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入党自愿表》的故事～作者：石渝生

晨歌嘹亮👣

一

有谁见过父母亲的《入党自愿表》百万人里恐怕也没有一个。尤其还是1945年抗日战时期的，而我就保存了一份父亲的《入党自愿表》。

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虽然是很有价值，但也就是那么回事，还能怎么样呢？共产党员千千万，而凡是入党，都会有这道程序的。而我却不这样看，因为它是很特殊的，因而是很有价值的，那么就听我说说这里的故事。

《入党自愿表》的珍贵价值在于，一是少见，因为这个表交上去之后，就由党组织保存了，怎么会到个人手里？二是完全用毛笔手抄的，而非通常所见油印的、印刷的；三是时间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5年3月；四是与我们所见过的大相径庭，有一些想象不到的内容；五是入党介绍人是个很不一般的人物，虽然不算个大人物，却也是著名的，在北京有一定影响力的，他的名字叫董炳琨。

董老如今已过百岁，在网上能够轻易查到他的词条。他的最高职务是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在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荣誉：医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为什么董炳琨会成为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单位是八路军120师卫生部。他们两个相差不到1岁半。家父籍贯河北省束鹿县，生于1925年年2月7日，董炳琨生于1923年10月19日。他们之间是怎么认识的，应该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或者在上学之前就已经是玩伴了。

父亲出生于河北冀中平原的一个小农村，是个普通的农家孩子。他的父亲叫石进考，母亲叫石郭氏，生于1893年，她个附近张古庄村的普通农家姑娘，32岁有的我父亲。父亲因为生在牛年，所以取名叫石大牛。后来在55年授衔的时候，军衔为大尉，战友称他石大尉。

父亲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后死于抗战时的庄稼地里，原因不明。父亲小时候和别的孩子一样的玩耍，等到有了力气，就干些农活，主要是给地主家干活，即通常说的打长工。

本来石家是有些地的，后来因为石进考弟兄多，把地都分掉了，并且卖掉了。在冬季农闲的时候，到了上学年纪的父亲来到附近大村的教会学校读书。从我爷爷石进考的名字可以看出，他对教育是有认识的，是想考进士？还是考功名？已无从知晓，但是他允许儿子去读书，对我父亲的一生是有极大影响的。

束鹿人对教育是很重视的，早在明朝正统年间，才有四五万人的束鹿就一口气出了三个尚书，一是三征云南麓川的靖远伯兵部尚书王骥，二是吏部尚书王文（与名臣于谦一同被杀），再就是一位工部尚书贾俊。

束鹿又称辛集，自古以来就是商贸发达的集镇。清朝中叶，逐渐成为著名的皮毛集散中心。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山西人在辛集镇修山西会馆时，所立碑文描绘古镇辛集：“畿辅巨镇，商贾云集，货积山丘，户口殷繁，街市宏敞。”此时的辛集镇因皮货云集，商贾熙攘，繁盛过于县城，享有“直隶一集”之称。

据我对家乡的了解，束鹿的近代名人有人大副委员长李希铭、为《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英雄儿女》撰写歌词的诗人公木（张松如），工笔画家任率英，晋剧戏曲家丁果仙等。

历史进入到1935年，北平暴发12·9运动，但河北大地基本算是正常的，农家人该干什么干什么。这年父亲10岁，懂事不多，正处在生长期。但是在西边的山西和陕西就不同了，1935年10月，共产党到了陕北，36年12月发生“西安事变”，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至1937年9月，八路军115 师过了黄河，随后在39年1月，贺龙率领120师也过了黄河。贺龙的目的之一是配合已经在华北抗日的聂荣臻，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招兵买马，扩大实力。

早先国军和八路军在山西招兵买马，山西的兵源已经不多，如果进一步扩充军队，必然会使得劳动力骤减，而生产力必然大受影响，那么养兵就困难了。而河北的兵源远远高出山西，并且已经乱世出枭雄，各路武装蜂起，如果再晚一步，就没有八路军的份了。

在120师成立的时候，部队只有358和359旅，加上一个教导团，总共为1万4千人，这是部队的老底子。因此需要翻上一两番才算真正的有实力，而且也为将来的作战消耗做准备。

1938年12月，贺龙、关向应率领师部及358旅715团（欠二营）、第716团、师独立第一支队和师直属队一部，共6400人，分别由大青山和山西岚县出发，挺进冀中地区，执行协同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巩固抗日根据地，利用冀中人口稠密，兵源多的优势，发展壮大120师。

