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统筹解决

俊

一上山下乡运动的低谷

紧接1968、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之后，1970年则开始下滑。当年下乡人数降至106.4万人，大约相当于1969年下乡人数的39.8%；1971年再降至74.83万人，相当于1969的28%；1972年再降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可以说是降至谷底。

下乡人数逐步减少的原因主要有：

1、积累多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已基本安排完毕。据统计，全国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共1001.6万人，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其中家居城镇的约占40%，就是说老三届毕业生中家居城镇的约400万人。1967、1968、1969年累计下乡467.06万人。其中包括1969年应届初高中毕业生399.4万人中，家居城镇的约160万人，也有少部分人下乡。其他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毕业生。

2、一些高中及中等专业学校1970年恢复招生。据统计：1970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5.4万人，普通高中招生239万人。初中毕业生有了更多的升学机会，延缓了就业分配。

3、1969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1970年，国家拟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在当时“左”的思想支配下，“四五”计划纲要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并按高指标确定招工人数。加上一些单位为了安排本单位职工子女，采取“内招”办法，任意增加招工人数，致使企业单位增加职工人数超过企业实际需要。1970、1971两年内，原计划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两倍多。（参见下表）

4.随着城镇招工人数增加和“走后门”不正之风的兴起，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也降至低点。社会上流传“谁下乡谁吃亏，谁留城谁得益”、“谁有后台谁回城”的说法。互相攀比，不愿下乡，动员下乡工作难度很大，滞留城镇的知识青年相应增多。1972年，哈尔滨市计划动员3.5万人下乡。为了大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队伍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几批总共才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去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一些人甩手不干了。

二“三突破”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再度兴起

1971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能力，导致了所谓“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突破5040万人，达到5318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达到302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达到855亿斤。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不得不挖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严重恶果。

1972—197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调整国民经济，下决心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一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二是精简职工人数，严格控制新增职工，大力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三是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改变粮食销售大于征购基数的倒挂局面（1971年至1975年5年一定的粮食征购基数是每年765亿斤）；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的首位。争取1973年的农业生产有较大增长，做到当年粮食购销平衡，1974、1975两年补上粮食“窟窿”，使国家粮食储备达到800亿斤。

为此，国务院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同时，要把1972年超过国家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并且动员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回农村去，还要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镇的人口回农村去，争取这几个方面减下500万人。实际1973年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达到 5758万人，仍比上年增加148万人，这是因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及城镇复员转业军人必须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政府把人员指标连同工资指标一起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必须接收，不能讨价还价。

剩下的就是城镇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了。国家对他们不包分配，但要给出路。既然1973年不招新工人，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就只能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

但是，当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像动员“老三届”毕业生那样好做了。北京日报社1973年2月28日在《内部参考》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据对5个中学、10个班478名学生的调查，积极准备上山下乡的78名，占16%；表示“坚决不插队”的91人，占19%；犹豫观望的311人，占65%。

据对7个学校7个班的了解，家长积极支持子女插队或表示服从分配的占31%；不同意子女插队或拉后腿的占46%；态度不明朗的占23%。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把这份《内部参考》印发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各地重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并批示说：“上山下乡工作是多么艰苦的群众工作。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应知道这点。对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教育工作不重视，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让那些奸污知识青年违法乱纪行为继续存在，而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即是姑息养奸行为”。他又在103号《参阅文件》上批示：“各省、市、区要把这个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关心上山下乡青年，一推了之是不对的。要经常抓，要经常督促。这份《国内动态清样》所提出的问题，望省、市、区特别注意”。会议期间，还印发了国家计委劳动局提出的《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意见》，准备迎接新的上山下乡任务，兴起新的上山下乡高潮。然而，真正再次兴起高潮，则是在毛主席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之后，这个高潮一直持续到1975年底。然后，走向急剧收缩。

一毛泽东亲笔给知识青年家长复信

1、李庆霖“告御状”

李庆霖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的孩子李良模1969年下乡插队，在生产、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长期未得到解决，乃于1972年12月20日上书毛主席：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 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300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 200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的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据李庆霖说，他担心这封信无法送到毛主席手里，想起当时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王海容经常能够见到毛主席，就给王海容写了一封信，请她直接交到毛主席手里。编写此书时，编者曾访问王海容同志，证实了这一经过。

2、毛主席出人意料地亲自给李庆霖复信

毛主席收到李庆霖的信后，曾考虑过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复信原文是：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后来，周恩来说，毛泽东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汪东兴（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叮嘱他从稿费中代他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毛泽东还问，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为党员，参加“十大”；如果没有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的胸怀是很赞赏的，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高度关注。

3、《复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愁

毛泽东的复信，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识青年及其家长奔走相告。邻里人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最高兴的自然是李庆霖一家了。下面是当年5月23日福建省委派人采访李庆霖一家的纪录：

李庆霖：我是一个小学教员，普通老百姓，是7亿人口的一分子，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这是千古未有的事，使我激动得说不出来，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毛主席的信，不是单写给我一个人的。他老人家英明伟大，胸有全局，办事从几亿人口出发。批示的意义重大，体现了伟大领袖对知识青年的无限关怀。这次给我回信、寄款，充分说明毛主席不仅从政治上关怀知识青年，还从生活上关心知识青年，不仅从精神上鼓励，还从物质上帮助。我一定戒骄戒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还要教育全家人，听毛主席的话，上山的好好劳动，在学的好好学习：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陈赤柱（李母）：解放前，我们家很穷，靠挑担过活，那时候，有挑有吃，没挑没吃。天天是一双草鞋、一根扁担作伴。抗日战争时，我丈夫失业，家里三餐没米下锅，我丈夫外出讨饭去了。在旧社会，我一家真是苦命人，幸亏有毛主席，我们穷人才翻身得解放。解放后，日子甜了，我常常看着厅堂上的毛主席像，对毛主席说：是您老人家使我们全家得救呀！可是，以前我心想，北京那么远，毛主席不知道我们在想念他。这次我儿子一回来就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给我们写回信，还寄来了300元钱。起初我还不相信，后来知道这是真的，我说不出来应该怎样感谢毛主席，我活了60多岁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我欢喜极了，邻居亲友听了也大欢喜。我好几天晚上都不能睡，我们子子孙孙都要记住毛主席的恩情！

张秀珍（李妻）：毛主席给我们写信，又寄了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感到过意不去。我想，毛主席管国家大事，一定非常忙，都给我丈夫写回信，他老人家真是和群众心连心。我还想，现在国家大建设，需要很多钱，毛主席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生活，都寄钱来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邻居说，毛主席关心我们群众，我们也要体贴国家困难，这钱应该退给国家搞建设。可是他们说，毛主席寄来的钱你不收，这是没有礼貌的。我想，是呀，这样做反而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尊敬了。现在我把钱收下了。我对儿子说，你们要好好为毛主席争气，读书的要好好学习，上山下乡的要好好劳动，一定要做革命接班人。我交代良模，在队里要带头参加劳动，不要怕苦，什么农活都要学，都要干，还要服从干部的领导，来报答毛主席，感谢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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