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的元宵节，雪中的敲门声

悟甲

　　从小我的心中就藏着几个金子般闪光的故事，她伴随着我的一生，61年前（1964年2月27日）元宵节的敲门声，是其中的一件。

　　元宵节吃元宵是孩子们的最爱。进入60年代虽然我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向苏联还债，长春市的副食品供应匮乏，街上、院里的“盲流”多，人人都喊“吃不饱”，我家也吃过辣嗓子眼的红色“代食品”、甜菜渣滓、豆腐渣和干白菜帮子，可是尽管如此，我的妈妈精打细算，多方找资源，还是把生活调理的井井有条，使我们每个年节都过得很体面，特别是每年元宵节不仅让我们几个吃上元宵，而且还是油炸的。每当我咬一口黄橙橙，带着油香、炸裂的小口还挤出几点镶着青、红丝的白糖馅的“炸元宵”时真是乐得手舞足蹈，心里想：我是全院最幸福的孩子！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妈妈失业了，她工作的“南关区纸制品厂”解散了；谁知祸不单行，在农村的爷爷又得了“脑血栓”，请了一位山东来的大脑袋的范大夫看病，他开的都是好药，我记得有一种药是《鹿茸精》，一盒6支，一支就是1、06元，几乎每两周爸爸都得骑自行车把药和挂面送回去。一次，在6月份的一个星期六，爸爸的学生要参加“小升初”考试，那时没有“九年义务教育”，中学择优录取，周日爸爸要给学生补课，没时间下乡。我请了一下午假花了1角4分钱，从三道街坐“1路车”到火车站换“2路车”到宋家洼子，然后步行60里地，把药送到山东窝堡爷爷手里。

当时，我会骑自行车，可是没有自行车呀！爸爸骑的“海燕”牌自行车是学校专门安排给毕业班老师的，再说爸爸每天到“远达小学”上班的路就有20里地，爸爸一天也离不开自行车。第二天星期天上午我走20来里地到小合隆，然后再坐市内公交车回来的。那次我奶奶给我拿了四个“大饼子”和一袋“小根蒜”，大饼子我一口没舍得吃，都带回来了。

另外，1960年以后，家里添人进口，我老妹妹，老弟弟也先后来到家里，老弟弟很瘦弱；老妹妹没奶吃，凭票买的奶粉不够吃，就是有地方“走后门”，奶粉也是“脱销”，老妹妹每天只能用古铜色的“古巴糖”泡水补充营养。她到了三、四岁仍然廋得皮包骨，鼓着的大肚子露着青筋。一天一位亲戚从农村来串门，进屋就对我妈说：“二嫂，这孩子还能活吗？扔了得了！”老妹妹那时候可怜的样子现在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起来！

爸爸每月工资58、5元，原来负担6个人的生活，妈妈还有收入，在院里是“双职工”上等户，转眼间就一落千丈，收入减少了，负担却扩大了3—4倍，就好比一个分数，分子小了，分母却几倍的增值，那么“值”不就逼近10位小数了。就是那时假如爸爸当“省长”，每月能挣260元，也是入不敷出。

后来1962年以后我上了中学每月有5块钱助学金，每月拿回来妈妈都让我去粮店买50斤多高粱米（8分钱/斤），为一个月，一家人的“嘴”垫底；1963年舅舅让妈妈改个名，像做“地工”似的在二道街的一个“办公用品加工厂”凭关系给妈妈揽了一个糊信封的话。糊一万个牛皮纸信封4块钱，每月顶多给2万个。

那时候，我们家每天天一亮，房租水电要花销（住的20平方米的1、5间房是公私合营的，房租贵3、43元/每月）；六个孩子要吃饭、要穿衣、要读书；孩子看病要花钱；爷爷又是一个无底洞，还不知道啥时，要多少钱才能填满？一瞬间，老的、小的一起伸手向爸爸一个人要钱，山一样的重压压在爸爸、妈妈身上，每一分钱都得掰成几瓣儿，算计着花，那时候爸爸带的中午饭是用“代食品”蒸的窝窝头，抽两角钱一斤的黄叶子烟，、、、、、

那时，我们家的生活到了谷底！苦不堪言！

因此，到了1964年元宵节就再也没有买元宵的钱了！元宵节早晨妈妈就去了“加工厂”看看有没有“活儿”。

元宵节那天（2月27日），正在寒假中，天又下起了不大不小的雪，“正月十五雪打灯”是使人高兴的事儿，可是，我们高兴不起来，爸爸为了省粮，早晨不让我们起来，阴天，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黑咕隆咚的，屋冷、肚子饿，爸爸给我们讲故事也听不进去。那时，我在靠西墙间壁里的木床上住，九点多了，我起来生炉子。因为炉筒子不够用，那时铁炉子就支在屋子当中，为防止起灰，我慢慢往盖着抹布的炉膛里浇上水，再用手一点一点把灰抓出来，然后，在撘成架的劈柴中点燃一小条胶皮，把炉子点起来后，再不失时机的把砸好的煤坯子填上，这样炉子就点着了，把门开一个小缝，烟慢慢散去，屋里就热乎起来了。