贺龙此举，极大鼓舞了艰苦抗战的冀中抗日军民，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很快在39年2月，359旅在冀中扩兵，组建补充团，称第四支队。随后在曹家庄、大曹村打了两仗，均取得胜利。接下来在4月23日，河间齐会镇战斗打响，干掉了鬼子700多，但自己的队伍也有了很明显的消耗。军队是重视骨干的，一个骨干可以带三五个兵甚至更多。

林彪的115师在平型关作战，虽然是个大捷，但亏在老红军骨干消耗太大，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经过长征牺牲的老红军，可是部队的宝贵财富啊，这样贺龙更坚定了扩兵的决心。

二

贺龙来到河北冀中，他将要面对的是这里的老主人张荫梧。张可是个大名人，生于1891年，比贺龙大5岁，河北博野人，1918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5年在阎锡山的晋军任陆军师长、军长、中将，北平警备司令、北平市长等职。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后，张荫梧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民训处处长。11月组织河北民军，率部从事敌后抗日游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大量吸收南下逃亡的学生，人数近千，此为河北民军的雏形。

1938年，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宣布，47岁的张荫梧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王长江和乔明礼为民军副总指挥。下辖4个民军区，8个大队，总兵力一万人。

以张荫梧这样的身份组建河北民军，是有很大号召力的，他代表的是国家与军队，其声望不输于八路军。尽管在37年77事变之后日寇侵入华北，但是并未能够实行全部的军事统治和占领。他们主要在山西、上海、南京、台儿庄一带与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所以河北还处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

1938年秋，张荫梧任国民政府兼民政厅代理厅长。1939年2月，再任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保安司令。在这一期间，他与共产党的军队有过多次摩擦，尤其在1939年6月，张荫梧乘大雨涨水八路军活动不便之机，亲率河北民军3个旅，进占深县以南地区，袭击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干部战士400余人。

张荫梧不仅对共产党一向有敌视态度，还担心被抢了兵源和地盘，甚至担心并吞了自己的军队。其实，经过一年的发展，民军已经有了五万的兵力，对外声称十万之众。但要说战斗力，却还是不行的。

张荫梧不肯积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而是起到相反的作用。对此，贺龙命令张宗逊指挥独立1旅的715团、2团和第一军分区赵承金部的19、21大队、挺进支队，于本月21日将张部主力在深县张骞寺分割包围。22日展开全面进攻，这些乌合之众稍加抵抗后，争先逃命，溃不成军。民军的副司令官乔明礼、团长张文祥、李侠飞均被俘，张荫梧化装成老百姓带了几个亲信逃脱。慌乱中，连自己的日记本也丢失在路上。

此役毙伤民军500余人，俘旅长以下2000余人。在这被些俘的人员中，就有我的父亲和董炳琨。

张荫梧曾任河北四存中学校长，他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以抗日为旗号招募学生到学校受训。其实是以保定军官学校为模式，建了一个初级军校，也是为自己的扩军打基础。他将招募的学生扩编到4个大队，约1000人，他们属于最早的民军队伍。随后以此发展到附近的13个县，控制了各县的保卫团等民众武装。

自日寇占领北平之后，平津一带有大批的流亡学生来到保定周边地区，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大旗树起之后，立刻吸引到了大批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大家被他“打回河北收复老家”的口号所迷惑，纷纷踊跃参军，不久就发展到1万多人。也就是说，民军之中，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些学生在1939年，也跟随张荫梧来到了河北深县。

学生里有深县人，也有束鹿人，这两个县是相邻的，早在隋朝时设置了深州，因为束鹿属深州管辖，故在民国时称为深束县。同样是学生的董炳琨和我的父亲石大牛与这些学生有所接触，受到他们的影响，商量着是否加入张荫梧、乔明礼的民军。

当时的局面，学是肯定上不成了，因为教会学校已经停课，教书的先生不知所踪。而家里又没有农田，干活也是给地主干，到民军去还能吃饱饭，度过眼下的饥荒。于是二人和十几位青少年一起，成为了张荫梧扩招的一部分。

