列车最后一节，象房车样的车厢)上的车长说一声就可以座上去，最多四个小时就到江岸车站了。

实在找不到熟人，可以径直爬上停在一、三道上的货车车厢直达江岸。镇上的人知道，其它道上的可能是零担车不能搭，它也许在沿线小站甩、挂车皮，耽误时间。这叫搭荒车。

每年的寒暑假，是镇上的孩子们搭荒车最频繁的季节。

他们北上河南，南下武汉，有的是去买本地买不到的商品，有的是出去玩。

来回跑多了，他们对郑州以南，武汉以北，沿线的大小车站站名，运行时间熟记于心。哪怕中途睡着了，到时也会醒来，绝对不会坐过站，即使是半夜三更，一觉醒来也会知道火车到了哪个车站或区间。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好多中小学生靠搭荒车游历祖国很多地方，甚至从广西凭祥越境到过越南。

走南闯北多了，镇上孩子们的见识、知识面、观念明显地比其他不通铁路地方的同龄孩子要多、要宽、要新，甚至在语言方面也显得很有天赋。很多孩子会说几个地方的话，如普通话、武汉话、河南话等。

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北方的果品公司要到广水来收购本地产的花红桃（也称胭脂红），用火车运到北方销售。

客商一般雇当地人押运火车，给镇上的人们带来了既赚钱又免费旅游的机会，最远的可到黑龙江各大城市，交货后还可一路玩回来。

湖北缺煤。武汉钢铁公司及各大火力发电厂都要从河南调煤，几乎每天都有整列的运煤专列到湖北各地，同样有卸完煤的空车皮经广水北上。

空车皮里多少有点没卸干净的煤，这就给了镇上的人们扒车扫煤的机会。大人们要工作、干活，扫煤的活大多是孩子们的事。因此，童子军扒车扫煤成了镇上的一大景观。为了抢到空车皮，争取充裕的扫煤时间，孩子们必须在火车尚未停稳的状态下扒上去。

扒车要领是：先把无柄方锹、短柄扫帚用绳子捆绑一起系在腰间，再选准前方五十步以内无障碍物的位置站稳，把篮子甩进车厢后迅速跟着火车跑几步，接近火车速度时，迅速举起右手抓住车厢铁梯，随即缩起双脚踏上最下面的一级铁梯，一系列动作必须连贯。

篮子装满煤后，用绳子将篮子系好，一端系在腰间，纵身扒上车厢厢板顶端并迅速翻身骑上去，把篮子提到车厢板顶端后再吊到地面，人空手下来。整个过程要迅速，动作要熟练，因为空车皮北上不需要加挂火车头，卸完煤渣、加满水就开车，停车时间一般半小时。有些新手扫煤动作不熟练，来不及下车，被拉到信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走趟信阳也不要紧，到信阳后，扒列南下的车，一个多小时就回广水了。

镇上的孩子们大多会扒火车。父母们也不太担心他们会有危险，就像渔民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溺水一样。

镇上大多家庭做饭、烧水用的柴和煤基本上不花钱买。柴，自己到山上去砍；煤，从火车上扫下来的。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只要有空，都要到镇南铁路西的折返段煤渣场拾煤渣。除了自用外，大部分卖给了铁匠铺。

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南来北往，乘火车路过广水的红卫兵千千万万，车站无法满足饮水供应。镇上的孩子们很快瞅准了这个商机，纷纷到车站去卖开水和凉茶。因为需求量实在太大，开水烧不赢，后来索性直接提井水去卖。

铁路局供应段一般两、三个月就有流动供应车到小镇，为镇上的铁路职工供应比较紧俏的日用品、副食品，这是铁路职工的福利之一。由于不加运费，价格比地方同类商品还要低一点，凭家属证购买。

很多不是铁路家属的家庭主妇就借亲戚、邻居或者朋友的铁路家属证去买东西。在商品极度匮乏、人们收入微薄的那个年代，铁路供应车的到来，无疑是古镇的一大利好消息，人们奔走相告。

在计划经济年代，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包括吃的、穿的、用的。

孩子多、父母从事体力劳动的家庭，粮食供应指标根本不够用。有段时间，特快列车停靠广水时，火车站月台上有仅对乘客销售的、不需要粮票就能购买的食品，如馒头、包子等。

这种情况也给上述困难家庭带来一些机会。非铁路职工家庭，有的托铁路职工亲戚买一点，有的让孩子们晚上混进月台去买一点。

白天车站管理很严，不让闲杂人等进入站台。到了晚上，一听见火车站的广播响起：“客运值班的同志请注意，5次开过来进一道”。 孩子们就迅速出击，向二站台奔去。

售货员们出于同情心，明知不是乘客，也睁只眼闭只眼卖一点给孩子们。也有买不到的时候，一是混不进站台，二是进了站台，但有车站领导在，售货员不敢卖。

到铁路澡堂洗澡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冬天在家洗澡太冷，地方上的澡堂太贵。铁路澡堂每星期对地方开放一天，收费比地方澡堂低一半。据说，是铁路上烧煤不花钱的缘故。

穿镇而过的京广铁路

原折返段

第六篇 古镇的特色饮食

古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产与便利的交通，加之人们的开放、包容意识，逐步形成了古镇独特的饮食文化。

早上，街上到处都有卖吃的。既有油条、馒头、包子、米酒、馄饨、汤圆、发糕、馓子、麻花、面窝、烧饼和米面粑，还有锅奎、包粑、春卷、糊辣汤和滑肉汤等等。

尽管大部分小吃和其它地方一样，但有几个品种是独特的。先说包粑，它用小麦面粉和面做皮，把各种蔬菜洗净后切碎，水分大的蔬菜要把水挤掉一些，再放油、盐、葱、姜和适量的辣椒，入锅炒至八成熟作馅，像包包子一样，再由中间向边缘按扁至约一指厚的圆饼，放在锅里烙至七成熟，再放进灶堂里靠着灶壁把两面烤酥。以外酥内软，皮薄馅多为好。谁的粑包得好，一看馅多不多；再看皮薄不薄；三看两面的皮是不是一样薄。传说，在粮食匮乏的年代，一位聪明的家庭主妇为节约粮食，发明了这种多吃菜少吃粮的包粑。

