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纪念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2025年2月3日）

渔舟（成都）

　　今天，昆明气温陡降至8℃，寒风凛冽。我们原计划乘公交车4站地前往陆军讲武堂旧址参观，8点40分来到公交车站查询“车来了”，开往讲武堂的235路公交车，预计10点才能发车（居然是城区公交车）。无奈，只好打的前往。

我们提前两天已预约参观门票，上午9点10分来到展馆前早已排了长长人群等候入馆参观，越来越多的人携家带口走进博物馆，漫步历史文化长河，倾听历史的回响，成为旅游的时尚潮流。

　　云南陆军讲武堂被誉为“百年军校将帅摇篮”，西南联合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昆明这两座“中国最牛大学”，一武一文，文武双全，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清朝末年，甲午战争的阴霾使得清政府深感内忧外患，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效法西方先进经验，云贵总督锡良于1907年3月，将翠湖畔原云南训练营改建为陆军讲武堂，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军事技能的培训，更融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

1935年至1945年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

　　在“坚忍刻苦”校训的激励下，学员们在讲武堂中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造就了一批具有坚定信念、顽强意志和过硬军事素质的军事人才。

　　云南陆军讲武堂有许多知名教官，蔡锷、李根源、顾品珍、唐继尧、李钧烈、张开儒、杨杰等

当时中国面临着列强侵略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教官们大多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革命意识。在教学中，积极传播民主、共和等进步思想，激发学员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

　　讲武堂精神，使得毕业生在后来的护国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历史时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陆军讲武堂中部分同盟会学员。他们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等斗争中，许多讲武堂的同盟会学员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坚定地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共和而奋斗。

　　云南陆军讲武堂因其培养了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共和国元帅及大批将军，被誉为“将帅摇篮”。

从1909年创办到1936年结束，云南讲武堂共培养了8800多名军事人才，其中将领近300名。朱德、朱培德、范石生、杨希闵、叶剑英等杰出校友的名字，更是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

　　1912年民国成立，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共办学23年。当时，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东北陆军讲武堂并称“民国四大军校”。

讲武堂练兵场

云南旧式军队在训练场操练。

　　朱德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各科成绩优异，术科尤为出众，和同学朱培德成为讲武堂有名的“模范二朱”。他积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和学习，掌握了扎实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经历，为他军事思想和革命思想形成的打下重要基础。

　　讲武堂著名教官，其中：

蔡锷是云南讲武堂的著名教授之一。他在1904年毕业后，先后担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1911年，蔡锷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朱德曾是他的学生‌。

李根源，云南讲武堂的著名教授。他是首任总办（校长）之一，并且在讲武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步科训练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在报国无门、苦闷彷徨之际，得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到南洋招生，便投考该校并被录取到炮科学习。他入学后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1919年12月22日，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1927年南昌起义紧张准备的关键时刻，身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南昌起义作出了关键性贡献。

　　叶剑英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证书》

叶剑英在讲武堂毕业照

　　1924年5月，叶剑英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

　　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反对，保路运动兴起。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昆明城内的新军在蔡锷、唐继尧等领导下，在于巫家坝发动“重九”起义。

重九起义成功后，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政府，宣告云南脱离清政府统治而独立，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大重九”烟标的来历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云南爆发“重九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1922年，庾恩锡创办昆明亚细亚烟厂，为纪念“重九起义”，将生产的一款香烟命名为“重九”，推出了“重九”烟标。

1949年6月，时任云南纸烟厂经理苗仲华等人重新修改设计“重九”牌卷烟商标，将其改称为“大重九”，把原来的标识“999”也改为“9·9”。

　　参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旧址题字为吉林大学物理学创始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云南师范大学”是教员集字。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校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

蒋梦麟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

梅贻琦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

张伯苓西南联大常委、南开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年12月29日—1962年5月19日），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31年—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任职期间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

梅贻琦在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

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致力于培养“科学之精神”和“社会之自觉”‌。

“学校之唯一生命在学术事业，学生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我站在闻一多的油画前，断断续续地吟诵着：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和特务暴徒数百人，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和荀继中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由梅贻琦书写。当时三校北复后，梅校长给留下来的学院题写，背后还有梅校长题写的“教学相长”。

　　李公朴（1902年11月26日-1946年7月12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社会教育家、“爱国七君子”之一。

　　闻一多衣冠冢是为纪念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闻一多先生而设立。

　　在“一二.一”纪念馆内，一封血的家书，来自闻家驷，四位烈士牺牲，加上后来李闻事件，让联大多了一份英雄色彩。

　　站在 闻一多与李公朴的画像前，我们不由记得闻一多的《最后的演讲》

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注册卡卡

李政道（左二）和西南联大的同学。

李政道在物理学启蒙老师束星北推荐下，由浙江大学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吴大猷、饶毓泰、叶企孙等物理学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年仅19岁的李政道跟随恩师吴大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恩利克.费米（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进一步深造，开启物理学家的生涯。

　　西南联大毕业的国家领导人和杰出科学工作者。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如陈寅恪、朱自清、华罗庚、周培源等。大学在8年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以及1000多位知名大师。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撰文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篆额是闻一多，书写是文学系主任罗庸。

此碑后来在北京&台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各有一块复制品，而在此处为原件孤品。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这是当时整个民族气节和文化气象的象征。