别说农村的孩子，就是广大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抗战初期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认识的，尤其农民，以吃饱饭为主，这总比要饭强吧。16岁的董炳琨是兄长，14岁的石大牛是弟弟，就这样懵里懵懂地当了兵。不过据父亲说，在民军中，他没有穿过军装，没有摸过枪，甚至没有编到班排，仅仅吃了三五天饭，就被120师的部队俘虏了。至于是民军第二团还是干部第五大队，都不清楚。

张荫梧对学生重视到什么程度？他的部队撤到河南之后，仍然用他的四存中学，负责教育年龄较小不能入伍的少年儿童，所以在深县张骞寺被俘的有一些是半大孩子。

父亲说是在发大水的时候当兵的，这一点对上了。而束、深又那么近，也对上了。另外乔明礼的部队，主要在河北晋县、藁城一带活动，而束鹿县就在附近。其北面是深泽县、东面是深县，西面是晋州，束鹿夹在其间，这一带投军者自然是少不了的。

乔明礼是河北获鹿人，生于1894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深县一战，乔司令负了重伤，八路军冀中军区的领导来到病床前看他，表示可以将他和一些俘虏释放。问是否愿意被八路军收编，他表示了不愿意的态度。后来带了一个连找到了张荫梧，清点民军人数，只剩下不足万人了。

10月，张荫梧辞去了民军总指挥的职务，由乔接替，张荫梧南逃投靠了新5军孙殿英。乔明礼虽然没有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但与侵华日军是有过斗争的，历史的评价是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1945年10月，日本投降不久，蒋军开始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其第11战区的7个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与刘邓大军进行交战。其中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火线起义，其中也有桥明礼。之后他被任命为建国军第二军军长，建国后其编制被取消，任解放军华北军事学院高级教员，转到地方工作后任河北农林厅副厅长，河北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65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张荫梧在49年1月北平解放之后被逮捕，5月27日死于北平监狱，享年58岁。认知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张荫梧不能认清共产党八路军，与之为敌，最终落个悲惨下场。

三

以学生为主的民军，肯定打不过以身经百战老红军为主的八路军，尤其在山西、河北，120师与日寇有过多次作战，其战斗力在河北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是120师的张宗逊，解救了包括我父亲和董炳琨在内的广大学生，没有成为民军的一份子，更没有在民军中混到日寇投降，在解放战争中火线起义。那样的话，其地位可就惨了。因此说，6月22日的张骞寺战斗，决定了我父亲和董炳琨的命运。

在大获全胜的八路军中，有一个教导员钟吉龙参与了对俘虏的处理工作。有一部分人留下了，有一部分人回家了。他用湖南话告诉回家的学生，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回家后让家里知道自己还活着，不要担心，而八路军随时欢迎青年学生参加真正的抗日队伍，把日本鬼子赶出河北，赶出全中国。

据父亲说，他被释放后走了50里路回了家，稍作安排，随后义无反顾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他和董炳琨都认准了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

为什么会提到老红军钟吉龙？因为我遇到一件很巧的事。自我退休之后，住在石家庄的铁道兵干休所，这里的同龄人基本都是“铁二代”，我们组成了一个散步群体。其中一位姓李的空军大校，他的岳父钟吉龙生于1912年，湖南沅陵人。1934年参加红二方面军，长征后任营长，抗战初任贺龙120师独二旅5团二营教导员，这就引起我的注意了。

我的父亲39年6月参加八路，我的岳父38年参加八路，也是束鹿人，二人所在的村子相距20里。他们同在八路军的独一旅，后来岳父还得到了一本专门介绍独一旅的书，可惜后来遗失了。

钟教导员所在的第5团，属于独立第二旅，由716团与冀中独立第五支队合编而成，辖第4、第5团和第716团，旅长是魏大光。要论岁数，魏旅长比他大一岁，但是论军事和政治资历却差不少。

魏是河北霸县人，但他在冀中组织的抗日武装达到了5000人，他出任司令员。有这样的资本，才被贺龙任命为“独二旅”旅长。贺龙指挥最著名的齐会战斗，魏旅长参加了，钟吉龙教导员也参加了。但是很不幸，同年8月，魏旅长在与日寇的激战中壮烈牺牲。

钟教导员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他参加了百团大战，又去了新四军五师任独立团团长；参加了淮海战役，任湖南21兵团216师646团团长、志愿军铁道兵9师副师长，可知其军事能力的不凡。曾经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55年授予上校军衔，62年调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任指挥系主任。他于70年初离休，住石家庄军分区第二干休所，于1994年病故，享年83岁。