再说裤腰粑，又叫懒婆娘粑。它用小麦面粉加水调匀，锅底煮菜，锅四周薄薄地糊上一层面，形同裤腰带，加火片刻，菜粑均熟，既节省时间，又节约柴禾。

然后说春卷。广水的春卷和别的地方的同类食品不一样，它不用油炸，而是油煎。先将鲜嫩的地菜洗净、切碎，再加猪瘦肉末或鸡蛋花放入油、盐、姜、葱入锅炒至八成熟作馅，最后用豆油皮或面粉摊的薄饼作皮，包成约两寸来长、约两指宽、一指厚的卷子，放在平锅上以少量油小火煎烙，两面微黄后即可食用。

四说糊辣汤，也叫鳝鱼汤。据说由河南传入小镇，又有别于河南的糊辣汤，为适合本地人口味经改进而成。这种糊辣汤加入鸡汤或猪筒子骨汤，放入切碎的豌豆粉丝、鸡蛋皮、面筋、生姜、葱白、黑胡椒粉一起煮成。它的辣味主要源自黑胡椒粉。

五说千张豆腐包油条。早上到豆腐摊上买几张冒着热气、薄如纸张的千张豆腐，再买几根刚出锅的热油条，一张千张卷一根油条趁热吃，既有营养又耐饿。

最后说滑肉汤。将五花肉除皮，切成半寸见方，用面粉加鸡蛋调成糊状，将肉块放入穿衣，入油锅以小火炸至微黄起锅，再放入沙罐用高汤小火煨烂调味即可。此菜鲜嫩滑润，落口即化，为历代宫廷名菜，备受青睐。

各家各户有红白喜事都要“过桌子”­‑‑办酒席。请厨师到家，厨师会按照桌数开好所需食材及调味品清单，由主人买回。酒席先上凉菜，再上主菜，肉圆子是最后一道主菜，要是红喜事，这时就要放鞭炮庆贺，意为圆圆满满，最后上炒菜吃饭。主菜以汤菜为主，鸡汤、排骨汤、心肺汤、滑肉汤、滑鱼汤、牛肉汤、羊肉汤等等。主菜大多要先蒸好，有些还要先炸后蒸，上桌前从蒸笼起碗，反扣在一个大碗里，浇上调好味的高汤，撒上葱花上桌。它的特点是：滚、烂、淡。

入冬打霜后，家家户户要腌酸菜。广水有一种白菜叫箭杆白，因形似而得名，约一尺多长，白杆绿叶，杆长叶少。腌好的酸菜呈金黄色，菜杆晶莹剔透，酸脆可口。不同的人制作的腌菜味道不一样，同样的菜、工艺和容器，有人腌的非常酸，有人腌的容易烂，到现在还没有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酸菜是人们过冬的主菜，用腌好的菜杆炒瘦肉、烧鱼特别下饭。

后来，生活条件渐有改善。入冬以后，日子过得去的人家都要灌香肠，腌腊肉腊鱼，霉豆腐。由于各家口味不同，放的调味品不同，所以百家百味。特别是香肠和霉豆腐，没有任何两家的味道是相同的。

春节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炸红薯圆子、豆腐圆子、豆腐块和翻饺，做八宝饭。除夕吃完年饭后，要卤菜，卤猪头肉、猪耳朵、猪舌头、牛肉、鸡子、猪脚、千张等等，以备正月里招待客人之用。

“炒七不炒八”，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要炒花生、炒葵花籽、炒南瓜籽、炒红薯干、炒米子。炒米子，是一种用糯米蒸熟后晒干的米粒，炒熟后略有膨胀，比爆米花小一些。正月里招待客人，都不可少。

原铁路工人俱乐部

第一代广水火车站售票房

第七篇 古镇的忧愁和快乐

要说快乐，那是对孩子们来说的。大人们一年四季辛苦劳作，总有干不完的活。赚的钱永远支付不了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家庭主妇们常常愁眉苦脸，快乐似乎离她们很遥远。

如果有的话，那也许是在梦中。她们不是愁坛子的米不多了，就是愁天冷了孩子们做棉衣的钱还没有着落。哪怕是春节期间，还要愁能端上桌招待客人的菜太少。

如果非要说大人们的快乐，可能就是每年除夕吃年饭吧，全家人高高兴兴、痛痛快快地吃一餐饭。因为镇上的风俗是吃年饭必须高高兴兴，如果愁眉苦脸，明年要愁一年。

再就是家庭主妇们如果成功邀一个会，一定很高兴。“邀会”，是一种互助性质的融资，如邀会人急需一百元，那就一人每月出十元，邀请十人参加，根据每人需要用钱的时间，排出每个人得会的月份，每个人在不同的月份都可得到一百元。“得会”后，可以给孩子们交学费了，可以给孩子们做棉衣了……

孩子们无忧无虑，自有他们的快乐，体会不到父母的艰难，推着铁环上学放学，比谁推得快且不倒，一路欢声笑语。

趴在地上和伙伴们弹玻璃珠子，也是一种乐趣。

打噼子。噼子用废纸折成，约一寸见方，有正反两面，把对方的噼子打翻为赢，赢家可得到对方的噼子。

看谁的弹弓打得准，上房掏麻雀，小时候的快乐真不少。

抽陀螺，也是一项开心的运动。那是比谁的陀螺转得稳转得时间长。

夏天，到河里水塘里玩水、抓鱼，流连往返。

去书摊花几分钱租连环画看，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玩洋画，内容有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有西游记里的人物……煞是好看。想得到别人的洋画，一般是以锤子、剪刀、布的玩法来定输赢。

劈甘蔗的游戏也很好玩。三两个人凑钱买一根甘蔗，用玩锤子、剪刀、布的方法，决定劈的先后顺序。

劈甘蔗，是把甘蔗立在地上，一只手握住小刀，刀刃按住甘蔗的顶端，如果甘蔗重心稳定的话，就迅速举起小刀向下劈去，劈下来的部分就归你吃。如果没有劈下来，就该别人劈，不断循环，直至把甘蔗劈完。有的还要玩花样，要依次把刀尖、刀柄、刀的两面、刀背落在甘蔗上，才能劈下去。