下一步，我还要把到外屋把炕炉子点着，因为，要用这个炉子做饭。

这个时候快十点钟了，我恍惚听见有人用手指在敲我家院里的木门，“呯、呯、、、、、、”因为外屋有两道门，妈妈出去的时候怕进风，都关的严严的，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敲门声“呯、、、、、、”，于是，我赶紧出去开门，心想：妈妈不能回来这么早，莫不是，（我）姥爷来了。

心里在想着，就来到了小院里，雪仍然在下着，可是我看清了：门外站着的大个子男人正是爸爸学校的事务员任翰林，我口里喊着“任大叔”，心里还打着鼓“怕爸爸和弟弟妹妹们没起来，任大叔进屋不好意思”，双手麻利的打开了门，迅速的转身回去喊爸爸，可是，就在我转身的时候，我的右胳膊被任大叔抓住了，任大叔一脚迈进了小院里，轻声的说：“我没事儿，不要叫你爸了”我看的清楚任大叔轻轻地把手里攥着的两张蓝色两元钱纸币塞给我，并说：“告诉你爸：胡（忠信）书记让我给他送4块钱，给你们买元宵。”说完转身推着自行车就走了。我手里紧紧地攥着发烫的“四元钱”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今天看来顺理成章的马上就会脱口而出“谢谢任大叔！谢谢胡书记！”可是那时候也不会说，也根本没想到，因为当时我的心已经牢牢地拴在了手中的四元钱上。。

一会儿，妈妈回来了，拿回来一万个普通信封（糊一万个3块钱）。妈妈让我去买两块钱的元宵。

那一年，国家经济形势有好转元宵节元宵不凭票，我很快就买回来两大袋差不多2斤多元宵，这时雪不下了，天也晴了，家无分文的冷屋子里来了“财神爷”，弟弟妹妹们又看见了元宵，都乐了，小屋里有了“元宵节”的气氛！春天回来了！

十多多年过去了，我在吉林油田有了家，又有了两个女儿，等她俩慢慢大了，我也要和她俩讲“故事”了，我忘了是哪一年了，在过元宵节的时候，当我们四口人一起夹起油炸的元宵时，我眼含热泪向她们讲起了1964年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是怎样吃上元宵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1985年5月，在《吉林石油报社》，在我入党的鉴定会上，等到让我发言时，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为什么要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我就讲起来：1964年2月27日的元宵节，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是怎样吃上元宵的？！然后讲我是拿着共产党的助学金读完初中、高中的，“因为共产党心里时刻想着那些有困难的人，所以、、、、、、 ”

　　1987年2月，我回长春以后，一直想看看“任大叔”和“胡书记”，可是，任大叔的确切通讯处一直找不到，估价任大叔还健在，以后有机会我还要找到他。2001年4月，我找到了胡书记的电话，和他聊了很长时间，特别提到了1964元宵节他让任大叔给我家送4块钱，让我爸给我们买元宵的事儿。胡书记还记着这事儿，他说：你爸那时候在学校教毕业班，工作忙，家庭生活压力也大，你爷有病，你家孩子又多，你那个最小的妹妹还总有病，工资少，还有饥荒，这些事儿压得你爸都直不起腰来，可是你爸还是很坚强的，那时候，我当书记的自己顾自己也费劲儿，为了帮助你家也就是在学校想办法给你爸多申请点补助，别的也没什么办法。

我说：我去接你和我爸吃顿饭，叙叙旧。

胡书记说：去年我见到你爸了，你爸说你们都挺好的，他挺十足。今天我有事儿，什么时候我想上你爸那儿去，我就去，你爸不是还住在“208”吗？、、、、、、

今天是2017年元宵节，53年过去了，我在远离弟弟妹妹万里之遥的莫斯科怀念53年前让人流泪的“元宵节”，我想念我的童年，我想念我的青少年时期的元宵节，那时候我们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和一奶同胞的弟弟妹妹们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吃的是从“南街副食”买的，一个袋里，一口锅里煮的元宵、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唱的是一首歌——是一个家！这已经是不可再版的大团圆了！

53年前的元宵节，那时候虽然我们穷，但是，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时过境迁，53年以后我身在异乡在我心里最响的声音就是“53年前（1964年2月27日）元宵节雪中任翰林大叔的敲门声”！

任大叔、胡书记——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