在120师八路军的解救和教育之下，父亲再次投军，这次他很顺利地找到了八路军120师独一旅715团。部队的老兵告诉他，这个部队是“亚五团”，120师还有个“亚六团”。明明有自己的代号，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名字，这是有原因的。

120师进入冀中，为了隐蔽部队的动向和意图，120师对外用了“亚洲部”的代号，715团对外称作“亚洲部第五团”简称“亚五团”； 716团则对外称作“亚洲部第六团”，简称“亚六团”。

“亚五团”团长是王尚荣，他是湖北石首人，打鱼出身，55年的开国中将。该团和第三纵队独立第四纵队合编为独一旅，旅长为高士一。他是河北任丘人，地主家庭出身，不过却是个好地主。到77事变之时，他组织了个100人的地方武装，后来成为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手下有3000人。凭了这些本事，贺龙任命他为独一旅旅长，尽管有一些人不服气，但是他的影响和号召力，却是八路军一般干部做不到。

1939年6月，高士一指挥了剿灭张荫梧的军事行动。但高毕竟非军人出身，后来他担任晋绥军区后勤部长，陕甘宁边区交通厅长，陕西省建筑工程厅副厅长。贺龙说：我这一辈子很少佩服人，但高士一算一个。

为什么会有独一旅和独二旅这样的部队，为什么贺龙会让魏大光和高士一，这个的非军人和老红军出身的人来担任旅长？我的分析是，他们属于国民党第十八集团军第120师的非编制单位，不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不会给国民党找到指责八路军的借口。再就是有利于粮草的筹集和随意壮大队伍。

120师在冀中只待了7个月，就又回到了山西。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与先前在冀中的吕正操部队有过密切的合作，据说也有的吕部加入了120师，具体情况没有研究。是不是也有河北的学生兵，想必是有的。

这样排列起来，父亲和董炳琨的上级领导为贺龙、高士一、王尚荣。自此，一大批冀中平原的孩子跟随贺龙走上了抗日战争的道路。

四

本人长期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父亲从事医务工作，而非在战斗连队，因此不想写他的自传，不就是治疗伤病员吗？属于普通的工作，没有啥可写的，写了也没有史料价值和精彩内容。直到父亲在96岁故去两年之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认识是不对的，但是已经晚了，真的是噬脐莫及啊。

父亲当新兵在登记造册的时候，被问到姓名时，他说叫石大牛。连队的文书说这个名字不行，什么大牛大虎大龙的，应该有个正规的名字。在一旁的董炳琨说，就叫石琨明吧。这里的意思没有听过解释，是不是董炳琨觉得这个琨好？是不是他想到了光明还是乔明礼？我忽略了一探究竟。

当时的部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战士没有文化，连队以文盲为主，大字不识一个的很多。因此凡是有新兵到部队，首先看的是身体，身体棒的最好，差的可以慢慢养起来。部队的伙食，起码比老百姓要强一些，基本还是能吃饱的。其次看的是文化，能识字是小宝贝，高小生以上就是大宝贝，待遇明显不一样。而父亲是小宝贝，董炳琨是大宝贝，这样的人不能成为战斗员，战场上一枪被打死就太可惜了。像独二旅旅长魏大光战死沙场，是120师的极大损失。

父亲被调去“战团剧社”，写一些宣传标语，参加演出活动，毕竟才14岁，且身材瘦小（一辈子没有胖过）。尽管大家的岁数都不大，但这个年纪还是小了点，手榴弹都扔不出20米。而董炳琨则当了卫生员，搞医务工作。

早一些参军的杨亭（我岳父），38年已经20岁，他去的是战斗部队，因为有点文化，担任了司务长，管理连队的钱粮。他因为手部战伤，也评了个三等甲级伤残。岳父也是个瘦人，中等身材。曾送我一双长筒马靴，我特喜欢，就是夹脚，穿了难受，哪怕再大一号就好了。

在重庆时父亲有个战友孟双珠叔叔，他生于1927年，却是38年兵，即不到12岁参军。他是挨着束鹿的宁晋人，离父亲的家才几十里。开始部队不要他，因为太小了。不过他个子挺高，近一米六，后来才长高了，我见孟叔叔时，他有一米八多。他当兵的意志坚定，129师部队走到那里他跟到那里，为的有口饭吃。可知在束鹿、深县、宁晋这一片地方，八路军的招兵很成功。当然，如果张荫梧不同室操戈干坏事，他的招兵买马也是很成功的。