女孩子比赛跳房子、踢毽子、跳绳、翻绳子，比男孩子文静得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男女老少都快乐的事，莫过于去空军114医院大草坪上、铁路小学的操场里看免费露天电影。

这两个地方放电影，人们奔走相告，信息迅速传播到家家户户。

晚饭后，人们自带椅子、板凳，兴高采烈地去享受每星期一次的超级娱乐活动。当然，有时也有人搞恶作剧，制造虚假信息让你“白跑惊战”，即白跑一趟。

每十天半月的，俱乐部灯光球场上会有篮球比赛。实力最强的两个队，分别是铁路工务段和搬运站。看篮球赛，是体育爱好者最快乐的时光。

过年，肯定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姊妹多的家庭只有最大的女孩和男孩才穿新的，弟弟妹妹只能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

有好的吃，还不干杂活，可以痛痛快快玩几天。

拎着父母买好的沙糖或点心，到乡下亲戚家拜年是件十分快乐的事，能吃好的，还能体验农家生活。

春节前，各居民委员会都要组织居民大扫除，没有铺垫石板的街面，会铺上一层黄沙。

除夕下午，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是贴春联。如担心别人上门讨债，就早早贴上春联。按照风俗习惯，人家贴了春联，就不能要债了。

当年有老人去世的家庭，须以白纸书写祭奠内容的春联，次年贴黄纸春联，第三年贴绿纸春联，满三年后才能贴上喜庆的红纸春联。

除夕年饭时，人们就可以放鞭炮了。迫不及待的孩子们纷纷走上街头看放鞭炮，待鞭炮一炸完，孩子们就蜂拥而上，在地上寻找没有爆炸的鞭炮。有引线的可以再放，没有引线的从中间折断，让两个断面向外，用燃着的香点燃断面的火药会射出美丽的火花来。

正月初一一大早，人们穿着新衣服走家串户相互拜年。

没有新衣服的孩子会赖在床上跟大人扯皮，这时候，孩子无论怎么哭闹，妈妈都会耐着性子连哄带吓唬：“正月初一不能哭，不然长不高；或者明年一定给你做新衣服；或者给你藏了一袋花生，不要让你哥哥姐姐知道了；或者给你留了一挂鞭炮；或者外面玩旱船的来了……”这时候，天真无邪的孩子一般都会乖乖地起床，活蹦乱跳地跑到街上看热闹去。

春节期间，每天都有各单位组织的采莲船、踩高跷、玩龙灯等娱乐活动。这也是小镇最热闹、最欢乐的时候。

南门洞以北大户人家房屋上的雕梁画栋。

文革时期的标语

第八篇 古镇里的名人

要说记忆中的名人，首先应该是手艺人。因为人们和他们的依存度高，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早开门晚关门，凭着一双勤劳的手和技能，服务着镇上的人们，诚信为本、童叟无欺，普遍为人们所尊重。

李师傅是理发师，小时候母亲总带我到解放街居委会北隔壁的李师傅家剃头，我们叫他爹爹。

李师傅和蔼可亲。小孩子尽管护头不喜欢理发，但是总是在他的表扬声中乖乖地把头剃完。

夏天，他们家工作间上方吊着一块三尺多长、一尺五寸来宽的夹层布帘，中间横向固定一根竹片，竹片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通过上方另一端的滑轮向下，李师傅的老伴坐在那里不停地上下拉动绳子，使吊着的布帘不停地来回摆动扇出风来，给客人降温，提高服务质量。这就是当年的风帘。到他们家剃头还要排队呢。

袁师傅，也是理发师。长大了，知道爱俏了，慕名到南门洞北边的理发店，找袁师傅理发。袁师傅个子不高，六十岁左右，穿戴非常整洁，皮肤白净，头发打理成三七开，一丝不乱，和蔼可亲。大家都说他的手艺好，特别是年轻人，都找他理发。

宋裁缝，电影院对面的裁缝铺里的掌门人，也是我记忆中的名人。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做新衣服机会比较多，对宋裁缝的印象很深。老人家六十岁左右，个子不高，五官端庄，皮肤白净，穿着整洁，和蔼可亲，对客户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交衣服的时候，总是把多余的边角布料一并交还给客户。

一天到晚站在工作台前，量不完的尺寸，裁剪不完的布料。

陈哑巴裁缝，是个很不错的手艺人。

大一点的时候，知道爱俏了，都说天主堂对面的陈哑巴裁缝做的衣服适新，自己拿着布料找他做。

陈哑巴高高的个子，皮肤白净，穿着整洁，脾气很倔。他把你尺寸一量，大拇指一伸（好了），右手往右边脸上一摸，头往右边一偏（一天），再伸出十个指头来数，告诉你几天后来拿衣服。

如果你有其它要求，他会连忙摆手，然后右手食指指胸，再伸出拇指，告诉你不要多说了，请你相信我。你要再多说，他立即把布料一卷，往你手里一塞，手一摆，意思是叫你走人，另找高明去。

