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古董收藏家的许地山：文物被盗不知下落（副本）

羊羔书话

作为收藏小古董的许地山：许地山究竟收藏过那些古物，他去世后那些古物、书画去了哪里？

文：飞

近期与许地山研究所的丁所长、许地山侄孙许钢偶有聊到许地山作为收藏家的事，丁所开始在她的微信公众号上介绍了当时与他交流的好友、采访过他的记者提到许地山收藏的古物有唐朝的佛像、敦煌画作、压胜钱以及各种砖瓦石件。

对于许地山是不是收藏家一事，其实不用去考证。作为一位文史专家，他有藏书癖，走到哪里，淘一堆书回来，在美国、英国，甚至去法国巴黎、印度购书，在北京他与周作人、郑振铎、老舍去北京的旧书铺里淘各种书籍及旧物件，这是他为了研究中国的民俗、宗教，他甚至收藏纽扣、服饰样品。

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时后 与当时考古界人士有接触、联系，考古研究所的年报都会送他一本，有时会与容庚、容肇祖兄弟，一起互相交流金石拓片，大中馨刻、武梁祠画像等，甚至在去济南拜访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时交流收藏看法。在香港大学期间，许地山与叶恭绰、冼玉清、陈君葆一起鉴赏文物，香港名流周寿臣也请过许地山鉴定《醴泉铭拓片》。

许地山离开燕京大学的1935年，还送了一个小石件给周作人。

许地山在收藏界是另类、低调的，为了研究而收藏。

郑振铎说过，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地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片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他的学弟白镛（序之）在“悲哀的回忆—悼许地山先生”中回忆道：他尝考证汉唐以来的服装，蒐罗许多壁画，五代造像，以及唐砖女士的图像。他能辨别古玉与古陶.....，仿佛他是个大行家，大宗师。

许地山的收藏品从来源上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进士父亲的书画、其岳父周大烈的藏书、拓片，以及一直伴随他的琵琶、古琴、意大利小提琴（小提琴送给了燕京大学的学弟李勖刚而被毁于火灾而让许地山痛心不已）等等；二是他自己用薪水、稿酬从旧货市场淘来供研究用的小物件、古籍，：三是朋友间的赠送，如为了感谢许地山代课上《中国通史》两个月，邓之诚送许地山100元以及北齐玉佛、南汉铁盘，许地山将100元退回，那北齐玉佛自然是留下；如燕京大学同事容庚赠送古钱三枚给许地山，一枚留，两枚受容庚委托转送给夏氏。四是当时书画艺术家赠送给他的字画墨宝，如沈尹默写给他的面壁斋题字、王济远、徐悲鸿、叶恭绰、陈君葆给他的字画等。

许地山对古物，主要是用来研究与交流，没有专为收藏而收藏的行为。在燕京大学与香港大学，许地山都有拿出收藏品来展览，甚至有捐赠。

他研究古物，也会给学生与大众讲古物的历史，或者服装史。1933年许地山在河北第七中学作“古物与历史的关系”，那一阶段，许地山与顾颉刚等燕京师生正在定县做社会调查，包括庙宇调查。1939年3月8日，许地山还应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之请用英文演讲，讲题为“中国古玉研究”，而这个讲座其实是港大古玉展的配套讲座，这场展会把香港藏家的古玉器都搬出来的样子，还出了一本集子，现在国家图书馆有香港古玉展的收藏家及展出目录。

1941年许地山去世后，夫人为补贴家用，将其中的两个房间、客厅出租，其中有一位叫贝特兰，是新西兰记者，宋庆龄先生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也是宋庆龄的秘书之一。一段时间 贝特兰得伤寒病，从医院回到许地山罗便臣道家休息。许燕吉回忆道，周俟松父亲的一位“妾”，许燕吉称“婆婆”，“找了爸爸的一件小古董—铜制镂花柄的小铃铛放在他的床头，有事好叫刘妈”。

大家都好奇，也在问 许地山1941年去世后 他收藏的古物、字画去了哪里？

合理推测，许地山那些收藏品的可能去向：

一是被入侵香港的日军劫掠走。因为许地山去世四个半月之后，香港沦陷，侵略军逐户搜抗日人士，也抢夺、征用民众家里的物资。许地山去世前，在港的日本人、台湾的殖民总督府早将许地山列入重点监控的人，许地山去世后 许家也被日军搜检，如十九路军一位将军寄存品被搜出。

二是不知去向，被人盗走。1942年，周俟松带一家子逃离香港，许地山收集来的残砖破瓦、客厅上的佛像等，有些打包放在附近的教堂地下室，但最后这些东西不翼而飞，不知下落。是进驻的日军取走还是被其他人拿走，不得而知。许燕吉回忆道：“把钢琴处理了，盛字画的大柜子连同爸爸收集来的残砖破瓦，还有客厅角上立着的佛像等等，不可能带走的东西，一并拉到教堂的地下室存放…1948年我七姨从青岛去美国 路过香港，来信说地下室遭了火灾，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妈妈当时就明白是被偷光了，放把火打掩护而已。果不然，妈妈在南京‘文化大革命’抄没物品认领展上，看见一幅题款‘地山兄指正’的字画没人认领，于是它就物归原主了。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如何从香港的教堂地下室到南京红卫兵手中，必是一个引人的故事”

三是送或卖给在港的一些朋友，以补贴家用，毕竟许地山去世后 周俟松有两个孩子、一个母亲要养，家中还有两个年纪比较大的佣人。

四、被日本军人变相“买走”换取食物以及“卖路钱”

许燕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香港没有基业，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为了逃离香港…还是蔡医生（台湾籍，港大医院医生）帮助，介绍了一个管交通的日本🇯🇵大佐，只要我们送几幅国画、字，他就让我们免受检查。”“那天，日本大佐来选画，我和哥哥二人在旁怒目而视。”

除了许地山的部分书籍由周俟松在1950年代卖个澳大利亚教授外，其他许地山的藏品、朋友送的字画，如泰戈尔送给许地山的小白瓷象，包括他自己的字画，都消失在抗日战火中，不知去向。

许地山于1935年1月与沈从文、熊佛西、顾颉刚、李健吾等十九人在《北平晨报》联名发表公开宣言，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将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体的古代文物运往英国，参加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显示许地山热爱中国文物，保护中国文化的初心。

最近读到一段话，江标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日记里也有一段议论 :“余常见古人书画，后人题记往往曰‘传诸子孙’，又曰‘贻某儿集孙以为永宝’，余窃为不然。书画、金石、碑帖，一切玩好，人各不同，故同一收藏家，而各有所好，虽父兄子侄不相合，即偶嗜好相同，不过得一秘本珍藏，或视为手泽而已，决不能心心相印也。故好古者曰癖，癖岂能同哉?彼之重付子孙，以为吾之所好，子孙无有不同好者，直梦语耳，虽通人如乾嘉诸老，皆不能免，亦可慨矣。”

许地山收藏的小古董（书画）最后的结局未明，但希望它们有一个好的归处，留在香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