人是讲命运的，运气在于冀中来了八路军，而父亲上学识字打好了基础，是个有文化的兵，才被领导作了另外的安排。后来我上学了，父亲教我写毛笔字，这是他当年学过的本事。他对我的希望是能上大学，多学点文化，但是文革的原因和下乡的号召，我义无反顾地穿上了军装，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军的那天，他送我去龙塘公社集中点，我带走了他的厚厚的笔记本，我要在上面写满军队的生活。

父亲在120师独一旅亚五团，跟普通士兵一样行军打仗，他不在最前方，但也冒着生命危险作自己的本职工作。39年7月，经董炳琨推荐，父亲在独一旅卫生处当看护，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

听父亲说过贺龙打仗不行，我便留意贺龙的作战指挥。1937年8月31日八路军115师东渡黄河抗日，到山西后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同时其先头部队进入河北唐县、倒马关一带。在38年9月开始进入山东落脚。129师在37年10月6日过黄河，在山西及河北南部落脚。而河北一带自有聂荣臻、吕正操打击日寇。这样39年120师退回到山西西北作战，作出拱卫陕甘宁的部署，此后与日寇的接触不算多。

120师活动的晋西北非常的贫瘠，养不了多少的兵，因此说物质补给是非常困难的。当兵首先要能吃饱饭，而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天四两黑豆”。这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非正常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吃不饱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打仗得要有弹药，120师最缺弹药，普遍两三发子弹，称之“三枪八路”。一次正常作战最起码得有三四十发子弹，火力就是战斗力，敌人射来枪林弹雨，肯定比稀稀落落的回击更有杀伤力。

如果弹药充足，120师不会是八路军三个师中最弱的部队了。看电影，八路军有个军人的样子，该有的基本都有。父亲说，他们没有衬衣，没有内裤，没有被褥，没有腰带、水壶。于是养成习惯，一丝不挂睡觉，用布条子当裤腰带。进村宿营，借老百姓的被子，地下铺麦秸或者柴草。没有蔬菜，用老百姓的酸菜汤下饭。

因为没有行军壶，那么只能随意饮水，井里的，缸里的，河里的，渴极了地沟里的，甚至驴蹄窝的，根本谈不上讲卫生。身上的虱子就不用说了，放在火上烤，噼噼啪啪地炸。不过也有吃好的时候，父亲说村里有个老头善抓老鳖，人称王八老头，八路军没少吃他抓的王八。

比较新四军的江南鱼米之乡，晋西北的冬天尤其难熬，饿肚子是经常的事情。所以在离休之前，父亲就是个瘦子，没有胖起来过。他的两个大脚趾，没有了趾甲盖，是夜行军脚踢在石头上碰掉的，再也长不出来了。最糟糕的一次是在送给养时，一不小心摔在石头上，把右小腿的迎面骨摔裂了，后来骨头和外表的皮肤再没有长好过，有一尺的长度坏死了。曾经有过一次植皮，但没有成功。所以对行动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并且不能沾水，否则化脓、溃烂，所以洗澡得包扎起来。平时处在一个结痂的状态，黑色的创面，没完没了地掉痂、结痂。

父亲直到病故，腿伤也没有好转，被定为三等甲级伤残。69年我当兵前，为他领过伤残金，每月2元，全年24元。后来随着薪金的增加，每月有几百元。我估计他没有去朝鲜和北大荒，也是因为伤残的原因。尽管如此，他走路很有精神，尤其探家下了火车走50里路进村，那时才30岁。

我岳父在战斗连队，他也是三等甲级，伤在虎口处。与父亲一起参军的马彪叔叔，整个右臂伤得不能动了。手臂还在，但僵直地垂在身边，他提早回家，还原了农民的身份。还有一些跑回来了的，因为部队太苦了，不想干了，当了逃兵。

五

父亲没有演唱的天分，上戏台不行。有天见到了已经初步掌握医术的董炳琨，经过他的提议，父亲去了120师卫生部，在那里学医，专门治疗伤病员，这样父亲和董炳琨又在一起了。董炳琨参军后去了医助训练班，他的文化高，是个当大夫的料，尤其擅长外科。