叶矮子，小镇的名中医。因为人矮，人们背后叫他叶矮子。

人们有个三病两痛、疑难杂症，总有人向你推荐：“找叶矮子看哈。”至于他的大名叫什么，很多人都不清楚。

朱先，是朱先生的简称，也是小镇的名中医。朱医生五等人个，和蔼可亲，话不多，他诊所的工作台上常能见到一些红粉末、白粉末、黑粉末、黑膏子等。

那个年代的夏天，没有电扇和空调，住房条件差，小孩子长包长疮的特别多，人们热衷找他治疗。他收费低廉，疗效又好，非常受人尊重。同样，人们不太关心他的大名叫什么。

帅医生和李医生，帅医生在搬运站医务室工作，李医生在河沙站医务室工作，两位都是三十多岁的美女医生。

她们长年服务于社会最底层的男性体力劳动者，她俩是男人堆里的两朵花。由于她们有文化、素质高、有气质、服务态度也好，非常受人们尊重。

听说李医生在解放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由于成分不好，才发配到河沙站医务室的。

拖运垃圾的老陶，六十来岁的老头儿，籍贯湖北红安，终身未婚，孤身一人，话语不多，性格倔犟。

他和更夫钱福一起住在南门洞上的骑楼里，钱福也孤身一人，又驼又跛。从解放前到建国后，老陶一直是镇上的环卫工，数十年如一日。

他每天一大早拉着一辆高厢板车，右手捏着一个铜铃，边走边摇，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提醒人们收垃圾的来了。人们听见熟悉的铃声会迅速将家里的垃圾倒进他的板车里。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垃圾撒在车外面了，无论是谁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大声训斥：“么样搞的唦，快扫起来”。这时候，极少有人跟他还嘴，都会迅速地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他尽管干的是最脏、最累、最枯燥的工作，但几十年来，人们不但没有看不起他，而且都很敬畏他。

多年来，大家都不知道也不关注他的身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喊他老陶。

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偶然得知兰州军区后勤部长是他红军时期的部下时，才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了他的身世，要求政府给予他相应待遇。

经过政府和兰州军区共同调查核实，认定他汇报的情况基本属实，政府按照相关政策给予了他相应的待遇，他的传奇经历才被人们知晓。

老陶生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跟他表哥当勤务兵，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随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红军会师后又随张国焘南下。

后来对革命感到失望，利用任司务长之便，携带积攒的金银脱离部队和共产党，辗转回到湖北，病倒在广水镇。病愈后，在民国时的镇政府当镇丁--政府门前的卫兵。

抗日战争时期他不愿意为伪政府当差，当了一名环卫工。

敲钟的矮老头，一位资深的敲钟矮老头。他在我的记忆中尤为深刻，五十多年了，老人家的形象仍然记忆犹新。

大光头，一年四季腰间总是系一条土布汗巾，穿着整洁，身板结实，也很精神，和蔼可亲，很少说话。

单身一人，以校为家。每天按时肩扛一个梯子，上十几步台阶，把梯子搭在半山腰上的一棵大树上，准时敲响挂在树上的弹壳钟。这个弹壳钟，听说是1938年日本飞机丢下来没有爆炸的炸弹弹壳，直径约一尺、长约两尺。它的浑厚而响亮的钟声，全镇都能听见。

铛......铛铛……预备钟响了，学生们纷纷进教室坐好，打开课本，老师拿着课本和备课笔记站在教室门口。铛铛铛…铛铛铛…上课钟响了，老师才走进教室……这些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

矮老头不敲钟的时候，也没闲着，到处扫地，帮学校干些杂活。尽管工作单调、枯燥，但是多少年如一日，忠于职守，默默无闻，毫无怨言。

在他的感情世界里，人们看不到七情六欲。不过，他对学生还很有人情味的。有的学生迟到了，他只要在上课钟敲响之前，听见喊：“爹爹，等一哈”，就一定会等到这个学生进了教室才会敲响上课钟。遗憾的是，学生们都不关心这个可爱的矮老头姓甚名谁。

提篮小卖矮老头，这位矮老头，人们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也不关心他的身世，好像也是一个孤老。皮肤黝黑，厚厚的下嘴唇比稍薄的上嘴唇长一些，塌鼻梁。

一年四季，头戴一顶退了色的帽沿垂下的蓝色布帽子，腰间系着一条脏兮兮的土布汗巾，身上的衣服总是油渍巴拉的。走起路来，两只脚好像永远都抬不起来似的。

每天从早到晚，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右手挽着一只特制的油渍发亮的竹篮子，里面装着油条、锅奎、麻花等，上面盖着一块白布，沿街不停地叫卖：“油……果，锅……奎，麻……花”。那音调、节奏就像放录音一样没有疲倦，你难得发现它的改变。

夜深人静的时候，矮老头的叫卖声，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对每个人都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力。

多少年如一日，不论刮风下雨、烈日炎炎、风雪交加，不论是黎明，还是深夜，矮老头总是不停地行走在大街南北，服务着镇上的人们。

沈驼子，一个修锁师傅、象棋爱好者。他四十岁左右，又驼又瘸，走路必须用两根拐杖，同样孤身一人。

吃、住、工作在武元桥拐弯处北边，两座民房山墙的夹角处的不到五平方米的棚子里。

临街放一个木制柜子，约半人高，柜面是工作台，翻过来是象棋盘，他以修锁为主业，兼修其他。此人很聪明，最大的爱好就是下象棋，且下得很好。

他的门口经常围着好多人，看他和别人下棋。镇上每年组织的象棋比赛，一定会有他参加，并且总能拿到名次。多少年来，他不但服务了镇上的人们，而且还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乐趣。

白毛算命瞎子，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姓甚名谁不详，算命为生。

他五等人个，头发、眉毛、皮肤、汗毛都是白的，可能是白癜风病导致的。

他一年四季在镇上走街串巷，右手的一根三尺多长、拇指般粗的竹棍不离手，以其为自己探路。左手拿着两片半圆形的铜板，不停地敲击着，发出清脆的响声，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算命先生独特、含蓄的叫卖声。

白毛瞎子相对其他几位算命先生的口碑要好一些，都说他算得准，又不瞎要钱，所以他的顾客也最多。找他算命的顾客，大多是没有文化、没有正式工作、家大口阔的家庭主妇。

这些家庭主妇，为了全家人的吃穿用度精打细算，起早贪黑，勤扒苦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在吃穿方面，永远把丈夫和孩子们放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在长期、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她们的心灵就像黑夜里漂泊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小船一样，看不到彼岸在哪里，也不知道会漂泊到哪里。她们寄希望于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哪怕一点儿精神慰藉，让自己能够看到明天的曙光，给自己坚持下去增添一些勇气和动力。

算命先生其实就是现代的心理咨询师。一位高水平的算命先生，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顾客的诉求，并且合情合理地、恰如其分地满足顾客的诉求。既指出你困难的一面，更给出你希望的一面。