在八路军的三个师中，数120师最穷，人数最少，其实多了也养不起。延安给贺龙的任务是守住黄河，保卫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尽管120师在抗战中的战绩不大，但是也是打过一些仗的，不断有伤病员送到卫生部，有时是几十个人。在抢救和治疗一番后，就看这些兵的造化了。常常过了一夜，早上起来一看，硬挺挺了好几个，送来的多，挺的多，缺医少药，医生、护士都尽了了最大的努力了。

卫生部也治疗过日军的俘虏，这些日本人也好相处，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坏来。父亲说“三八枪”称“朋友枪”，一枪一个眼，纯粹的贯通伤，可用步枪的通条包上药棉，来回地拉动，接下来就等着自己长好了。

父亲没有见过白求恩，等父亲学医时，白求恩已经在39年的11月病故。董炳琨说他的战友见过白求恩，讲述过这个外国人的事迹。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于山西兴县紧挨着黄河不远地方，他说的地名有蔡家崖、黑峪口、赵家川口、碧村。往东不远就是晋绥边区政府，可惜这些地方我没有去过，计划在2025年父亲冥诞一百年的时候到那里看看。

父亲说他们抓到汉奸处死的方式是，麻醉、解剖、放血，不会浪费一颗子弹。而解剖是学医的一种方式，了解人体的结构，以利于伤员的救治。关于这方面，董炳琨也一定有许多故事，听起来有点残忍。还有一种处决汉奸的方式是窜入黄河的冰窟窿，悄无声息就干掉了。

黄河发水能冲来许多的煤炭，他们就去河边上背煤。煤在山西是太多了，并不值钱，烧煤可比烧柴省事，所以有很大的需求量。他们也种一些作物，改善经济状况。抗战八年，父亲当了7年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国共在重庆谈判。4月8日，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13人乘飞机由重庆经西安飞往延安，不料飞机偏离航线，竟然到了山西兴县，撞在了当地的黑茶山头上。结果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空难”。这是兴县发生的最大、最著名的事件。

我的母亲是河北保定府定州曲阳人，1940年12岁就参加了儿童团。她的家乡在抗日战争时属游击区，经常有日本鬼子四处扫荡，李英儒写的抗日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保定的抗日故事。曲阳据保定不到200里，距40年参军的演员田华家乡唐县70里，距清苑县冉庄地道战150里。

母亲生于1928年，属龙，45年4月参军的时候17岁。她来到八路军120师晋绥军区卫生部一所，当看护，可以说是一位抗战军人了。曲阳离山西非常近，才百余里，与五台山和兴县在一条平行线上。

1947年母亲在和平医院6分院，为医助。在1940年1月，白求恩大夫故去不久，“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下设6个分院；1949年，她在西南留守处”，医助。到了四川以后，就比较简单了，不过也去了几个单位。见过一张母亲与许多同事的合影照片，上面写了歇马场、预备三分院，日期55年6月23日。

55年授衔的时候，母亲为中尉军衔，63年为上尉，在步校她的一杠三星给我很深的印象。

1940年，父亲去了晋绥军区卫生部，干的护士工作；42年在卫生部三所，还是护士。1944年在晋绥军区卫生部转运站、护士；1945年回到三所，成为了护士长。父亲入党也在这一年，有兄长董炳琨的帮助，经过6年的努力，父亲算是干部了。

1947年，父亲在晋绥军区卫校，身份学员；1949年在晋绥军区卫生部医政科，医生；1951年在重庆西南军区工人医院，医生。之前，贺龙的一些部队配合彭德怀，成为一野部队解放西北，另一部分贺龙部队配合二野解放西南。

父亲是在49年由秦岭入川的，这次他领到了一支三八步枪，200发子弹。如果发生情况，可以开枪射击，这是父亲最“勇武”的时刻。在秦岭，他还真打了几发子弹。父亲说是盲目射击，击中了树木和岩石，老军医过了一番枪瘾。而母亲等女兵，是乘汽车入川的。

不知董炳琨是否入川，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奉命赴朝组建志愿军野战基地医院，从此转入了医院管理的领域。战争结束，他是不可能回到老单位了，则担任了解放军胸科医院副院长。该单位就在北京。

1952年，父亲来到西南军区北碚步兵学校，在门诊部当医生；1958年4月，来到桂林步校门诊部，还是医生。他是提前南下的，几个月后，母亲带我和弟弟才由长江经武汉入桂林，开始了8年的广西生活。

父亲是55年的大尉，如果董炳琨也授衔的话，不外乎也是大尉，毕竟是39年的兵，少校的可能性很小。河北兵普遍比山西兵的军衔要低，八路军由陕西过黄河，最先进入山西，此时参军正常发展，55年多为中校、少校，63年基本提升上校。接下来河北人参军，多为大尉、上尉。接下来就是山东人参军了，我所在的团，山东籍的领导真不少。

这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人，一身的战火硝烟，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六

在父亲的军旅生涯中，董炳琨无疑是个关键性的人物。参军也好，入党也好，都是父亲的领路人。但如果不是看到父亲的《入党自愿表》，我是不会关注他的。尽管网络百度上面董炳琨的词条很多，遗憾他在八路军中的情况则微乎其微，估计不外乎与父亲差不多的经历。

我是在父亲的住房内偶然发现这份手抄的《入党自愿表》的，当时感到非常的惊奇，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由于忙着照看年过九旬生病住院的父亲，无暇仔细的研究，所以小心翼翼放回了人造革的文件包里。我对弟弟说，原来父亲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这件文物，最好的归宿是赠送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由他们保存和展出，但不知他们会不会收下。

父亲以96岁高龄去世之后，我再找这份自愿表却不知去向。我很奇怪，家里没有外人，怎么会见不到了呢？其最大的可能性是弟弟收藏起来了，因为他怕我捐赠出去。这让我深为遗憾，造成我在写回忆录时，未能收入进去。后来弟弟去了陕西落户，他才把自愿表的照片发给了我，使我有了进一步研究的机会。

自愿表全文毛笔字手抄，密密麻麻的字还能看得清楚：

入党自愿表 3月为正式

姓名：石昆明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年龄：20岁 文化程度：能看简单文件

籍贯：河北省束鹿县三区北里厢村 过去职业：读书一年，帮人短工 有何特长：无 已婚否：无 他的政治派别 他的职业与社会关系 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数：父、母、姐、弟、本人五口 产业：房三间 父母兄弟职业：父纺织工人 家庭收入：父亲在外，每年收入三百元 有何社会关系：外祖父家只外祖父一人，年纪很大，过去务农，现在不能劳动 靠家中接济度日 参加过何种革命团体极其工作：无 参加过什么革命行动极其工作：无 何时何地入伍负伤几次：1939年5月入伍，没有负过伤 入过何种政治派别及武装组织：无 受过什么处分原因及时间：无 何时何地工作，现在关系怎样：无

思想转变过程与加入共产党动机：家中时年纪小，没有具体思想，事变后因家境困苦入伍。初入伍时是模糊的，近二年中才认清共产党的目的，劳苦大众求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的劳苦阶层，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为党牺牲而奋斗。因而加入共产党。

对革命目前意见：世界革命胜利即将到来，法西斯已将崩溃，不久革命即可胜利，但需要我们努力争取。

介绍人意见：该同志忠实可靠，思想纯洁，工作积极。介绍人姓名：董炳琨（章）

支部意见：批准党部意见：党员 正式党员 资格候补党员 正式党员

注意：1、介绍人对被介绍人负完全责任，有不实介绍人须受处分以致开除党籍。

2、被介绍人如参加过其他党派，须详细填写经过，现在关系如何，对于从前加入党派意见。

3、有何特长，如会开汽车，修理枪支专门军事技术、看病、演戏、唱歌、播报。

4、填表要用正楷笔，按照各项详细誊写清楚。

志愿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服从党章，缴纳党费，并无条件地接受党分配的工作，执行党的决议，保守党的秘密，不动摇，不投降，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无产阶级及民族解放而奋斗！

1945年3月正式党员（公章模糊，看不清楚）

自愿表中有五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姓名写的石昆明，而非石琨明。但是在我的所有记忆里，都是带有王字旁的琨明，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志愿表由是他人抄写的，结果写错了；父亲的私章是琨明，他平时写自己的名字也是琨明，我特意翻了他的笔记本，得到了一再的确定。