他知道这样的顾客最关心的是丈夫，那是家庭的顶梁柱；还有她的长子，那是能够最快成为家庭栋梁的孩子。根据顾客所报生辰八字，他会迅速算出是丈夫还是孩子。如果判断是丈夫，他会说：“此人命总体不错，八字蛮好，就是生辰与属相有一点点相克，不太蛮要紧。叫他少走夜路，不是自己的东西莫拿，与人交往要有理让三分，生活上多关心他，这样可以化解。你放心，冇得事”。他既满足了顾客的第一个诉求，又用独特的方式教人降低危险的概率，教人遵纪守法，与人为善，减少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如果判断是长子，他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命大福大，是个富贵命，长大了不是当大官，就是发大财。一生顺风顺水，不管走到哪里，总有贵人相助。一人有福带满屋，以后你要享儿子的福。现在苦是苦点，年轻吃苦不算苦，老来吃苦苦黄连。你是先苦后甜，好日子在后头。今天你既然请了我，有一点，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信不信由你。这孩子属蛇，今年是虎年，虎见蛇两半截，今年对这个孩子不太好

……”说到这里，顾客往往会着急地问：“那么样办呢？先生有冇得法子化了它？”到了这个火候，白毛瞎子就开始卖关子：“法子有倒是有，那你要破点财。你加一角钱，我跟你找个法子化了它。加的钱我也不要你的，我要拿去买纸，还要我淘（劳）大神。你要愿意，我后天再来，化了后，你再给钱”。“愿意，愿意，要先生淘（劳）神”，哪个主妇不这样说呢？

白毛瞎子一定会准时再来，他拿出一个小孩巴掌大的黄色纸包说：“我跟孩子画了一个符，是压邪的，你把它放在孩子的枕头下面，千万不要打开看，天机不可泄露。要枕七七四十九天，第四十九天的晚上子时，拿到外头冇得人的地方烧了它。另外，不要让孩子到急水头上去，不要爬墙上树，要禁生冷。今年过了，就百事大吉。”在千百年来母随子贵的中国，母亲们往往把老年的幸福寄托在儿子身上。别说加一角钱，就是加两角钱她也愿意，更要把先生的指点铭记在心，一一照办。

白毛瞎子明知可以多加钱，但他只加一角钱。这也说明了他的职业道德比较好。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换来了好的口碑。

白毛瞎子为代表的算命先生们，不仅仅靠算命养活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艰难困苦、公共教育与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抚慰了无数母亲可能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和心灵，让她们看到了希望和美好的未来。让她们感到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促成了她们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就像寒冬里送去一团火，黑夜里送去一盏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为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作出了贡献。

万校长，第一小学的万校长。个子不高，胖胖的，老实厚道，和蔼可亲，性情温和，似乎不会发脾气。他是小镇仅有几所小学中规模最大一所的校长，属于小镇本土的教育家。

朱老师，县第四初级中学的语文老师。朱老师，中等偏高的个子，四十岁左右，一表人才，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位有素养的知识分子。

家住在镇政府斜对面，几个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也很有教养。

他属于镇上文化最高的教育工作者之一，颇受人们的尊重。听说他也是解放前大户人家的子弟。

孟校长，广水中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理一平头，浓浓的河北口音，不折不扣的一北方大汉。他表情严肃，挺胸阔步，极具优秀的军人素养和气质。

1969年初，近三年的停课闹革命终于结束。文革前的四中以广水中学的新校名开学了。

新上任的孟校长把镇上1966年至1968年的三届小学毕业生全部免试招进来，按照军队编制为三个连，一连是六六届的，二连是六七届的，三连是六八届的，班改为排，统一从初一始读。

初始，以学习毛泽东语录“一百条”和“两报一刊”社论为主，没有教材。后来，虽然有“试用教材”，但都政治化了，外语由俄语改为英语，所学单词不是政治词汇，就是军事用语。

孟校长亲自教政治，通过严格管理，开除个别害群之马，学校的教学秩序不断步入正轨，得到了社会和家长们的认可。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孙栋梁，家住武元桥，十来岁就是小镇的乒乓球冠军，可以说他是全镇大多孩子们心中的偶像。

孩子们一听说文化馆晚上有孙栋梁的比赛，就会赶紧做完母亲交代的家务活，到文化馆去看他打球。

第二天上学绝对要在没有去的同学面前炫耀一番；有的孩子在某个地方看到了他，也会情不自禁地跟同学讲，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孙栋梁，就像现在人们在某个地方看到了刘国梁一样。

梁炳炎，搬运站工人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三十多岁，皮肤较黑，个子中等偏高，身材魁梧，体魄强壮，面相和善，为人正直，吃苦耐劳，搬运站篮球队队长，在单位威望很高。

文革期间，短短两三年，从一个搬运工人一下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在小镇引起轰动，成了小镇无人不知的大人物。工人们里也有为此而感到莫名自豪的。

有几个家庭的男丁的名气也不小。他们的共同点是兄弟多；崇尚江湖好汉；喜好用江湖规则解决矛盾和冲突，不欺负本街区域的人，街坊四邻如果有受到别人欺负有求于他的，定会拔刀相助；讲义气，号召力强。

代表人物有住大涵洞旁的严家的兄弟八个；连二塘的二苕兄弟七个，二苕的名气最大。

另外，北上的憨子和牛娃，南上的狗娃，文革期间的孙德元，他们在小镇的名气也不小。

人们都说广水镇的苕不苕，憨子不憨，狗娃不贱。

广水街景

第九篇 和谐的古镇

五、六十年代的古镇，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大，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大家为了生计各自忙碌，利益上没有大的冲突，邻里之间除了孩子们外，很少有吵架扯皮的现象。

尽管全国各地的人几乎都有，但大家相安无事，每天早上买菜都能见面打招呼，家长里短地聊几句，有心人甚至知道谁家要来客人、什么样的客人，彼此都知根知底，甚至谁家里每天吃什么都知道，孩子们大多端着饭碗在外面吃，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邻里之间今天我向你借点盐，明天你向我借点油，大家相互帮助，很少有家里丢东西的现象，好多人家出门连门都不锁。

每个星期，居委会都要组织大扫除。各小组还要互相评比，到各家各户检查卫生。检查完后，检查组根据各家的卫生状况，会在每家门外分别贴上写有“最清洁”的红色纸条、“清洁”的绿色纸条和“不清洁”的白色纸条。

那时候，门外贴张“不清洁”的白纸条是非常丢人的事情。

夏天，镇上还经常组织除“四害”（老鼠、苍蝇、蚊子、蟑螂）活动。由镇上统一发放药物，全镇在规定的时间统一行动，灭杀“四害”。

1964年，广水镇被评为全国十大卫生城镇。

无论排队买豆腐还是买肉，只要你在头天晚上放上一个破篓子或者破筲箕，或者放一块破砖头，就算你排队了。第二天早上，只要你说这个筲箕或砖头是你昨天晚上放的，后面的人一般都不持异议，认可你排在前面。

在公民不能自由迁徙的那个年代，人们联姻的范围很小。小镇上大部分人攀起来往往亲连亲，如张三是李四老表的连襟，王二是张三的姐夫同时又是李四弟媳妇的哥哥等等。

人们偶尔发生点矛盾或摩擦，一攀起来，“哎呦勒，（女人会说：“妈觉勒”，和哎呦勒是一个意思），搞了半天，我着（们）还是亲戚，就唔(完了)，冇得事，有功夫到我屋（家）里来玩。”

如果在某个场所碰到一个姓万的人，或许有人会问：“一小万校长跟你是什么关系？”被问者可能回答：“是他叔叔”；姓蔡的可能就是牙医蔡先生的什么人；姓胡的可能就是中医胡先生的什么人，或者老家是胡家湾的；姓李的可能老家是李店的；姓黄的可能老家是黄家岗的等等。

人们见面打招呼，就是两句话：一是“七（吃）要（了）冇？”二是“到哪儿（里）气（去）？”回答也简单，“七要（了）或者还冇。”“到北上气（去），或者到南上气（去）。”一般没有第三个方向。

要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见面了，都会相互问候身体状况：“你身体还扎实（好）唦？”“还扎实，你呢？”“这些时有点不调和（有病）。”“你冇找叶矮子（中医）摆治（治疗）哈？”“冇唦……”

在通信、信息极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获得的信息，主要是人际传播。镇上的菜市场、理发店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场所，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都要去的地方。

你只要到这两个地方，一准知道最新信息，如万校长的兄弟今天要从北京回来，人家看见他的屋里人（夫人）买了蛮多好菜；刚才听114医院买菜的司务长说，114医院今着（天）晚上要打（放）电影；张镇长要结儿媳妇，听说新姑娘长的蛮排场（漂亮）；宋裁缝要嫁姑娘，听说新女婿在营盘（军队）里当干部，蛮跳赞（能干）。孙屠夫说：“我今着（天）五更杀的猪，昨天就被他们两家订了，要过桌子，请客办酒席，所以今天收市早。”刚才在理发店听车站的王站长说，昨天晚上北道口火车轧死了一个人；今着（天）早晨过了一趟专列，说是中央领导在上头（面）；明天供应车要来等等。

南上的人受到北上或外地人的欺负，很少找官方解决，一般找南上的二苕或者狗娃摆平；

北上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也一样。每个街段区域的人一般是井水不犯河水。南上的狗娃、二苕等，中间的严老七等，他们之间会经常往来，协调街段区域之间发生的摩擦和纠纷，相互之间称兄道弟。

广水北头的仙人井

南庙口

第十篇 古镇里的故事

小院的故事

这所小院在武元桥和连二塘之间，四间两进，中间一个天井，听说是解放前李镇长的房子，门面做粮食生意，后面四间是打米厂。

解放后没收归政府所有，由房管所负责管理。小院共住了八户人家。门面四间，其中夹了一条过道，住了三家，后面四间加两间厢房住了五家，非本地籍贯的为湖南、安徽、鄂城各一家。

小院有几件事，是我记忆最早、印象最深的事情。一件发生在1959年，有家人子女多，粮食不够吃，天天吃糠，大便拉不出来。几乎每天有孩子褪下裤子爬在板凳上，由他们的母亲用竹片从肛门里往外掏，孩子们都疼得哇哇叫。

另外一户人家有五个子女，非常困难，母亲怕养不活，就把不到一岁的女儿，送给了乡下娘家村子里一对无生育能力的夫妇。当然，这是一位母亲无可奈何的选择。

还有一户人家，父亲在邮政所对面的食堂里当会计，有四女二子，最小的儿子叫大狗，大概五六岁。

有一天，大狗乡下的舅舅带了两个小老表来他们家做客。他父亲不知在哪里买了点猪肉，他母亲做了一碗萝卜烧肉。大狗闻到香味，跑到厨房想抓一块肉吃，他母亲很快抓住他的手说：“乖乖听话，就这几块肉要待客，你舅舅轻易不来的。我晓得你舅舅不得吃的，等你舅舅吃完了，都给你一个人留下，你出去玩一哈，到时候我喊你到厨房里来吃。”在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大人们到亲戚家做客吃饭，一般只吃素菜不吃荤菜，都非常体谅主人的难处，因为荤菜还要留着下一餐招待其他客人。

大狗相信母亲的话，因为母亲最喜欢他。我俩就在天井里打噼子玩。大狗似乎还惦记着那几块肉，过一会就跑到窗户下偷看一下，看碗里的肉还有没有。

等他舅舅和两个小老表吃完饭一走，大狗飞快地奔向厨房。

不久，大狗大哭起来，跑到天井，边哭边在地上打滚，他母亲怎么也哄不住，最后连他母亲也哭起来了。

因为她对幺儿子的承诺无法兑现。原来，他舅舅并没有吃碗里的肉，而是被他两个小老表把肉全吃光了。是啊，姑妈对娘家侄子也是很心疼的。

一件意外而万幸的事情。1967年，我们家要建房子。有一天，邻居十六岁的独子胡太平帮我家拉石头，下山的时候，由于年纪小，力量不够，驾驭不了一板车石头，连人带车冲进了一口水塘里。