二：45年入党之前没有受过伤，腿伤是在入党之后。

三：我爷爷在外（内蒙五原），每年的收入还不算少。

四：介绍人的情况有欠缺，至少应该说一下他的身份。

五：缺少参军日期和到哪一支部队。

六：没有出生日期

无独有偶，在我母亲这里，也有一份《审查干部结论表》：

姓名：葛莹 原名：葛炳絮 部别：三分院 职别：助理军医 入伍年月：1945年4月 籍贯：河北曲阳 诞生年月：（未填写） 家庭出身：中农 本人成分：农民 问题性质：订正党龄：问题摘要：根据中共河北曲阳县五区北水峪村支部说明：该同志系1940年加入儿童先锋队，1946年由本村万友余介绍入党，本人自诉，1947年4月转为正式党员。故党龄应从1947年4月算起。

1955年7月5日

最后有个巨大的红章，其文字是：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预备学校。

可以看出，母亲早在12岁时即参加革命工作，她的妹妹葛改絮没有改名，也没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她后来嫁给一位本县李家庄的北京工人，于是在北京安家落户，有了5个孩子。为什么入党是由本村万友余介绍？一时不明。

所谓“三分院”，即重庆歇马场预备三分院。在转到步兵学校时，有一个审干程序。

我发现，这些老革命，老同志，对党籍是非常重视的，他们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可以说，党是他们最亲的人。

七

董炳琨战争年代的工作经历，只有他自己和一些战友才比较熟悉，而一些战友只是阶段性的了解，因为分别是经常的事。他自己没有写下自传，令人非常的遗憾。而他这样的经历和文化，是应该写出自传的。

现在看一个人，往往会注意到他的情商和智商方面，我父亲的情商不如我的母亲，母亲去北京总要去见一些战友并且合影照相。我在部队的那些年，42岁离休的母亲完全没有生活负担，她买了海鸥4C双镜头照相机后，拍照成了她的爱好。我73年首次探家，从她那里学到了照相技术，回到部队一展身手。而父亲就不同了，他只回老家见父母亲，战友很少联系，但也有战友前来看他。

大概父亲去北京没有去找过董炳琨，不清楚他是否知其的情况。董老是58年转业的，他的军医生涯共19年。为什么会转业，大概与能留在北京工作有关。董老在协和医院工作到1985年，工作时间长达46年，此时62岁了。

董老的家在北京延庆，他对记者说，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年轻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抗日，一条是当顺民，后一条肯定是不行的。另外从小接受了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选择了参军。

“他们”，当然指的是一批人，但是参的什么军，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前者先到他的家乡，后者是为了讨伐反共者。在日寇的后方，虽说国共是合作的关系，但是张荫梧心存邪念，偏偏要跟共产党过不去，完全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的厉害。况且贺龙到河北也有个扩军的任务，打日本没有发展壮大的八路军是不行的。

董老不说他的家乡在什么地方，所以在网上是查不到的。他只是说出生于普通农村家庭。在16岁时，八路军120事驻扎在家乡附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其父才同意他参军，并且到了医助训练班，成了一名战争中的医护人员。17岁入党后，任外科医生、手术队长、主任、院长、卫生处副处长等职务。

55年解放军大授衔，董老算是营级。医务单位属于后勤部门，即便后勤部长，在授衔时也要压低一级。他58年转业是个不错的决定，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任医学科学情报研究室主任。

1960年董老调到协和医院任副院长，从这时候起，就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系统地总结了协和的办学经验和优良传统，把协和医院的办学经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作了非常深刻的梳理和解析。他的多部著作《协和育才之路》、《一个好医生的成长——吴阶平》、《老协和》等，成为协和的经验和经典文献。从这点看出，董老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不过他写了这么多的文章，却没有见到他写自己，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与董老有过联系，不知道不等于没有。很少见父亲写信，母亲却相反。我在部队时，主要是她给我和弟弟写信。在桂林步校时，办了中学速成班，什么三角、几何都要学。他们上课，我在后面做作业。而父亲在七医大5年，医学知识是丰富的。

门诊部老主任孟叔叔12岁参军，肯定没有什么读书的经历。我的小学同学穆泉，山西人，其父是放牛娃。他1940年14岁参军，文化可想而知。不过打仗很行，18岁当排长，20岁当连长，长期在太行山一带抗日。所在部队是61军183师，为聂荣臻的部队。

董老因为有文化，留在了北京，在革命事业上才有了充分的发展。文化和机遇，是一个人进步的阶梯，当然也有自己的能力和性格。同样在演出单位，田华的表现和我父亲的表现大相径庭，但要说事业，都是成功的。革命军人有不同的岗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他就对得起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