人们一下惊呆了，完了，完了，不被石头砸死，也被淹死。

正当人们回过神来，他却神奇地从水塘里钻了出来，竟安然无恙，真是苍天保佑。

他父母都是安徽人，父亲是医生，父母四十多岁生的他。

这件事，让我们全家后怕了好长时间。

两件非常心痛的事。记得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俞武三，家住连二塘北边的一个大院子里。

他父亲在汽车站做司机，父母好像都是武汉人，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最小，在家里很受宠爱。

我俩玩得很好，他有好吃的，总会给我一点。暑假的一天，我们一起到连二塘玩水。

在一次拱泥鳅（潜泳）比赛中，他再也没有游出水面。我边往他家跑边喊救人，等大人们到了塘边，还是没看见人影。最后是根据我指出的范围，用鱼网打上来的。

五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6年夏天，那年我刚小学毕业。

有一天，我到武元桥铁路边，准备扒车扫点煤。突然看见我同班同学陈太新的弟弟正在扒一列进站的火车，他跑了几步，右手抓住了把手，但是脚怎么也踩不到最下面的抓手上，可能是打算放弃，他把右手松了，一下摔倒在地面，一只脚伸到了铁轨上。我眼睁睁地看见他那伸到铁轨上的小腿被轧断了。

等火车走了，我迅速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背到路边坐好，又返回铁路上把他轧断的小腿捡起来，幸好有一位拉空板车的大人过来，我们一起把他扶到车上，连同轧断的小腿，送到铁路小学隔壁的铁路医院。

可能伤残处当时已经麻木，他竟然一声没哭。

过了一段时间，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柱着拐杖。

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晓得他爸爸是河沙站站长，家住铁路小学对面的巷子里。

闻苹果的故事。

大概是196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对门的小表哥非常神秘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

一进门，他把门一关，说：“你好好闻一闻，房间里有什么味道”？我闻了一下说：“好像没有什么味道”。他又把书桌的抽屉拉开说：“再好好闻一闻，有什么味道”？我闻了闻说：“还是没有什么味道”。他要我鼻子对着抽屉闻一闻。我走到书桌边，看到抽屉里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像皮球一样的东西，闻了一下说：“有一种香味，但不知道是什么香味”。他高兴地拍手说：“这就对了，你好好猜哈，是么事味？”我想了一下：“不晓得”。他说：“我晓得你就猜不出来，打开你看哈，你就晓得了”。他把手帕打开说：“你见过没有？”我说：“在书上见过，是苹果”。他说：“对了。是山东烟台出的苹果，是我汉口的大表姐带给我的，就这一个，我也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闻哈就可以了。你要想闻，每天这个时候来，我们一起闻”。

苍饵饼事件。

1959年开始全国饥荒，小镇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铁路东的工新街，有人发现停在最东边的火车上，装有类似豆饼的东西，放在火上烤后很香。于是，饥饿的人们纷纷到火车上盗回家烤着吃。吃得多的人，特别是小孩，立即出现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的症状。第二天大清早，就有死亡报告。

政府知情后，立即调查原因并采取很多挽救措施。原来，类似豆饼的东西并不是植物饼，而是一种化学肥料，人吃了会中毒死亡。一时间，省地县三级医院的医生都奔赴广水镇，对所有吃过饼的人进行筛查、抢救和治疗。

政府组织所有干部，挨家挨户清理没吃完的苍饵饼，一一询问是否吃过苍饵饼？

这个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人们都不知道。

坊间传说，此事件惊动了中央，连周总理都亲自批示，从北京空运药品到广水救人。如果属实的话，极可能是小镇建国以来唯一惊动中央的大事件。

汉口小学生在小镇设象棋擂台。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暑假，一个十来岁的汉口小学生，到小镇亲戚家度假。

小家伙的象棋棋艺高超，开始亲戚家的孩子们下不赢他，亲戚家周围的孩子们也都下不赢他，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镇上所有小孩都赢不了他。

这一下惊动了大人们。开始，只是三流水平的大人跟他下，没有能赢的，再就是二流水平的接着上，也个个败下阵来。

工人俱乐部的领导都来了，请他到俱乐部设擂台，并组织镇上几个一流棋手攻擂。

那天晚上，俱乐部人山人海，篮球场旁边的沿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象棋盘，两边各有一人站在梯子上，按照室内的喊叫声：黑车平一进五……，移动着棋盘上的棋子。

这擂台打了好几个晚上，没有一个人赢了他。

此后几天，听说镇上几个牛皮轰轰的象棋高手几天都不好意思出门。

真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从那以后，小镇流传了这样一句顺口溜：广水第一，孝感第七，武汉死脚踢。

喜头的故事。

喜头，1952年出生，籍贯安徽，独子。喜头是他的小名，大名叫什么，大多数人都不太关注，人们都喜欢叫他的小名。

喜头家住在南门洞内第一家，家后面山上是第一小学，母亲在家门口摆一小人书摊。

也许是受其家庭的影响，他打小就特别喜欢看书。他的知识面比同龄人要宽得多，思维和行为能力也远超同龄人，有些少年老成的味儿，所以在镇上名气比较大。

他可能是镇上同龄人中最小、最早做无本生意的人。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每天黎明前起床，背上书包，左手挎一只竹篮，到炸油条的摊位上赊二十根油条沿街叫卖，一根赚四厘钱，每天早上可赚八分钱。花两分钱可到南庙口跛子大叔那里买一个外焦内黄、又香又甜的烤红薯，美美地吃个早点，然后蹦蹦跳跳地上学去，剩下的钱放学后悉数交给母亲。攒到年底，可做一件新衣服过年。

那个年代，大部分孩子没有钱买早点吃，都是空着肚皮上早学的。

上初中的时候，他有一双白色力士球鞋，在学校乃至镇上同龄人中很出风头，不管走到哪里，一双白色力士球鞋很吸引众人眼球的。

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一双母亲做的布鞋就非常不错了，好多孩子除非过年常年打赤脚。买一双球鞋，绝大多数人连想都不敢想。

同学们后来才知道，一双白色力士球鞋，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是他在汉口工作的姐姐帮他实现的。他如获至宝，非常爱惜，平常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学校有重大活动时才穿。稍有污渍，立即清洗。如遇下雨或泥巴路，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球鞋，小心翼翼地放在书包或揣进衣服里，宁可打赤脚也不弄脏球鞋。

时间长了，球鞋没有新的那么洁白了，又买不到鞋粉，怎么办呢？他居然想到这样一个办法，下课后到讲台上捡老师丢下的粉笔头，回家碾成粉末后涂在球鞋上，以达到增白的效果。

一块钱下汉口的故事。

1966年夏天，那时刚小学毕业，还不满十三岁。一天，我决定和比我大几岁的几个街坊哥们一起下汉口。父亲给了我一块钱，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走散了。我第一次下汉口，心情非常激动，也很兴奋。

晚上十点多钟出发，我们选择了一列没有煤车的、直达新江岸的货车，扒上了一节上面盖了雨布的车厢，上面干净又凉快，视线也好，感到特别惬意。半夜到的新江岸，也搞不清几点钟，下车后，我们七弯八拐终于走到了大马路上。

好宽好宽的马路，两边路灯通亮，把马路照的像白天一样，后来才知道是解放大道。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人行道上行人极少。偶尔能听见浑厚的、穿透力极强的汽笛声，我想，它可能来自长江轮船上的汽笛。

我们顺着马路一直走，我象个跟屁虫似的，紧紧地跟在几个哥们后面不敢掉队。一个来过几次汉口的哥们跟大伙介绍说：“一直往前走到航空路，左拐直走就可以到长江大桥。先看大桥，再去江汉路。”

大概走到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我们看到路边有个早餐店开门了，决定进去吃早饭。一个年纪蛮大的女服务员说：“我们刚开门，准备工作还没搞好，过早还冇得很，等着。”我们几个就爬在桌子上睡觉，边睡边等。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只听见啪的一声，把我们都惊醒了，“快起来，起来，可以吃了”，那个大妈双手抱着一大把竹筷子，边敲桌子边吼。她把筷子放在桌子中央的楠竹筒里说：“要过早，到那边去买票”。

我花了一角钱，二两粮票，吃了一碗热干面。这时候，天麻麻亮，不一会，就听到了“铛……铛……”清脆的钟声，哥们说是江汉关的钟声。

我们继续往长江大桥走。当我看到长江和大桥时，几乎激动得要跳起来，太壮观了。我情不自禁地向大桥跑去。看滚滚长江水，看大桥栏杆上的每一幅画，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对岸的桥头堡。按照哥们的计划，在桥头过马路从桥的另一侧往回走，我记得桥栏杆上的图画，没有一幅相同的。

走回到解放大道循礼门（这名称是后来知道的），右拐到江汉路。哥们说，从右边一直走，到江汉关江边再从另一侧往回走，任何人不准进商店，以免走丢了。江汉路两边都是洋房子，有的高房子能看掉帽子确实不假。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江汉关。整个墙体都是用巨大的石块砌起来的，真结实，再多年也垮不了。

我们原路返回到新江岸时天已经黑了，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一天就吃了三碗热干面，还剩好几毛钱没用完。走了一天加半晚上的路，根本不觉得累。对我来说，乡下人进城，一切都那么新奇，大开眼界。

那时候，镇上的人们都很羡慕汉口有亲戚的人家，到汉口有地方落脚。这次去了汉口，又特别羡慕汉口人了，他们可以天天看长江大桥，看轮船。出门坐公共汽车，晚上走路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大城市真好……

文革早期的两个事件。一是“九二二”事件。文革初期，造反派之间武斗，双方竟然开枪射击，打伤数人，打死两人。死者都是中学女生，一个是家住电影院对面的梅铭钦。据说，她家解放前是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父亲梅亚是个医生，姊妹几个，个个是帅哥靓妹。另一个叫梅俊丽。死者一方的造反派用门板抬着尸体在街上游行，边游边朝天鸣枪。一时间，小镇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非常恐怖。

二是乔炎昌县长落井死亡之迷。文革初期，造反派把应山县长乔炎昌拉到广水镇开批斗会、游街。晚上把他关在镇委镇政府机关。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在与镇委镇政府一墙之隔的俱乐部院内水井里发现了乔的尸体。是自杀？还是他杀？一时间，闹得小镇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各个版本大行其是。

说自杀，晚上看管那么严，他是怎么跑到俱乐部院子来的？

说他杀，又缺乏线索和有效证据。据信，公安局至今没有定论。

全家下放农村。1969年底，镇革委会根据上级政策，以1968年12月《人民日报》转发的一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为幌子，强制所谓“地富反坏右”以及当权者认定的“问题人员”，全家老小下放农村。

下放地点有两种选择，一是自己找，回老家或者投亲靠友；二是政府分配。

一时间，小镇风声鹤唳，连空气都快凝固了。尤其是成分不好和“问题”家庭成员更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人人自危。春节期间甚至没有鞭炮声，也没有象采莲船之类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

春节过后，镇革委会组织大批工作组，到已拟定下放的家庭去做“动员”工作。不愿意走的，他们即以专政手段，强行把家具、锅碗瓢盆等物品装车运走;人不上车的，就拉去开批斗会。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们，无奈地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告别故土，走向他们极不情愿去的地方。

1970年5月14日，父亲和我一起拉着最后一板车家具，离开了带给我许多快乐和酸楚记忆的故乡——广水镇，到了老家南新公社一大队八小队张家湾，住进了农家堆放柴禾的、四璧漏风、房顶透亮的三间茅草房。

从广水到前往被发配老家的路上，中途休息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嚎啕大哭了一场。我想，这可能是他对未来感到极度忧虑和迷惘，也可能是对现实万般无奈的一种情感宣泄吧。

广水街景

结束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年代，一个很特殊的年代，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

我的人生有此经历，是不幸，也是有幸。

有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我以为，只有经历苦难、经历风雨，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真谛，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正确处理荣辱得失，才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才不会忘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闵选明先生、褚仲会先生等家乡父老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老马走四方

 2013年写于北京，2014年11月定稿于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